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在海豐打土豪分田地的示範

彭湃在海豐打土豪分田地的示範

彭湃目睹海豐家鄉的農民深受封建地主等等的壓迫剝削，具有很強的革命性。於是彭湃在廣東海豐地區組織農會、辦免費學校教農民識字、 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組織農民武裝, 並得到孫中山的國民黨的支持。積極響應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平均地權理想。所以苦難的農奴們紛紛起來參加農會。

此時正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而中國共產黨主要致力於開展工人運動。直到1923年，黨的一些領導人對農民運動還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對農民沒有作出正確的分析。1922年12月，張國燾在《知識階級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責任》一文中說：「中國的農夫——因為都是小地主式的農民——沒有政治上的興趣，他們只要求一個真命天子，還要求太平和豐年，除此以外，簡直什麼都不管。」 1923年7月1日，陳獨秀在《中國農民問題》一文中，雖然也說中國的「各種革命部不可忽視了農民的力量」，農民群眾「在目前已是國民革命之一種偉大的潛勢力」，農民「所受外資侵入生活困難及貪官劣紳軍閥災荒之痛苦」，往往「能激起他們的群眾運動」，但又說在自耕農佔多數而且是小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農民所受地主的壓迫，不像地主強大的國家（如舊俄羅斯、印度）或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如歐美各國）那樣厲害，不容易發生社會革命的運動」 。在他於這年年底寫的《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中，進一步宣揚了這種思想。文章雖然也說「農民佔中國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外資侵入、兵匪擾亂、天災流行、官紳魚肉這四種環境「有驅農民加入革命之可能」，但又說「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慾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迂遷被難苟安」，從而使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甚至說如「以為馬上便可在農民間做共產的社會革命運動」，「這種觀察實在未免太粗忽了」，「中國農民運動，必須國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後國內產業勃興、然後普遍的農業資本化，然後農業的無產階級發達集中起來。然後農村間才有真的共產的社會革命之需要與可能」 。總之，在他們看來，農民是落後的，難以加入革命，當時不可能發動農民運動。

然而，彭湃早在1922年11月18日給李春濤的信中，就指出：農民「實在不乏聰明的人。他們對於農會的組織，都具有很強烈的情感。他們現已漸有了階級的覺悟。他們現已漸能鞏固自己階級的營壘」。並說農民雖然少有團體的訓練，不比工廠的工人，「但他們有忠義氣，能老老實實的盡忠於自己的階級」；「物價日貴，農民生活日益困艱，他們時時都有暴動的心理，反的心理」 。在1923年7月19日給李春濤的信中，他還說：「農村的純無產階級對於田主、資本家的敵視是很深的。……故農村的階級的反目，老早就有，不過沒有人挑撥（即宣傳發動——引者）罷了。」 也就是說，在農民中蘊含著雄厚的革命基礎，領導他們開展農民運動，完全是可能的。

彭湃認為、農民的革命性，源於他們所受的深重的封建剝削和壓迫。他在1924年5月11日關於海豐農民運動致陳獨秀的信中，以海豐第三區林姓地主為例，說「他們對於佃戶異常苛酷，屢屢升租，不遂則收回田地，批與別人。十年前每石種田（……）納租額不過五六石，至多亦不過七石。現在每石租田競升至二十石租之高」，致使農民「收支相抵每年虧本二三十元之多。他們現在覺得是太虧本了，他們曉得團結了」 。

1925年10月18日他在省港罷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會上的報告中，對農民初步進行了劃分，說80%的農民可以分為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僱農，其中佃農約佔50%，半自耕農約佔30%，自耕農、僱農約佔20%，並具體地講述了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受壓迫的情景，說農民在政治上艱苦萬分，深受土豪劣紳、民團鄉團、警察、縣長、軍閥等等的壓迫，毫無權利與地位可言；在經濟上深受地租剝削，要將一半以至2/3的谷交於地主，自己年年都虧本，只好靠作工、賣東西甚至鬻妻賣子來還債；在文化上則沒有書讀。由此他得出結論說：「農民占人口80%，在此層層壓迫之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革命的，—條便是死，如果不革命便只有死了。」

