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交房租收入支出透明公開

毛澤東交房租收入支出透明公開

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工農紅軍隊伍里沒有「軍餉「，每月不發放「俸祿「，工農紅軍沒有「工資」。

新中國成立后延續了資產階級的法權實行「等級工資制「。

毛澤東沒有為自己建豪宅，《毛主席的房屋包括傢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

「毛主席的房子是一個大概200多平米的四合院。家裡還住著江青、李敏、李訥，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兒。」

吳連登說，毛主席家的倉庫大約有十五六平方米，房子很破，一直沒有維修過。倉庫里有6個木製的舊柜子，主席3個，江青2個，還有一個小的放著毛岸英的東西。「現在想起來，我都想流淚。很多東西是從延安帶過來的，有主席穿的大棉襖，破得不能再補的衣服，換下來的毛巾、襪子、襯衣。

還有一些主席的毛衣和毛褲。他進城後身體發胖不能穿了，就讓我們想辦法拿到毛衣廠去加邊改肥。連他在延安時期剩的毛衣線頭、補衣服的補丁，兩個大包裹，全都帶回來了。我們不敢扔掉哪怕一點，後來給主席補毛巾被、補內衣什麼的，就從這裡翻著用。」

吳連登還記得毛主席蓋的毛巾被，最多打過73個補丁。「補丁用的全是舊毛巾。連襪子也補。我們補的針腳大，就動員主席買新的，要不接見外賓，一拉褲腿，針腳就露出來了，但是主席不同意。主席去世后，1993年我去韶山，又去看主席的遺物。當看到他的衣服時，我忍不住哭了，都是舊的，這就是一個國家的主席啊！」吳連登在毛主席家的倉庫里，既沒有看到值錢的用品，也沒有發現一件禮品，更別說金銀首飾了。

「豐澤園的院子年久失修，牆皮脫落得厲害。有一次，工作人員沒跟主席說就修了，主席知道后非常生氣：『花錢的地方太多了，怎麼花在這個上面？』主席抽煙多，火柴用得多，我跟他12年，沒見他用過一個打火機。他講禮貌，從不沖著別人划火柴，都是朝里划，火柴盒這邊划完了，再划那邊。開始我們把舊火柴盒扔了，他一看換成新的就問：『舊的哪兒去了？那盒子還是好的嘛。』我們就明白了，去買散裝的火柴放到裡面，再用毛筆把磷刷上。他一看：『哎，這好！』他吃飯時，飯掉在桌上，他揀起來放在嘴裡，我親眼看到的。他說：『農民們現在很苦。』主席一直惦記著人民，直到70多歲生病時，還派人到門頭溝去了解煤礦工人的工作條件是不是好了，矽肺病是不是少了。」

吳連登給毛主席收拾房間，一般都在晚上九、十點鐘。「主席只有到這時候，才出屋換換空氣或者是去中南海游泳，這是我最忙碌的時候。」吳連登最費心的，就是收拾床鋪。「主席的卧室基本也是辦公室。他的床上堆滿了書，有的夾著紙條，有的翻在某一頁，橫放、豎放的都有。一定要記住，無論換床單還是擦灰，原來書是怎麼放的，在什麼位置，絕不能變，絕對要保持原樣。絕不能出現因為做了清理，而讓主席找不到書的情況。」有時到外地出差，吳連登要把主席帶的書打包，但吳連登能做到：主席在外地的床上和在家中的床上，物品的擺放一模一樣，絲毫不差。

這要從一個農民，名叫吳連登來到毛澤東家掌管財經大權開始說。吳連登，給毛主席當管家12年。 吳連登是江蘇鹽城人，1941年出生在一個「常年為地主當長工」的窮苦家庭。1958年，小學沒畢業的他便在鹽城農機廠當雜工。不久，他考入鹽城地委招待所，成為服務員。「即便是打掃衛生，即便是端茶送水，我也總比別人快。我一趟能拿10個暖水瓶，一手提4個，兩個胳膊再各夾一個。招待所離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點起床，就這麼來回跑，一個人負責整整一棟樓。」

