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體現在工農地位被提高
為什麼說《教育公平》體現在工農地位被提高?因為人類社會自分化為階級以來,工農勞動者一直是社會最底層的《窮人》。教育對《窮人》來講是無人問津的,也是遙不可及的。就是新中國剛成立時文盲率達到80%以上。
而《富人》受教育就從一出身被安排好了的。還要為《富人》的教育喊公平不公平嗎?今天的《富人》們還用《高考》嗎?有錢就不用《高考》去上《貴族學校》《私人學校》《國際學校》《出國留學》。還可以用錢請人代考。請人一對一私教。還可以用錢買《畢業證書》《大學文憑》。博士論文可以請人代寫,博士學位可以用錢買到。
而要讓工農地位提高的第一步做到了,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全體工人有了鐵飯碗,享受社會福利。農村人民公社的貧下中農當了主人。緊接著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就為工農掃盲,工人農民們得到好的教育,工人農民們更要有知識來管理這個國家。
然而被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復辟資本主義后的改革開放中,受到解放的窮人,被掃盲的窮人和受到高等教育的窮人上升至富人後,一部分己投降了資產階級。有的不但不幫窮人還欺壓起窮人來了。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文革》中後期的教育改革以大力發展農村教育,提高升學率。在城市,廢除大學入學考試。而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半工半讀都成為常規。
讓廣大的勞動人民子弟享受教育權利。
如果將有限的教育資源只是投入發展少數人的高質量教育,那還是大眾教育嗎?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了前者,比如印度。與其相對,毛澤東在《文革》的中國選擇了一套全民教育體制。
於是,在印度,一些畢業生位於世界頂尖,而同時文盲率長期維持在很低的水平。相反,中國在快速並持續降低文盲率上的成績很突出。
此外,毛澤東時代《文革》中的教育政策向有工農背景的學生傾斜,而不是用考試成敗取人。一方面減小了父母是知識分子或有特權背景的學生的優勢,另一方面遏制了教學脫離實際的現象。
比如,1970到1971年大學重開時,申請入學的學生需要有兩年工廠或農村的工作經驗、公社或工廠的推薦信,這些取決於他們在實際工作中的表現。
上山下鄉對農村教育的影響。
毛澤東時代《文革》時期,在農村人民公社以下的每個生產隊建一所小學,每個公社建一所中學,這快速增加了就讀小學和中學的學生數量。在農村,高中學校的數目從1965年起增長了約80倍,於1977年達到最高峰。
與此同時,初中、高中老師配備成了一個大問題,多數農村的高中畢業生會把高中教育當作永遠離開農村的手段。
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為農村教育帶來了新力量。一部分知識青年成為了當地的老師。還有到「五七幹校」參加政治學習的幹部和大學教師也成為了農村教育的老師。
教學思想要理論聯繫實際。
1965年,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粱、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毛澤東要求學校的課程設置、教材編寫要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需要,教師講授知識要注意聯繫社會實際和學生實際,反對學生死讀書、讀死書,提倡培養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當時,高考要求全國使用統一課本,但這些課本為考試而設計,很不適合農村教育。電影《決裂》中就曾表現過這一問題。而1960年代中期,政策允許地方學校靈活掌握教科書的使用、甚至自行開發教學材料。最重要的是,要求所有學生同時參與工作和學習。
學生的這種輔助勞動同時對生產起了很大作用。在農村給工業的擴展奠定了基礎。而農村工業轉而成為資助教育的收入來源。
1966年,毛澤東還在一封信中談到,學生「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毛澤東的教育遺產。
因為致力於大眾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毛澤東時代《文革》時期的教育革命給新中國教育帶來巨變。教育供給的總水平提高了,縮小城鄉差距、消除特權階層的子女獨佔的階級優勢的目標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
入學率與識字率的上漲。
小學教育基本普及。畢業生從1960年代早期的500萬飆升到1977年最高點的2500萬。其中,農村從45萬升到2100萬。入學率從1964年開始明顯增長,在1970年代中期達到了90%多的高峰。
中學教育增長更明顯。到1970年代晚期幾乎所有學生都能進入初中。高中階段增長同樣顯著。1970年代中期,70%的孩子進入高中。城市、農村都是有體現。1960年代出生的農民的兒子平均接受了8.2年的教育,而1945年出生的只有5.8年。
另外,識字率的增長和文盲率的下降也趨勢明顯。
1949年到1952年之間出生的女性文盲率遠超過40%,而男性是13%。這種不平等在毛澤東晚期得到緩解。1963到1967年間出生的男性文盲率降到了4%,而女性從40%迅速降到15%。
教育公平的實現。
城鄉平均教育水平差距縮減很顯著——1962年城鄉升學率差距約為60個百分點,到1970年代末縮減到約15個百分點。
毛澤東《文革》時期政策對教育公平的作用極大,還表現在工人和農民的地位被提高,知識分子和城市幹部的特殊地位不再是子女受教育的優勢。
在1960年到1965年,父親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進入大學的幾率是父親為文盲的人的3.6倍。而在文革期間,父親的教育程度對升入大學的幾率沒有顯著影響。
出生於1940年代晚期的幹部、知識分子的兒子往往比農民的兒子多受2到2.5年的教育。而出生於1950年代中期的人的此差距降低到不足一年。
這樣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對有著知識分子和管理階層的家庭背景的學生而言,文革是不受歡迎的。
毛澤東時代《文革》時期的發展戰略嘗試改造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築,而教育制度的轉變正是這個戰略中的關鍵一步。
毛澤東重視初等教育的普及、強調教育公平、推進教育與生產勞動的結合在實踐上都取得了顯著成果。這些成績是發展中國家的典範,也是毛澤東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