在《海豐農民運動》這篇著名的著作中，彭湃進一步詳細描繪了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受壓迫的情況。他說在辛亥以前，農民終日在地主的斗蓋、紳士的扇頭和官府的鎖鏈中呻吟過活，辛亥后在陳炯明統治下不但不能擺脫這些壓迫，並且增加了新興地主的護弁及手槍之恫嚇，他們對農民毫不客氣地毆打、逮捕或監禁，甚至直接迫勒抵租和強派軍餉。在經濟上，由於帝國主義的入侵及軍費負擔、苛捐雜稅之沉重，使自耕農入不敷出，零落變成佃戶，逐漸無產階級化；佃農更要受50%至75%地租的剝削，更加虧空得厲害，日陷於悲哀和不幸，妻兒賣盡之後自己或賣身過洋為豬仔，或跑到都市為苦力，或上山為匪為兵，總是向著「死」的一條路去。在文化上，由於無錢讀書，80%的農民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不革命是無路可走的。

彭湃對農民生活狀況的深入調查和具體分析，可以說在中國共產黨內是最早的。正因為他了解農民，熟悉農民，深知農民的苦難，所以他堅信農民的革命性，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農民運動中去。

彭湃認為農民在中國革命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革命運動必須依靠農民，不能忽視農民的力量。彭湃一再強調，因為農民佔了全國總人口的80%，而且具有強烈的革命性，所以農民在革命運動中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早在1923年2月20日由他起草的《海豐總農會宣言》中，便明確宣告：「我們農民，是世界生產的主要階級。人類生命的存在，完全是靠著我們辛苦造出來的米粒。我們的偉大和神聖，誰敢否認！」 

1925年10月18日，他在省港罷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會上的報告中又說：「由歷史的事實可以證明，歐洲實行無產階級革命，中國實行國民革命，工人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視農民。」 

1925年底他與阮嘯仙為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起草的《關於農民運動之報告提案》，進一步指出：「農民就是全國最大多數的國民，中國國民革命若不得佔全國人口80%的農民參加，則革命斷不能成功。」 

1926年5月，由他領導和主持的廣東省二次農民代表大會通過的《農民運動在國民革命中之地位決議案》也指出：「半殖民地中國國民革命便是一個農民革命，換句話講，半殖民地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便是一個偉大的農民解放運動。在經濟的觀點上和群眾的觀點上，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中的一個中心問題，國民革命能否進展和成功，必以農民運動能否進展和成功為轉移。占人口最大多數和占經濟地位最重要的農民如果不起來，中國的國民革命絕對不能有真正成功的希望。所以農民運動在中國革命運動中，是佔一個最主要的地位，農民運動問題是國民革命運動中的根本問題。」 應該說，他的這些論述在當時是比較突出的。

彭湃號召農民必須與工人聯合起來，農民運動必須與工人運動互相支援。早在1923年5月1日，彭湃就在《海陸歸三縣農會「五一」宣言》中，指出工人和農民同是受壓迫剝削的，有共同的敵人，應該團結起來。宣言號召說：「我們要在這一天，轟轟烈烈地顯示我們偉大的階級團結，鮮明我們的階級意識，整飭我們的先鋒隊伍，發揮我們的鬥爭精神，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協力推倒國際資本家以完成無產階級的解放！起呀！我們親愛的工人和農人！起！起來打倒我們的共同敵人——資本主和軍閥！爭回我們的固有權利——自由和幸福！世界的無產階級呀，團結起來！」 

1925年4月14日，他在海豐農工界追悼孫中山先生大會上的演說中，再次號召工人農民「從此覺悟，團結起來。農人組織農會，工人組織工會，同心協力，向田頭宣戰，向資本家宣戰。農民實行減租，工人實行加薪」 。

