文革中的工人階級《領導階級》
文革在許多工人的記憶中,始終是一個值得懷念的蜜月。那個時期,工人不但是老大哥,而且被賦予領導一切的地位《領導階級》。
1949年以後的中國始終稱國家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而到了文革時期,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的地位被提得更高。
用毛澤東那句被姚文元作為一篇文章題目的著名口號說,就是《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工人階級與今天打工人農民工的地位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按照中國的階級論的劃分,所謂工人階級,其實主要是指城市全民所有制工廠的工人,被稱作「產業工人」。集體所有制的工人,戶口在城市者,也被划作工人階級。而農村人們公社管轄的集體所有制工廠的工人則被劃為人民公社社員。
直至今天,工人被下崗了,工人階級解散了。被稱作「打工人「,「農民工」。
而「工人階級」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期間,全民所有制工廠的生產工人始終被作為工人階級的基本成員。文革中雖然沒有明確的界定,但從所有的報刊文章、中央文件等來看,「工人階級」顯然只限於這部分基本成員。
上海是全國全民所有制工廠工人人數最多的工業城市,而上海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派運動持續時間之長,對全國文革局勢影響之大,也是堪稱領先的。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地位。部分反映了被稱為工人階級的階層在文革中的地位。
文革中工人地位最顯著的變化便是黨和政府中工人代表席位的增加。
文革前歷屆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常委會中,沒有普通工人代表,上海市總工會的領導被作為工人方面的代表,這些人革命前是中共地下黨工委系統的領導。
自1949年至文革前的1966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書記、常委和委員的席位中,只有一個委員名額是留給工會的。而在上海市政府方面,1950年,33名市長和市人民政府委員中,上海市總工會方面有 4個名額,以後越來越少,到1965年12月,市第五屆人代會更只有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張祺一人算是工會方面的代表。雖然以工會領導代表工人作為參政成員的做法是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通例,但這些工會領導一則脫離工廠已經很長時間,二則不是工人選舉產生,只是共產黨委任,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代表工人的本意。
而在文革中,可以說,至少在上海,政權對工人的吸收是1949年以來最多的。
許多過去的普通工人進入各級權力機構,人數比例遠遠超過了過去的十七年。
在上層,從1967年初的文革奪權機構「上海人民公社」到以後的文革權力機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工人代表的比例都遠比文革前高。
在政府機構中,最初的奪權機構「上海人民公社」19名「公社臨時委員會」的委員中,工人代表佔了4名,是占名額最多的。
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105名委員中,工人代表43名,還是最多的。
而在政黨機構中,上海1971年恢復成立的第四屆上海市委中,7名市委書記,工人佔兩名。16名市委常委中,工人佔4名 。
上海工人造反派被視為工人中的精英,文革的傑出代表。
工人造反派的領袖人物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等進入了上海權力中心,擔任了市委、市革委會書記、主任或各委、辦的負責人。王洪文更是當上了十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秀珍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金祖敏任上海市委組織部負責人。
在各工業局、公司和基層工廠,工人也擔任著各種領導職務。
尤其1968年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發表后,「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達到頂點,大批工宣隊進駐新聞、出版、文藝以及大學、中學、小學等「上層建築領域」,擔任各級黨政領導,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
據上海市總工會1974年的統計:當時全市工宣隊總人數10713人,被「結合」為黨的書記、委員或革委會的主任、委員的人數共4142人,其中進黨委者189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擔任實職、掌握實權,許多人雖然只是副職,但權力往往比擔任正職的老幹部還大。
在基層各級黨和政府的委員會中安排工人代表,從工人中選拔幹部,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政策,文革前也這樣做。