1959年，北京人民大會堂建成，開始從全國各地挑選服務員。吳連登所在的鹽城只有一個名額。領導挑了吳連登去北京當服務員。被分配到人民大會堂餐廳當服務員。

1961年5月，吳連登永遠忘不了走進中南海的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輛平板三輪車來接我們，周圍擠滿了來看熱鬧的同事。我倆把行李放在車上，跟在三輪車後面，一步步走進了中南海。」

不久，吳連登在中南海頤年堂，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個習慣，開會他基本上是第一個到，他要和陸續進來的人有面對面交流的機會。」這天，毛主席來后，吳連登被派去給毛主席上茶。

「毛主席還有個習慣，凡是第一次見到的人，他都會盯著你看，問你的情況。主席問我：『你是新來的吧，叫什麼名字？』我說我叫吳連登。主席問我的名字是誰起的，我說是一個和尚。主席笑著說，『一聽就不是父母給起的，這個名字好』。主席又問我是哪裡人，我說是江蘇鹽城來的。他說，『噢，咸城來的』。我說『不對，是鹽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嗎？」毛主席這麼幽默，我就沒那麼緊張了。」 此後的3年，毛主席接見外賓、開會，吳連登服務過多回，但毛主席再也沒有問過他一句話。

1964年國慶節，22歲的吳連登正在天安門城樓上服務，毛主席身邊的護士長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吳連登有點發愣，不敢相信。「見到主席，他堅持讓我坐在他旁邊的沙發上。主席說，『你不就是那個咸城人嗎？我可記得你喲。』我有些惶恐，又介紹了自己的姓名。主席說：『我要和你商量點兒事，想請你到我家去工作。因為我身邊有許多事情，家裡也有許多事情，都沒有人做，我想請你，能不能給我幫幫忙？』當時，我既緊張又感動，主席竟然這麼客氣，請我幫忙。我激動地說『好！』，就這樣我進了毛主席的家。」

來到毛主席家，吳連登最初的工作是負責雜務，搞衛生、整理庫房、打水送飯。「毛主席的房子是一個大概200多平米的四合院。家裡還住著江青、李敏、李訥，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兒。」

吳連登說，毛主席家的倉庫大約有十五六平方米，房子很破，一直沒有維修過。倉庫里有6個木製的舊柜子，主席3個，江青2個，還有一個小的放著毛岸英的東西。「現在想起來，我都想流淚。很多東西是從延安帶過來的，有主席穿的大棉襖，破得不能再補的衣服，換下來的毛巾、襪子、襯衣。

還有一些主席的毛衣和毛褲。他進城後身體發胖不能穿了，就讓我們想辦法拿到毛衣廠去加邊改肥。連他在延安時期剩的毛衣線頭、補衣服的補丁，兩個大包裹，全都帶回來了。我們不敢扔掉哪怕一點，後來給主席補毛巾被、補內衣什麼的，就從這裡翻著用。」

吳連登還記得毛主席蓋的毛巾被，最多打過73個補丁。「補丁用的全是舊毛巾。連襪子也補。我們補的針腳大，就動員主席買新的，要不接見外賓，一拉褲腿，針腳就露出來了，但是主席不同意。主席去世后，1993年我去韶山，又去看主席的遺物。當看到他的衣服時，我忍不住哭了，都是舊的，這就是一個國家的主席啊！」吳連登在毛主席家的倉庫里，既沒有看到值錢的用品，也沒有發現一件禮品，更別說金銀首飾了。

「豐澤園的院子年久失修，牆皮脫落得厲害。有一次，工作人員沒跟主席說就修了，主席知道后非常生氣：『花錢的地方太多了，怎麼花在這個上面？』主席抽煙多，火柴用得多，我跟他12年，沒見他用過一個打火機。他講禮貌，從不沖著別人划火柴，都是朝里划，火柴盒這邊划完了，再划那邊。開始我們把舊火柴盒扔了，他一看換成新的就問：『舊的哪兒去了？那盒子還是好的嘛。』我們就明白了，去買散裝的火柴放到裡面，再用毛筆把磷刷上。他一看：『哎，這好！』他吃飯時，飯掉在桌上，他揀起來放在嘴裡，我親眼看到的。他說：『農民們現在很苦。』主席一直惦記著人民，直到70多歲生病時，還派人到門頭溝去了解煤礦工人的工作條件是不是好了，矽肺病是不是少了。」