如果說上面這些論述和號召還只是從一般的意義上來講的話，到1925年下半年，他的工農團結的思想就是直接從鬥爭中總結出來的，而且更加明確了。

1925年8月4日，他在省港罷工工人代表第八次大會上的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工農聯合」的口號。他說：「工人革命單獨可以成功嗎？農民運動單獨又可以成功嗎？這是決不可能的。因為軍閥和資本家時常利用不肖農民來搗亂農會，就是商團未被政府解散前，也利用未覺悟的農民，來破壞農會的組織，所以農民運動的成功，非聯合工人不可。工人農民的地位已是沒有分別，所做的工作，又是相同，故又非聯合不可。」「海豐農民運動，最重要的口號，就是工農聯合萬歲！」

這年10月18日，他在省港罷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會上的報告中又說：「現在社會中有兩種人主張革命最徹底的，這兩種人應該互相聯合，互相團結，然後徹底革命才能成功，這兩種人第一是工人，第二是農民，……我們工人要革命成功，應該研究這個問題——工農聯合問題，因為農民是工人的好朋友，與工人在一條路去革命的。」 省港罷工工人代表第八次大會聽了彭湃的報告后，立即作出一個關於工農聯合的決議案，把彭湃的主張寫進了決議案中，並高呼「工農聯合萬歲」 。

1926年，彭湃仍然在積極宣傳工農聯合的思想。這年1月10日，他在廣東省農民協會歡迎海員工會代表大會上的開會詞中號召說：「我們農工階級，就要在革命的根據地聯合起來，在一條戰線上奮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使全中國革命化，全世界革命化。」 2月23日，他在廣東省農民協會歡迎省港罷工工友大會上的歡迎詞中又說：「只要帝國主義強硬—分，我們團結十分。如果帝國主義強硬十分，我們團結百分，就不能不將帝國主義打倒呵！」

在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中，也有不少論述了工農聯盟的思想。但像彭湃提出得這樣早，強調得這樣突出的，還是不多的。

彭湃提出農民應該建立自己的武裝，並且應該與兵士聯合起來。從海豐、廣寧、花縣減租運動受挫折的教訓和農民的強烈要求中，彭湃清楚地認識到建立農民武裝的重要性。

1924年12月5日，他在關於廣寧農民反抗地主的鬥爭寫給中共廣東區委的補充報告中，說「農民總是向我們的宣傳鼓動員指出，光有宣傳鼓動而無武器什麼也幹不成的」。並明確提出：「廣寧、花縣及其他地區最近發生的事件再次證明：不建立農民的武裝隊伍，不把好的武器發給他們，我們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結果。從我抵達廣州的第一天起我就對此深信不疑，而現在仍然堅持這個觀點。」 

1925年4月，他在《關於東江農民運動情況的報告》中又說：「我一入海豐境，農民就向我表示要求減租，取消苛捐，發給武裝。以上三項，尤以武裝之要求為迫切。」「當此鎮壓反革命之時，農民非有武裝不成，而且農民協會之根本問題亦非農民有武裝不成。」 這年10月18日，他在省港罷工工人代表第36次大會上的報告中，還堅決駁斥了那種「農民不必組織農民自衛軍」的論調，認為這「很容易駁倒他」 。他以廣寧、花縣、番禺、中山、五華以及海防豐農民被鎮壓、摧殘的事例，說明農民運動要取得勝利，非有自己的武裝，組織農民自衛軍不可。

關於加強農兵團結、實行農兵聯合的思想，比上述主張提出得還要早。1924年12月19日，彭湃在廣寧農兵聯歡大會上的演說中，就提出兵士是「有事為兵，無事為農」，原與農民有著密切的聯繫，二者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因而我們要進行革命，以反抗那不利於農民、兵士之特殊階級。農兵團結，共同建設一個衣食住充足的安樂國家。這必定要農兵聯合，才能夠得著最後之勝利「。最後他帶頭高呼：」農兵聯合萬歲！「

由於彭湃重視農民武裝的建立，所以在他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中，專門設立了軍事課，還對學員進行軍事訓練。這些措施，對於農民武裝骨幹的培養和各地農民武裝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建立農民武裝，這是農民運動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許多地方的農民運動受到摧殘，就是因為沒有自己的武裝，或武裝力量不夠強大。彭湃在領導和開展農民運動的實踐中，很早就提出建立農民武裝的重要性，並提出農兵聯合的思想，這在當時是十分寶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