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考上北京師範大學

1956年我考上北京師範大學

《轉載》回憶毛澤東時代的大學生活!

作者：宗琪

 

解放前，我的父親常常失業，直到解放后，才有了穩定的工資收入，並且在毛澤東時代，我們兄妹五人中，竟有四個大學生。

先是哥哥考取了中央民族學院(現為中央民族大學)。雖然，這個大學不是清華、北大那樣的名牌大學，但是，這卻是我們家天大的喜事。因為，哥哥成了我們家祖祖輩輩中第一個大學生。哥哥讀大學的四年中，學雜費、伙食費、住宿費等等，全由國家包了，家裡不但沒有增加經濟支出，由於少了一口人吃飯，反而減輕了負擔。所以，爸爸見人就說，逢人就講，他的兒子成了大學生。

1956年，我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正像小弟弟說的：大姐考上「吃飯」(師範)大學了。後來，大妹考上了天津醫科大學，小妹考上了北京鐵道學院(現為北方交大)。

我的學校真是個「吃飯」大學。報到時，我只帶了一件行李。因為，學校又是不收學雜費、不收書費、不收講義費、不收伙食費、不收住宿費，連洗澡費也不收。另外，在校時還享受公費醫療。

記得當年我們數學系的女生住在西西樓，每間寢室住八個人。寢室左右兩壁各有兩張高低床，屋子中央一個大長方形桌子，八個凳子，八個人可以同時圍坐在大桌子四周學習。屋內光線充足，還有暖氣設備，冬天一點都不冷。每層樓的兩端，都有一個很大的洗漱間，可以洗漱、洗衣服。周末大家在這裡搞個人衛生，一邊洗衣服，一邊聊天，各自述說著自己的假日活動計劃，嘰嘰喳喳，熱鬧非凡。每座宿舍樓都有洗澡房，可供很多人同時使用。學生宿舍樓的洗澡房輪流開放。如果，你不怕跑腿，今天在這個樓洗，明天可以到那個樓洗，反正不要錢，你可以天天洗澡。

吃飯是大夥。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實行糧食定量供應時，也只是收糧票，不收錢。當時，市民定量每人每月23-26斤，而我們女生每月定量為36斤，我根本吃不完，餘下的全支援了男同學。男生的定量比我們女生還多。那時大學生是個寶，處處受到國家的保護和照顧。有胃病的同學可以憑醫生的證明去病號灶吃飯，那個灶上的飯菜軟一些，也好一些，更適合有病的同學。

記得那時每個餐廳都挺大，除去供同學們就餐，它還有其它功能：有時這裡是禮堂，在這裡舉行時事報告會，進行文藝演出;有時又變成了舞廳，在這裡舉行假日舞會。

在校時我們享受公費醫療。有病了，可以去校醫室看病，校醫室看不了的病，可以轉到校外醫院，甚至可以在校外醫院住院治療。我們班一位南京考來的同學，在中學上體育課滑冰時，不小心摔斷了半顆門牙，在家裡一直沒有治療，進入北師大后，就到校外醫院拔了剩下的半顆門牙，費用由校醫室報銷，他自己一分錢也沒花。

當年我們無憂無慮地在大學里學習、生活。除了課本、講義，我們所需要的參考書可以到圖書館去查閱、借閱，完全用不著花錢購買。

那時，關心政治、注意時事是普遍的社會風氣，大學里更是如此。學校的閱覽室里有多種報刊雜誌，校園內還設有多處閱報欄。每天早晨上課前，覆蓋全校園的廣播喇叭，準時播放當天的新聞。除此之外，學校還給每個寢室訂了一份《參考消息》。那年頭《參考消息》是「內部刊物」，具有縣團級以上級別的幹部才可以閱讀，可是我們大學生卻和他們一樣有了這種資格。我是當年我們寢室《參考消息》的保管員，同學們閱讀後由我整理好定期上交。

除了校內學習，我們還走出學校，參加校外的社會實踐活動。1958年大鍊鋼鐵時，我們系從有關部門要來了一些研究課題。分給我們班的題目是：怎樣選擇轉爐的角度，才能提高出爐的速度、增加鋼鐵產量。拿到這一課題，我們便不分白天黑夜幹了起來。我們分成了幾個小組，從學校那裡領回幾台手搖計算器(那時，我們還沒有見過計算機)，一個人指揮著，幾台計算器一起搖，計算著大量的數據。一個式子一個式子地算，一遍又一遍地搖，一次又一次地核對。連著熬夜，男同學要吸煙，開始，我們女生不同意，後來看他們太辛苦了，就對他們寬容啦。夜裡餓了，就到伙房領夜餐，常常是些蒸紅薯一類的小吃，吃起來，又香又甜。搖計算器的男同學們手騰不出來，吃不上，女同學們就主動剝了紅薯皮，喂到他們的嘴裡。大家團結合作，說說笑笑，充滿了青春活力。當時，雖然我們不知道算出來的這些數據，有關單位用得上用不上，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堅定不移地認為自己是在為國家的富強出力。那段日子，我們生活得既緊張，又快活。

我們也參加義務勞動，有時在校內，有時去校外。修建北京民族文化宮時，我們就去了。我們和工人一起勞動，有的搬磚，有的和泥。那些身體不好的同學幹不了體力活，他們就組成宣傳隊在一邊鼓勁，真是熱火朝天。實際上，我們乾的只能算是輔工的活兒，有技術的活兒我們幹不了。可是，當時我們依然覺得自己是在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直到現在，每當我來到北京，經過民族文化宮時，總還能想起當年我們在這裡那麼朝氣蓬勃的勞動場面。

