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招收工農兵學員背景和程序

文革招收工農兵學員背景和程序

現在人們一提到工農兵學員，就將其與「走後門」掛鉤。其中除有人湊熱鬧、有人心理不平衡、有人藉此做別樣文章之外，大多數人是因為不了解當年招收工農兵學員的背景和程序。

   

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在上海機床廠工人大學培養一線工人報告的批示上肯定了該廠的做法，要求全國大專院校儘快恢復招生。此即後來啟動大學教育革命的「7·21指示」。

   

1970年春天，全國重點院校，如北大、清華、武大、華工等，開始試招工農兵學員，試招人數大約5萬人。1971年全國院校基本上都恢復了招生，僅武漢地區就有17所地方院校恢復招生，全國招生人數大約有15萬人。1972年之後高校在恢復的基礎上開始拓展，如武漢測繪學院由此前專招部隊學員的「軍測」恢復為地方院校，不少高校逐漸開辦了一些分校，如復旦大學分校、華中師院京山分院、黃石分院，湖醫咸寧分院等，全國大專院校招生的人數每年在16萬到17萬人以上。

從1970年試招到1976年招收最後一批為止，全國大專院校共計招收工農兵學員百萬人以上（之前採用的據網友提供的95萬人的數字偏低），這還不包括部隊院校的學員。全國縣以上各類中專從1971年開始全面招收工農兵學員，其中各級師範學校、財貿學校、機械學校、衛生學校招收的人數尤多。從1969年到1976年全國共招收的大中專工農兵學員大約有2300萬人。全國縣以上的共大（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全國各級各類廠礦企業的工人大學、技校共計培養的工農兵學員也不下2000萬人。

     

黨的「九大」之後，開始由疾風暴雨式的文革時期進入到繼續革命時期，到1976年10月經歷了近七年半的時間。在這段時間中，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大批老幹部、老知識分子奔赴五七幹校學習提高，然後再根據國家需要逐漸給其分配新的工作，此即後來他們中的一些人愛說的「住牛棚」；地方各級黨委、革委會班子的組成人員為老中青、軍干群「三結合」，兩套班子，一套人馬，內設機構通常是三大組，即政工組、業務組、後勤組，幹部人數大約是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老幹部、老知識分子等社會上層人員不可能大規模搞特殊化，各級領導班子成員也不可能搞特殊化。

當年各級各類領導班子的結構安排，既有利於班子成員之間的取長補短和班子內部的相互制約，也有利於班子外部人民群眾的大字報、群眾組織的批判會等各種「大眾民主」的方式隨時隨地的監督。

   

當年農村基層組織是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大隊是黨支部和管委會，兩套班子一套人馬，也就是黨支部書記、大隊長兼財經隊長、會計、婦聯主任、團支部書記、民兵排長几個人；小隊是隊委會，幹部有隊長、財經隊長兼倉庫保管、會計、出納、記工員。大、小隊幹部都在各自所在的小隊參加集體勞動，按勞動出勤計算工分，業餘時間的開會、做思想工作不計工分；大、小隊的日常工作除上級督促外，還要接受住隊幹部和社員群眾的監督，毫無特權可言，按現在的說法是既累又得罪人的苦差事。各小隊都設有社員大會，隊里的大小事情都要經過社員大會同意，會議決定後由隊委會貫徹執行，村幹部這些人處處都要看群眾的臉色行事，事事都要走在群眾的前面，叫做「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的是幹部」。幹部只有如此這般，才能表示自己在「繼續革命」。

   

當年推薦工農兵上大學有著嚴格的工作程序。每到招生時節，先成立各級由地方、院校、部隊的相關領導和工作人員構成的專班，然後層層下發招生文件，規定招生院校及名額、招生對象及條件、招生工作要求、領導責任、違規處分等，報紙、廣播配合宣傳招生意義、政策、要求等。其中招生條件具體明確，主要是：工作三年或在實踐中鍛煉三年以上，初中以上文化或同等學力，本人政治面貌、一貫表現（有劣跡者一票否決），家世清白（招收一定比例的可教育好子女除外），身體健康（體檢不合格者淘汰），年齡在25歲以下，業餘愛好和特長。招生指標層層分配到基層單位。