吳連登給毛主席收拾房間，一般都在晚上九、十點鐘。「主席只有到這時候，才出屋換換空氣或者是去中南海游泳，這是我最忙碌的時候。」吳連登最費心的，就是收拾床鋪。「主席的卧室基本也是辦公室。他的床上堆滿了書，有的夾著紙條，有的翻在某一頁，橫放、豎放的都有。一定要記住，無論換床單還是擦灰，原來書是怎麼放的，在什麼位置，絕不能變，絕對要保持原樣。絕不能出現因為做了清理，而讓主席找不到書的情況。」有時到外地出差，吳連登要把主席帶的書打包，但吳連登能做到：主席在外地的床上和在家中的床上，物品的擺放一模一樣，絲毫不差。

1968年，吳連登被正式任命為管理員，毛澤東將自己的工資、家中的各項財政支出，都交給他全權管理。

給毛主席管家，吳連登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很多人不信，國家主席還這麼緊張？毛主席的工資404.80元，每月的固定開銷：黨費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傢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隨著物價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這些錢都由毛主席負擔；江青還有一個姐姐住在這裡，每月生活費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還要取暖費30多元。大約固定花銷為200元。」

吳連登算著毛主席的幾大開支：「吃飯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的一棵菜，也要付錢。主席還有很多民主黨派的朋友，請黃炎培、章士釗他們，也是主席自己掏錢。另一個開支是抽煙，每個月將近100元，還要有幾十元的茶葉。主席在外面開會，我總要帶著茶葉去；如果沒帶茶，就算是在大民大會堂開會喝一杯茶，臨走主席也要求我付給他們一杯2角錢。」

吳連登說，原本毛主席領取的是國家一級工資，總數是610元。三年自然災害后，他帶頭將自己的工資從一級降到了三級，404.80元。「一直到主席臨終的時候，這個數目再也沒變過。」

「毛主席沒有其他方面的補貼嗎？」記者問。吳連登肯定地回答：「沒有。主席還不如我們工作人員，我們出差和加班還有補貼，但是主席除了工資，沒有任何額外收入。他說他不能開這個頭。」吳連登有時也很為難，「我們去外地出差，人們認為能請主席吃頓飯，是莫大的榮幸，但是過後我都會去把飯錢補上，這是主席的硬規定，沒人敢違反！主席說，如果他走到哪裡都付帳，下面的人誰也不敢不付。」

毛主席還有一筆開支：湖南老家經常來人，有的是經濟困難，有的是來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時帶的一點生活費，都由毛主席負擔。「所以錢很緊張，我說這個家不好當。錢不夠用時，我只能為難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著賬本，先給他逐一彙報這個月的開銷，主席一看我的架勢，就會問『錢又不夠用了？』然後我要自己打報告，後面附上賬單，一筆筆，清清楚楚，主席簽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別會計室去領主席的稿費。但也不能月月如此，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職，所以主席家的錢最難管。」

江青的工資，也由吳連登管理。「江青的工資是243元。工資領回來我就記到賬上。她的個人花銷由她自己負擔。主席的賬我叫一號賬，江青的賬我叫二號賬，他們都是各花各的錢，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現在通常說的AA制。所有的採購花銷由我來辦，然後晚上回來記賬，從牙膏、手紙到菜錢，都要詳細記錄。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每個月要簽字，定期給主席看。」

吳連登說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購買攝影器材和沖洗膠捲。「江青自己不摸錢，毫不誇張地告訴你，甚至有一次，她讓我拿三元面值的人民幣給她，我們國家哪裡發行過這種錢？女同志需要打扮，她經常讓我去給她改一些衣服，或者購置一些東西。沒錢的時候，她也會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再過段時間又染成黑色來穿。有人說江青拿牛奶洗澡，這個在毛主席家裡是沒有的，我負責採購，沒有買過那麼多牛奶。江青當年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髮膠。當時我不知道這叫什麼名字，噴在頭髮上有泡沫那種，非常難買，只有友誼商店可以買到，每次都是我去。」

吳連登記得，江青喜歡京劇，常叫一些京劇界的朋友來開會。「但她每次都是中午11點散會，下午接著開，讓他們回去吃飯，減少開支。後來，江青因為錢不夠花，還曾欠過新華社8000塊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