上公共課時，幾個班在大階梯教室聽課;上專業課時，一個班在小教室聽課。我們數學系的學習比較緊張，不少人要開夜車，還有人常常把周末當成大自習，我就是其中一個。那時一周只休息一天。星期六晚上搞搞個人衛生，星期天吃過早飯就鑽進教室，或是整理聽課筆記，或是演算習題，或是小結幾天的學習內容，一弄就是一整天。不過，我們也有娛樂時間。

學校里成立了不少課外文藝活動小組，什麼合唱團、朗誦組、寫作組、體育隊等等，等等。那時，我是校朗誦組負責人。課餘時間，我們排練節目，還經常參加北京各大院校的聯合匯演。每到周末，學校大操場免費放映電影，誰愛看誰看。一次周末晚上，我從教室學習完回寢室時，忽然覺得校園裡特別安靜，再一聽是放電影呢。走到操場一看，喲!這麼多人，都在專心地觀看蘇聯電影《復活》吶。我忘記了那天是周末，只看了個電影「尾巴」。

有時我們還根據團市委的安排，參加一些涉外大型遊園活動。這樣的活動都是有外國朋友，特別是外國青年參加。這樣的交往，為的是增進國際間的友誼，這也算是外事活動吧。學校安排大轎子車接送，出發前校團委負責人有時向我們介紹這些國家的禮節，有時告訴我們哪個國家跳交際舞的特殊習慣，等等。一次去中山公園，好像是晚上。那次人特別多，都是北京各大院校同學的代表。我們和外國青年手拉著手，拉成一個大圈子，一起唱歌跳舞。大家雖然長相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但是相處得特別融洽，玩得特別開心。第二天聽說，那天晚上周總理也在場，還和大家一起跳了舞呢。

我見到了毛主席。那時，我們可真是國之嬌子啊，有時國家還交給我們歡迎來訪的外國領導人的任務。我剛進大學的那一年，國慶前夕，被抽去和其他同學一起去機場迎接來我國訪問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元帥。一輛敞蓬大汽車緩緩從機場開出，車上站著偉大領袖毛主席。毛主席的身邊站著伏羅希洛夫。啊!毛主席都來啦!頓時掌聲四起，人們歡呼跳躍著，一聲高過一聲地呼喊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那火暴熱烈的場面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那天我站的位置非常好，只要舉起手，稍稍掂起腳來，就能夠得上毛主席的手。多想和毛主席握握手啊!可是，那時紀律嚴明，不能破壞了迎賓秩序。我和同學們目不轉睛地望著毛主席，熱淚奪眶而出。毛主席頻頻向我們招手，我們起勁地鼓掌，拚命地喊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從機場回來，我把這天見到毛主席，特別是和毛主席離得這麼近以及當時的熱烈場面一一講給同學們聽。嘿!大家興奮無比，紛紛和我握手，有的女同學還和我擁抱在一起。有人提議去照像，留做紀念。於是，我們一窩風似地跑到數學樓門前，連著拍了好幾張。記得，那天我穿的是白襯衣、紫紅色裙子、黑皮鞋、白襪子。(可惜，那時沒有彩色膠片，不過，這幾張照片我現在還留著呢)之後，我們又去小賣部買了些零食，大家圍坐在一起共同慶賀我們——準確地說是我代表同學們——「共同」見到了我們的毛主席。

學校每年舉行春、秋兩次運動會，培養我們德、智、體全面發展。說到運動會，這裡還有一件讓我難以忘懷的事。

一次運動會上，大喇叭里忽然喊著我的名字，讓我到主席台前去取我的電報。還沒等我走到主席台前，我就看見我們班的幾位同學已經從主席台把我的電報拿回來啦，顯然電報已經打開過了。那時的人們不是急事、大事不輕易拍電報，他們是怕電文嚇著我，搶先看過電文，想和我一起分擔我的不幸。我感動極了。在黨的教育下，那時同學們之間真像親生的兄弟姐妹一樣，生活在這樣溫暖的大家庭里，我感到無比幸福。

到了大妹和小妹上大學的時候，已經是六十年代中後期了。因為我和哥哥都已成家，那時家裡的經濟狀況已經相當寬裕，可是他們在校期間，家裡也只是負擔他們每月十餘元的伙食費，除此以外，學校不收取任何費用。

總之，我們的大學生活真是健康向上、豐富多彩、溫馨和睦、團結友愛，既學習了科學知識，又培養了良好的道德品格。

那時，臨近畢業，用不著我們去社會上東奔西跑聯繫接受單位。我們每一個人的工作崗位，都在國家的整體國民經濟計劃之中，都由國家負責分配。那時的大學生，說是由國家和人民培養而為國家和人民服務的，的確是名副其實。就拿我們四兄妹來說吧，哥哥是學哈薩克語的，他被分配到新疆師範學院做了一名大學教師，學師範的我當了一名中學教師，學醫的大妹當了大夫，學運輸經濟的小妹被分到了鐵路局。我們都各得其所，懷著感激祖國和人民的無尚情懷，各自辛勤地工作在自己的崗位上。我們不愁吃喝，不怕生病(都有公費醫療，自己不花一分錢)，不擔心被辭退，更沒有下崗一說，總之，沒有任何後顧之憂，直到我們後來又都相繼退休。

這就是我在毛澤東時代的大學生活，現在想起來，還是甜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