     

實施推薦時先由公社召開全社大、小隊幹部會議，傳達招生文件和部署推薦工作；然後各小隊根據公社的推薦指標及要求召開各自小隊的社員大會推薦本隊合格青年，沒有就不推薦；大隊黨支部開會對各小隊報來的青年比較擇優選拔上報公社；公社黨委再在各大隊報來的青年中進行比較擇優，定出被推薦人和備選人上報區黨委；區委比較研究確定后，組織對初選人員進行政審和體檢；政審、體檢中如有落選人員，由區委在各公社報來的備選人員中比較擇優補上，再對這輪初選者進行政審和體檢，有不合格者仍照上述要求辦理；直到推薦的人員都合格后，報縣招辦審查公布，接受舉報，無異議后報地區審定；各地、市招收的人員均確定后，彙集到省招辦審核、備案。其間招生院校參與層層推薦人員的業務及能力考核，還有最後的決定（錄取）權。工礦企業和部隊的推薦工作也按照這樣的程序從基層層層往上推薦。

       

當年工農兵學員的招生工作是一項政治任務，各級黨委層層把關，至於說到「開後門」的事情，暗箱操作，偷偷摸摸，權錢交易，權色交易，不能說沒有， 但操作也相當困難， 各地都有常年的評選先進模範制度， 知青要選模範， 沒實幹精神很難當選，首先必須得到村民認可。當年的推薦工作基本都是正大光明地在群眾中進行的，就是有幹部子女被推薦上會的，其他條件也得過得去，不是特別優秀的誰也不敢再往上推薦，怕擔責任。當時的幹部真的要是有一點點徇私枉法的事情，一封信，一張大字報就會了結束這些人的政治生命。一句話， 走後門，腐敗是存在的， 但遠遠沒有現在一些人想象 或傳說那麼嚴重， 這其實就是改開以後鄧某一幫黑文革，黑老毛的結果。

當然，任何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現在看來，當年的推薦工作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如過多地考慮地區平衡、男女比例平衡、各類群體之間平衡的因素而造成的工農兵學員「文化不齊」的問題，少數學員文化水平太低造成學習困難， 這就是1973年招生 恢復考試的原因， 考試結果也作為重要錄取指標（不是唯一）， 後來因為張鐵生的反潮流，以後幾屆又取消文化考試？但是「反潮流」后一概排斥試卷， 從而又出現遺漏了一些賢才的問題。所以說任何制度都有缺陷， 都存在不公平的問題。

 工農兵學員中知青，社會青年和農村青年大約各佔1/3， 根據專業， 不同有所差異。幹部子女， 尤其是高幹子女，大約有1/10， 這些人背景強， 走後門的概率大一些，但他們文化程度高， 見多識廣， 多少確有真才實學， 這些人有些有利用關係上大學的， 但說是走後門有些也是說不清楚的。有人理想化要求公平， 實際上任何社會， 任何時代，要做到完全公平，公正 是不可能的， 對一些人看來公平， 另一些人就會認為不公平。對工農大眾來說， 文革時期恐怕是最公平的時代， 但對一些知識分子， 老幹部等，受到打壓的四類分子等， 肯定就是不公平了。對於那些想通過科舉制度出人頭地的人來說， 就是喪失了一些機會，也是一種不公平。還有當時雖然有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平等對待的政策，但具體執行中， 肯定有部分人因為政治背景， 政審不過關而被大學拒之門外。

最後說一點，工農兵學員的最後錄取權還是學校的， 任何走後門的現象 根本上是受制約的。基層推薦的人數和最後錄取的比例是3：1，這個原則也大大減少走後門的概率，一般來說， 學校工作人員和基層有瓜葛的人極少。

寫此文的目的就是還原一些歷史的真實， 如果與事實出入， 也請批評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