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外國要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

學外國要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

「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意識到學習國外事務的重要性。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專門就吸收外國進步文化進行論述，提出要「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頁。毛澤東認為外國的進步文化，凡屬於我們用得著的東西，我們都應該吸收。毛澤東對學習方法也加以探討，主張學習外國文化「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頁。

1944年7月，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莫里斯時，再次談到批判地學習國外事務的問題，他說道：「我們批判地接受中國長期的傳統——繼承那些好的傳統，而揚棄那些壞的傳統。我們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來自國外的事物。我們曾經接受了諸如達爾文主義、以華盛頓和林肯為範例的民主政治、18世紀法蘭西哲學、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來自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以及來自俄國的列寧主義。我們接受一切來自國外的、對中國有益和有用的東西，我們揚棄壞的東西，例如法西斯主義」。他最後總結說，在接受和評價中國歷史和外國條件時，應採用適當形式極其重要，不可盲從。《毛澤東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頁。

這種批判地學習、不可盲從的思想一直貫穿至新中國成立后。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的《論十大關係》報告，是他長期思考後的一個總結。文中專章論述了「中國與外國的關係」，明確提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頁。毛澤東認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提得是對的，只不過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不願提、不敢提。提這種口號是需要有一點勇氣的，提的時候「要把戲台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3頁。毛澤東長期以來所持的「向外國學習」的思想在《論十大關係》中得到了很好體現。

至於怎樣向外國學習，也就是學習的方法問題，毛澤東在文中也做了充分論述，將其主要歸結為三點：

一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學。毛澤東認為：向外國學習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對外國的自然科學，我們也要有批判地學。在技術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學了比較有利。但是，已經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辦了。《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742頁。

二是要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地學。毛澤東認為，學習馬列主義，要學習屬於普遍真理的東西，並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即一方面要堅持並在實踐中應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和吸收外國的實踐經驗，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是要吃大虧的。要把中國和外國的東西有機結合起來，而不能簡單套用國外的東西。

三是變為己用地學。毛澤東主張：「要向外國學習科學的原理。學了這些原理，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8頁。換言之，不僅要簡單學習，還要學會運用，並且中國化的運用。毛澤東曾打比喻說，學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向外國學習，目的還是要創作中國的東西，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民族風格的東西。

對於外國進行學習和借鑒也是毛澤東世界眼光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曾說，我們要熟悉外國的東西，讀外國書，但是並不等於中國人要完全照搬外國辦法辦事，並不等於中國人寫東西要像翻譯的一樣，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向國外學習，包括學不學、學什麼、怎麼學，毛澤東既體現了對中國的堅守，又體現出了寬廣的世界視野。毛澤東從來不吝嗇對國外的學習，但保持了難得的清醒，一方面他說「一切國家的好經驗我們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另一方面他也說「對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都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國內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困境。1949年12月，毛澤東親自率領代表團訪問蘇聯，爭取蘇聯對中國經濟建設的援助。毛澤東的這次訪蘇之行，不僅為中國帶來了3億美元貸款的經濟援助，還為中國帶來了援建50家企業的技術支持。到1955年，中國確定向蘇聯引進的項目達到156個。除引進先進設備外，毛澤東也很重視人才智力的引進。據統計，自1949年8月劉少奇從蘇聯帶回第一批專家開始，到1960年蘇聯全部撤走專家為止，援華的蘇聯專家總人數超過了18000人。而前往蘇聯學習的中國人人數更為龐大，1950年至1960年間，蘇聯共接受38000多名中國公民前去學習或實習，1949年至1966年，蘇聯的學院和研究機構共培養中國大學生、研究生和實習生11000多人。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新華出版社2009年版，第316—318頁。這群留學生中很多人學成歸國后成長為各條戰線的領軍人物，江澤民、李鵬等還走上了國家領導人的崗位。

在向外國學習先進器物方面，毛澤東的眼光宏大而深遠，1956年4月10日，毛澤東在會見丹麥駐華大使時指出，中國雖然地域廣博，擁有6億人口，但是力量還很弱。中國不會向別人翹尾巴。中國願意向丹麥學習，也願意向世界上所有國家學習。如果美國人願意的話，我們也願意向他們學習。每個國家都有值得學習的長處，我們也願意向冰島學習。如果我們有翹尾巴的行動，你們可以批評我們。《毛澤東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台海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頁。

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后，中國開始將對外貿易和引進技術的重點轉向西方。「四三方案」是毛澤東「策劃」的又一個傑作。所謂「四三方案」是指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初向美國、聯邦德國、法國、日本、荷蘭、瑞士、義大利等西方國家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計劃。這是中國繼20世紀50年代引進蘇聯援助的「156項工程」之後，第二次大規模的技術引進。

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聯名提交了國家計委《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報告中建議引進4億美元的化纖、化肥設備，得到毛澤東批准。同年8月6日，國家計委根據李先念的批示，提出了《關於進口一米七連續式軋板機問題的報告》，設備價值約為4億美元，也得到了毛澤東批准。同年11月7日，國家計劃委員會再次提出《關於進口成套化工設備的請示報告》，建議進口價值6億美元的22套化工設備，毛澤東批示要求計劃委員會採取一個一體化的更大規模的進口方案。1973年1月5日，國家計劃委員會提交了《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建議利用西方國家經濟危機的時候，在今後3至5年內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包括13套大型化肥設備，4套大型化纖設備，3套石油化工設備，43套綜合採煤機組，3個大電站等大型項目，計劃總額為43億美元，「四三方案」即得名於此。之後在這個方案的基礎上又追加了一批項目，計劃總額514億美元。中國利用「四三方案」引進的設備，結合國產設備配套，興建了26個大型工業項目，總投資約200億元人民幣，至1982年全部投產，成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四三方案」的制定與實施都是在毛澤東的直接指示和領導下完成的。

開放式學習既是一種理念，也是一種實踐，毛澤東是二者兼而有之：既有對中國與外國關係的深度思考，又有從蘇聯引進156項重要項目、與西方國家簽訂「四三方案」的具體實踐，毛澤東的世界眼光在「向外國學習」的命題中折射出智慧的光芒。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從來都是「胸懷天下，放眼世界」。少年時代，毛澤東熟讀世界英雄傳記並以此激勵自己的壯志。青年時代，毛澤東指點祖國江山，創辦新民學會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宗旨。延安時期，毛澤東主動與外國友人接觸和交流，向外部世界介紹中共及其革命。新中國成立后，順應世界局勢發展變化之趨勢，從創建獨立自主的新型外交到確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再到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理論，毛澤東總能審時度勢，制定出適應國情、世情的中國外交政策。毛澤東大膽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並且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正是在他的倡導下，中國大規模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夯實了中國的經濟基礎。具有世界眼光是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開創中國外交事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