文革前那些真正握有實權的工人幹部,都是在長期的工作中一個階梯一個階梯地上去的,長期的黨或行政工作,使他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更多的是「黨的幹部」,換句話說,他們不能再算作底層工人的代表。
因此,每次黨代會、人代會,都會安排一些底層生產第一線的工人代表。但這些代表只是象徵性的,他們不脫產,即不脫離生產崗位,仍然是工人,並不擔當任何領導實職,沒有相應權力。
更與十七年不同的是,文革中黨的權力雖然更為集中,但黨的威信卻因文革初期幹部的普遍挨批判而下降,共產黨的幹部不再象五十年代那樣神聖不可批評。
文革中擔任領導的工人就是因為造黨政幹部的反才得以被選拔進入黨政機構的,因此他們不象文革前被提拔的工人幹部那樣事事聽命於黨的幹部,許多人甚至在整個文革中與文革前便擔任幹部者關係始終不融洽,儘管他們自己也擔任了黨的幹部,這些新幹部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更多的是工人幹部而不是黨的幹部。
一些工人造反派甚至希望能用毛澤東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最高指示」,建立起工人造反派的權威。分割黨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形成的唯一的權威。因此他們無時不刻地注意自己這個群體在黨政機構中所佔的席位以及對於政治參與的有效性。希望對黨政機構施於儘可能大的影響,甚至左右黨政機構的決策。
而在事實上,黨的組織也從來沒有象在文革中那樣委屈求全於群眾組織,在群眾組織的衝擊干擾前顯得那樣軟弱無力。
這種現象直到中共「九大」后仍未消除,雖然那時已再三強調恢復黨的權威。
尤其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始終是一支強有力的社會力量,影響著整個上海的局勢。
從1967年的「一月革命」,直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上海所有的風波都首先由他們掀起,各派力量為了顯示自己對文革的支持以及對工人階級的尊重,都想方設法與工人造反派稿好關係,工人造反派在各級領導中的席位以及對他們意願的重視,被看作是對待文革的態度。
甚至連中共中央及國務院,也多次要上海輸送「優秀工人幹部」,毛澤東周恩來對此都曾有過指示,周恩來向王洪文交辦過此事,還曾批評上海思想保守,向中央輸送幹部不多。
工人造反派擁有的也只是執行政策的權力。他們爭奪席位,就是向幹部階層爭奪更多的政策執行權。
幹部階層對工人造反派的滲透始終保持高度警惕,這使工人造反派參政受到很大阻力。工人造反派絕大多數不是共產黨員,他們要參政,首先必須入黨。而幹部階層能夠制約他們參政的重要手段,就是卡住他們入黨,因為入黨必須由黨員舉手通過。許多工人造反派因此遲遲入不了黨,因此也就進不了黨的領導機構。
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后,這個問題才有所突破。
此外,1969年至1970年的「清隊」和「一打三反」,給幹部階層向工人造反派清算之機。在上海,一機、紡織、輕工、化工、儀錶、手工、二機、冶金、電業,九個工業局,到1973年,已經擔任各級領導的工人造反派新幹部,被清洗者有137人,佔九局擔任了幹部的工人造反派的36%。
而在上海10個區擔任了幹部的工人造反派中,被清洗者135名,佔43.5%。1975年鄧小平復出后,更是明確反對「直升飛機」式地提拔工人造反派,提出調整被「勇敢分子」即造反派幹部當權的領導班子。幹部階層的抵制,使得工人造反派在黨政機構中的席位相對文革前雖然增加許多,但相比黨政機構幹部的絕對數,還是不高。
因此,儘管工人造反派佔領了領導職務,但他們內心深處始終有種強烈的不安全感,總是生怕有朝一日時局復辟,那把「秋後算帳」的達摩克利特劍始終懸在他們頭上。這其實是對文革的不自信,是文革前挨整恐懼的延續,也是對掌握著國家機器的幹部強勢集團「永不翻案」之類保證的不信任。
工人造反派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決策始終是認同的,對毛澤東文革的方向,始終 「堅決擁護」。
因此,他們從來沒有以工人的身份對文革的政治和經濟政策表示過懷疑,在關乎工人真正利益的工資、獎金、分房、勞動政策乃至上山下鄉等方面,他們與當政者沒有任何分歧,而且還積極擁護。
文革8年不加工資,取消計時或計件獎金,除了上海,大多數地區連基本的5元月獎金都被取消。
工人的起點工資下降許多,連上海都從每月42元下降到36元,嚴重損害工人經濟利益。這些已經當權的工人造反派從來沒有表示異議,而且跟著擁護「破除資產階級法權」。
在涉及千家萬戶的「上山下鄉」政策方面,他們也是不遺餘力地動員工人子女去農村。
工人造反派關心的是「走資派還在走」之類的政治鬥爭,參政的目的是為自己群體爭取更多的黨政席位,這不得不使人得出結論:他們比較多具有的是新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被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制度搞私有化的道路之爭。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一上台就將這些工人幹部趕下台,並將工人下崗,解散工人階級隊伍。不就證明了這是階級鬥爭。是中國共產黨內的路線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