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七一」的由來

中國共產黨「七一」的由來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中國歷史上創造了一個完全新的時代。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的開頭指出：「1949年的7月1日這個日子表示，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28年了。」董必武在回憶一大時也說：「『一大』問題，在中國文獻上是一個字也沒有的。」「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據。我記得綱領提出來了，7月1日這個日子，也是後來定的，真正開會的日子，沒有哪個說得到的。」又說：「在上海開的第一次黨代會並不是7月1日這一天開幕的，但會議確實是在7月召開的;  7月1日這一天是毛主席在延安定的，是個象徵性的紀念日。」

　　

最初以黨誕生的月份為依據紀念黨的成立。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以及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或處於秘密狀態，或處於艱苦的戰爭環境和白色恐怖下。那個時候，黨還顧不上組織大規模的統一活動慶祝自己的生日，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考證一大召開的確切日期。

　　

為紀念黨成立15周年，一大代表陳潭秋在共產國際機關雜誌《共產國際》發表了《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一文。後來又發現了一份陳潭秋1936年7月在慶祝黨的15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談到：「代表團因為我是參加過黨的成立大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黨員，要我作關於黨十五周年紀念的報告」。陳潭秋的文章和講話都是以黨誕生的月份為依據進行紀念的，並沒有確切指出一大召開的具體日期。

　　

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后，逐步建立了以延安為中心的比較穩固的根據地。七七事變后，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國內政治環境相對寬鬆。到了1938年，為紀念黨成立17周年，許多抗日根據地、特別是延安的同志，向參加過一大的毛澤東和董必武詢問大會召開的時間，以隆重紀念黨的生日。可是，毛澤東和董必武都只記得一大是1921年7月召開的，至於具體日期，由於年代久遠，又無檔案資料可查，已經記不清了。

一大代表共有13名，他們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出席大會。這些一大參加者，對一大的召開日期有著不同的回憶。

　　

毛澤東1936年在陝北同斯諾的談話中提到：「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共產國際代表馬林1922年在《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中說：「1921年7月，各地方小組代表齊集上海，並決定建立共產黨……」董必武回憶也說是他參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會議」。周佛海在《往矣集》中回憶也說是「7月間要開代表大會了」。他們三人，只籠統地說是7月。

　

李達在《七一回憶》中說：「1921年7月1日下午8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望志路樹德里3號的樓上，正式開幕了。」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交換意見的結果，決定7月1日正式舉行大會」「1921年7月1日下午3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了」。

　　

劉仁靜回憶他是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少年中國學會年會後參加黨的一大的。他說：「『少年中國學會』年會開會的時間是7月2日」。包惠僧則回憶：「開會的時間，是在各學校放暑假不久，約計總在7月10日左右……」他們二人回憶的開會日期差不多。

　　

陳公博在《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文中說是7月20日。陳潭秋1936年發表的文章中說「中共第一次大會是在七月底開的」。這二人的回憶將一大開會日期指向7月下旬。

　　

何叔衡、李漢俊、王盡美、鄧恩銘由於犧牲較早，沒有發現他們留下關於一大的回憶資料。

　　

另外，史學界對一大的召開日期一度也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蘇聯的B·H·庫秋莫夫在《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說是6月。台灣的郭華倫在《中共史論》中說是7月27日。

　　

在國內，有關黨的一大，沒有留下任何文獻資料，而共產國際保存的兩份文件，既沒有名字，也沒有文件時間。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有兩個。一個原因是，馬林把當時的文件都帶走了，卻沒有交給共產國際。另一原因是，「『一大』以後好久沒有中央，文件沒有人管」。

　　

7月1日是毛澤東在延安定的一個象徵性的紀念日。這樣吧，就用7月的第一天作為紀念日!——毛澤東和董必武商量后回答。不久，1938年「七一」前夕，毛澤東在作《論持久戰》的演講中，明確提出：「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17周年紀念日。」

　　

事實上，用月份的第1天作為紀念日，比較方便人們的記憶，類似的如五一國際勞動節、六一國際兒童節、十一國慶節。

　　

從1938年到1940年，「七一」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尚未被普遍採用，提法也尚未完全統一。1938年6月12日陝甘寧邊區黨委發出的《抗戰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紀念宣傳大綱》提出：「7月7日是我們抗戰周年紀念日，這一個月又是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紀念。」1939年沒有紀念黨的生日的公開報道。1940年7月1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提出：「民國十年(1921年)7月初……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群眾》雜誌第4卷第18期也發表社論指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九周年紀念日。」

　　

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確認7月1日為黨的誕生紀念日並要求進行相關紀念活動，是1941年6月《中央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20周年、抗戰4周年紀念指示》。《指示》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20周年，『七七』是中國抗日戰爭的4周年，各抗日根據地應分別召集會議，採取各種辦法，舉行紀念，並在各種刊物出特刊或特輯。」《指示》強調，宣傳的要點是：在黨外，「要深入的宣傳中共20年來的歷史，是為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英勇奮鬥的歷史。他最忠實的代表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在黨內，「要使全黨都明了中共在中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他已成為團結全國抗戰爭取抗戰勝利的決定因素」，「每個黨員都要正確懂得如何運用黨的統一戰線方針，要加強策略教育，與學習黨在20年革命鬥爭中的豐富經驗。」

　　

