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國投降的走資派鄧小平（十.一）

賣國投降的走資派鄧小平（十.一）

作者: 戚戚

賣國投降的走資派鄧小平上台就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上台，就是資產階級上台」。

（三）利用全球化把新自由主義輸入中國

     

1、新自由主義乘中國「改革開放」之機大舉「進攻」

     

鄧小平不懂資本市場就是買方市場，盲目、大膽、一味地引進外資，他在利用外資之時，反被外資利用，使中國陷入到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資本壟斷網中。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值美、英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之時，於是新自由主義這條「毒蛇」，打扮成改革開放的「美女」，「救世良方」、最佳的「經濟理論」，乘機混入中國大門，被一些辨不清是非的走資派改革家、大冤頭奉若神明，一是派出去大批學者、幹部學習、取經，回來成為推行新自由主義骨幹，在他們掌控的部門和地區積極推廣，二是請進新自由主義者來講學於中央黨校、各主要的學府、論壇等多種場合進行演講、作報告，使許多聽者中毒很深，還號稱大開眼界、所謂的解放了思想、就跟著大幹起來。

就是走資派鄧小平的 「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千方百計弄「錢」，錢就是效益，有了錢什麼都好辦，一時間全國工農商學兵，一齊來經商，共產黨員要帶頭富起來，「萬元戶」是當然的黨員，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被許多人淡忘、拋棄，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成為許多人的奮鬥目標，極端個人主義成為不少人的世界觀；「市場經濟成為改革的最終目標」；私有化在不聲不響中已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被它們改變，一句話：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已逐步實現。

這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歪風，這股逆流像洪水猛獸那樣和個人的私利結合起來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聽了，成為短期內難以治癒的頑症。這股逆流，自然受到了黨內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同志們的堅決抵制和批判、鬥爭，但它在走資派的支持下已根深蒂固 。不過廣大黨員和人民是不會聽任新自由主義擺布的，當他們認識到這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撒向中國和全世界人民重新壓迫、剝削人民的羅網、廣大人民成為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時候，必然奮起反抗，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一定會到來。

     

現只舉一個新自由主義推銷者--張五常在中國如何叫賣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真實例子。下邊是吳易風教授寫的《張五常熱解析》摘錄。

     

張五常，1935年生，1948年在香港上學，1957年出國，先後在加拿大和美國攻讀經濟學，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的題目是《佃農理論》。張五常從美國回到香港（受美國新自由主義的頭目科斯、 弗里德曼的指派，於70年代末回到香港，任務是就近指導中國的改革，不能排除另一個經濟殺手之嫌—引者注）后，任教於香港大學經濟系，自我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張五常把研究方向轉到經濟制度變遷問題上，主要是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解釋中國的制度變遷。

     

張五常受影響最大的是兩類經濟學家，一個是美國新制度學派代表人物科斯（諾貝爾獎獲得者—引者注）阿爾契安等，一是美國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等。

     

張五常說的制度變遷有特定含議，是指中國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到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變遷。張用科斯的理論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說「在馬克思與科斯的一場智力決賽中，無論是邏輯或實證，科斯均全面勝出。科斯從邏輯推理及證實兩方面，都否定了以摧滅私有產權來提高生產力的可能性。中國也絕不能例外。」

     

張五常在《馬克思奄奄一息》一文中說，中國人相信馬克思主義，相信毛澤東思想，「這是崇拜是知識落後民族的特徵」。「我一向以為在對中國民生有影響的理論中，馬克思的力禍最深…他的分析及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卻把理論寫得似懂非懂，似通非通。」張斷言：「馬克思由頭錯到尾」，「嚴格地說，馬克思的理論不是過了時，而是從未對過」。

     

張五常攻擊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他說：「關於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的概念，我曾經用三招兩式，使它『片甲不留』。」他說，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勞動價值論是「基礎」，其它理論是「上蓋」。「這基礎若是清楚地錯了，整個馬克思理論的『上蓋』就會塌下來」。因此，他著重攻擊勞動價值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科技的進展一日千里」，勞動價值論「被公認為謬論」。他宣稱：「在中國，馬克思的理論是奄奄一息了」。

      

張五常在一些大學作報告時不止一次地說：「世界上，馬克思最蠢。馬克思的理論早已蓋棺定論，我張五常不過是在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釘子而已。」丶「他不是我殺的，而是你們殺的，我只不過是打上釘子」。

     