這一年的7月1日，重慶《新華日報》和延安《解放日報》分別發表題為《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周年》和《紀念中國共產黨廿周年》的社論，以此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20周年。《新華日報》社論更是明確表示：「今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周年，紀念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偉大節日……」《解放日報》用一個整版的篇幅，編輯《中國共產黨20周年紀念特刊》，刊發朱德、林伯渠、吳玉章三位同志的紀念文章。在此前後，《解放日報》還大量報道了延安各機關團體紀念建黨20周年活動。

從代錶行蹤來看。參加一大的代表中，李達、李漢俊原已在上海。張國燾、王盡美、鄧恩銘等人到上海較早。根據謝覺哉的日記，毛澤東、何叔衡是6月29日從長沙動身去上海的。從當時的交通情況看，從長沙乘船去上海，約需4天左右。毛澤東、何叔衡到上海時間在7月3日左右。當時人們習慣於陽曆、陰曆並用，陽曆1921年6月29日，是陰曆的5月24日，因此毛澤東跟斯諾說5月到上海參加一大，符合實際。另據《少年中國》記載，毛澤東到達上海后，因距實際開會時間尚早，曾去杭州、南京等地遊歷。

　　

根據劉仁靜本人的回憶和考證，他是7月2日到達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年會。7月4日會議結束，他「擬留滬習德文雲」，其實就是參加黨的一大。據此，劉仁靜應是7月7日左右到上海的。陳公博參加一大后，曾於1921年8月在《新青年》第9卷第3號發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據此文記載，陳公博是7月14日從廣東動身赴上海的。在上海住了10天，「三十一夜遂趁車赴杭」。從7月31日向前推10天，陳公博是7月21日左右到達上海的。周佛海是利用暑期從日本回國參加一大的，到達上海應是7月下半月。包惠僧到滬時間也較晚。據其本人回憶，他是7月15日坐海船從廣州直赴上海，大約20日到達。據包惠僧說，董必武、陳潭秋二人到達上海的時間，和他不相上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1921年6月3日到達上海，后又赴北京活動一段時間，再從北京回到上海。此後，一大才得以召開。從代錶行蹤和馬林活動安排分析，一大代表到齊並正式開會，應在7月下旬。

　　

從可以藉助的間接事件來看。一大參加者的回憶中，一致提到一大在上海的最後一次會議受到租界巡捕的侵擾，會議被迫中斷。另據陳公博、周佛海回憶，一大在上海召開的最後一次會議的第二天黎明，上海大東旅社發生了孔阿琴被殺案件。只要搞清孔阿琴事件的時間，就大體可以間接推斷出一大在上海的閉幕時間。陳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寫道：「這次旅行，最使我終身不忘的，就是大東旅社的謀殺案。……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點多鐘，我睡夢中忽聽有一聲很尖利的槍聲，繼續便聞有一個女子銳利悲慘的呼叫……」陳公博後來在《寒風集》中也詳細記述了此事。而1921年8月1日上海《新聞報》刊登了《大東旅社內發生謀斃案》的消息，記載大東旅館發生命案的時間為7月31日。8月2日，又刊登了《大東旅館中命案續聞》，記載死者名為孔阿琴。陳公博、周佛海的記述、回憶與當時報紙的報道基本相符。另據《上海生活報》1921年8月2日報道的消息：「前天，法國警察通知法租界的中國團體說，根據新的規定，一切團體在他們呆的地方舉行會議必須在四十八小時以前取得警察的批准。」法國警察通知新規定的時間是7月31日，應是針對黨的一大的。這個記載也提供了一個時間概念。以上事件可以推斷出：一大在上海的最後一次會議是7月30日召開的，當天受法租界巡捕的侵擾，以後會議才轉移至浙江嘉興南湖舉行。

　

從當時的文字記載來看。在國內，有關黨的一大，沒有留下任何文獻資料。新中國成立后，蘇聯向我國移交了一批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其中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文，原文為俄文，沒有署名，也沒有標明時間。根據內容判斷，作者為參加黨的一大的代表，成文時間在1921年下半年。

文中記載：「代表大會定於六月二十日召開，可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達上海，於是代表大會開幕了。」這與前面推斷的代錶行蹤相符。

同時，文中還對會議日程進行了詳細描述，擬定議事日程和聽取各地小組活動情況報告，用了兩天; 休會兩天起草計劃和綱領;然後開了第三、四、五、六次會議。「代表大會的第六次會議是深夜裡在一個同志家召開的。會議剛開始，就有一個偵探闖進屋裡，他道歉說走錯了，可是終究使我們不能再繼續開會……為了繼續開會，只好到附近一個小城市即嘉興去。」一大在上海的會議開了6天，加上兩天起草文件，共計8天。在上海的最後一次會議是7月30日。7月30日往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可以確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但7月1日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一直延續下來作為黨的生日，是可以相統一的。

自從1941年6月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確認7月1日為黨的誕生紀念日並要求進行相關紀念活動后，紀念「七一」成為中國共產黨每年的例行活動，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活動愈發隆重和豐富多樣。

　　

舉行慶祝大會。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逢五或者逢十的重要紀念年份慶祝自己生日的最隆重的活動。慶祝大會一般規格較高，莊嚴熱烈，黨和國家領導人悉數出席，同各界代表一道慶祝黨的生日。如1951年6月30日，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慶祝大會在北京先農壇體育場隆重舉行，毛澤東出席大會，劉少奇作報告，4萬餘人參加。大會正在進行時，下起了大雨，只能休會，原定講話的尚有各界代表馬敘倫、錢三強、許廣平、沈雁冰、李四光等人，只好將演講詞改作獻詞在報上發表。黨的領導人在慶祝大會發表重要講話。人們習慣稱其為「七一」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