張五常說：舉世聞名的「科斯定理」其實就是一句話，「清楚的權利界定（即『產權清晰』—引者注）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什麼是「清楚的權利界定」即「產權清晰」呢？張五常解釋說：「清楚的權利界定是私有產權」。他又說：「科斯定理的主旨，就是不管權利誰屬，只要是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場的運作能力便會---使資源的使用達到最高的生產總凈值。」，正是科斯定理的私有產權清晰論「使舉世開始明白私有產權的重要，間接或直接地使共產奄奄一息」。他還說：「私產制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私產制度是唯一的選擇」。

     

我國出現「張五常熱」，實際上就是「新制度經濟學熱」，「新自由主義熱」。張五常反覆宣傳的科斯定理、產權清晰、交易成本、產權私有、制度變遷等等，都不是張五常的創造，而是源於美國新制度經濟學。如果張五常的說法有新意的話，那就在於他把美國新制度經濟學通俗化、本土化了。

     

一位著名經濟學家說：「我們這些積极參与改革的經濟學家」（指少數成為中央改革智囊團的經濟學家——引者注）......後來找到了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掌握了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成果，這才「推動了九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在制度層面的進展。從那以後，各方面經濟制度創新，就成為改革設計和改革實踐的中心課題」。他說，是「現代經濟學」推進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

     

正在這個時候，張五常從香港來到內地（有時是陪同弗里德曼來的），主動「送來」了美國新制度經濟學，特別是主動「送來」了經過他通俗化、本土化了的新制度經濟學。他的經濟散文集一版再版。例如，那本獻給他們的老師科斯的《賣橘者言》（香港版），在1984年11月至1994年3月間，就發行了20版，內地的還沒有計算在內。這些書的大部分讀者並不在香港，而在內地。只是後來，翻譯的新制度經濟學著作多了，人們才越來越多地從新制度經濟學原著的中譯本中了解新制度經濟學。

     

推動並掀起「張五常熱」的少數經濟學家，他們很了解張五常，他們贊同張五常的基本觀點和基本主張，張五常宣傳的新制度經濟學是他們的智慧之源。他們需要張五常，需要他來完成他們自己不能完成或較難完成的任務。

     

 這些經濟學家對張五常的什麼理論和主張感興趣？據研究，他們對張五常說的勞動價值論「一無是處」、勞動價值論「被公認為謬論」、剩餘價值論已被打得「片甲不留」、「馬克思由頭錯到尾」、「馬克思的理論......從未對過」感興趣；他們對張五常說的「人性是生而自私」、「每個人的行為以自私為出發點」、「共產主義錯估了人類本性」感興趣；他們對張五常說的「一日不實行私有財產制度，就沒有可能用市場價值作為衡量標準」、「市場經濟是基於私有產權的…這是科斯定律」、「唯有私有產權制度才可以…節省交易費用」、「私有制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私產制度是唯一的選擇」感興趣；他們對張五常說的「不管社會主義為何物，以大手筆出售『國產』的辦法來推行私產制」、「取之民為國有，還之民為私有」、「將某些資產乾脆交給有較大特權的作為私產，讓他們先富起來」感興趣；他們對張五常說的「以共產黨推行私有制，聽來有點矛盾，但權力所在…是可行之道」感興趣。

     

明白了這些，自然就明白「張五常熱」，從而就明白了「新制度經濟學熱」和「新自由主義熱」的深層原因。（《當代思潮》2003年第5期）。

     

從上述情況可以明顯看出，張五常和新自由主義的首領弗里德曼多次來華，先後到北大、中央黨校及有關部門作報告、講學，培植了中國一批崇拜美國新制度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的精英，他們中的重要骨幹分子成為中國改革政策的制定者或實踐者，一些重要政策、主張已體現在90年代黨的重要決策中，成為推動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實踐者。如《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規定「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其基本特徵是「產權關係明晰」，規定「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主要是制訂和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等。」在短短的十多年中，私有經濟已超過公有制經濟，佔據主導地位；由市場決定企業的生產、銷售、科研和價格，完全否定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溶入了世界壟斷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大循環；資本主義的一切弊端都呈現在中國人民面前；還培植了一個龐大的新資產階級陣容，廣大工人、農民工以及農民又成為被壓迫、被剝削者。這便是美國新自由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泛濫所造成的深重災難。還推動產生了崇美、媚美、恐美的意識形態，從上到下形成了一股邪惡意念，一媚、二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