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淪為叛徒成了蔣介石的鷹犬

張國燾淪為叛徒成了蔣介石的鷹犬

張國燾 南下北上  西進東進  由領袖到叛徒　　

1927年，北伐大功垂成，蔣介石、汪精衛先後退出革命，鳥盡弓藏，將中共滿門抄斬。大革命失敗后，張國燾遠赴蘇聯，毛澤東選擇留在國內。1931年初張國燾被中共中央派回國內，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派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來到鄂豫皖蘇區赴鄂豫皖根據地，代表中央領導鄂豫皖蘇區工作。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毛澤東當選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張國燾為副主席。這幾個中央大員的到來，徹底改變了鄂豫皖蘇區的命運。他在鄂豫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針，並主持開展錯誤的「肅反」。與中央大員到中央蘇區后反毛、肅反一樣。張國燾到來不久，就對鄂豫皖特委和紅軍進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爾什維克的改造」、「加緊肅反」等旗號。將蘇區原領導人能排擠的儘力排擠。他先是改組了紅4軍（與朱毛紅4軍一樣，也稱紅4軍），將軍長曠繼勛拿下，換上資歷較淺的徐向前。然後他又撤掉了善戰的曾中生，由陳昌浩任紅4軍政委。接著，張國燾在鄂豫皖根據地開始了錯誤「肅反」和 「打AB團」。殃及整個紅4軍和根據地地方政權。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許繼慎及周維炯、熊受暄、姜鏡堂、王培吾、陳翰香、吳荊赤、肖方、關叔衣、龐永俊、程紹山、柯柏元、魏孟賢、潘皈佛、徐朋人、戴克敏、曹學楷、陳定侯、王秀松、舒傳賢、徐百川、王效亭、方英、廖業琪、羅炳剛、查子清、李奚石、江子英、黃剛、王長先、任難等根據地創始人、紅四軍高級將領及一大批營、連級幹部慘遭殺害。除曾中生、曠繼勛、徐向前等少數人外，創建鄂豫皖蘇區的元勛幾乎被殺光。而曾中生、曠繼勛沒有被殺是因為中央點了名要保，徐向前倖免於難則是因為高級軍事 指揮員已極度缺乏，只好留下他。而徐向前的妻子程訓宣卻在審查中被殺掉，徐向前一直不敢問原因，直到多年後去了延安才知道真相。1933年夏，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中再次進行「肅反」，余篤三、曠繼勛、舒玉章等先後被殺，後來還有曾中生。　

   

張國燾不同於博古、夏曦，他是黨的創始人之人，威信高、口才好，有組織能力，既殺人又會用人。依靠曾中生和徐向前在鄂豫皖根據地無法堅持時，突圍到川陝邊界又開闢了川陝革命根據地，經過猛烈擴紅，紅四方面軍人數壯大到8萬人。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退出川陝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 而此時，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經過兩萬里長征，到達川西北時已由10萬下降到2萬多人。　　

   

1935年6月中旬，毛澤東率中央紅軍翻過終年積雪、人煙罕至的夾金山，與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此時，集結於這一地區的紅軍兵力達10萬多人。毛澤東和張國燾同為中共一大代表、中共的創始人之一，是紅軍中資歷最老的黨員。此時兩人又別為兩支主力紅軍的領導人。　　

   

在紅軍發展戰略方針上，毛澤東意志如鋼，主張紅軍繼續北上，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以領導和推進全國抗日民主運動，只有領導抗日才能壯大紅軍，擴大革命。張國燾認為全國蘇維埃運動已遭到重大挫折，旗子不宜再繼續打下去，應該找一塊能養兵的地方先站住腳，形成地方割據，再觀全國形勢。他並沒有明確的戰略目的地，向南、向北、向東、向西的方向都提出過，視胡宗南軍、薛岳軍、楊虎城軍和劉湘川軍的強弱變化而定，主張紅軍南下川康或西進青海、新疆，反對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針。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兩河口召開會議，重申了北上方針，否定了張國燾的遠離革命中心的退卻主張。陳昌浩、徐向前支持中央的意見，張國燾只好勉強同意北上方針，會合后卻借口「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有待解決，故意延宕紅四方面軍的行動。張國燾憑藉雄厚實力，手握重兵，向中央要權，要求改組中央和軍委，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由下級黨要求改組中央黨並成功的特例。周恩來說，這是自中國共產黨創建以來，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權。為了一、四方面軍的團結，中央開會討論給張國燾一個合適的職位。張聞天要讓總書記職，毛澤東深謀遠慮，不贊同，提議將周恩來紅軍總政委一職相讓。後來張國燾另立中央，人們才明白毛澤東真是遠慮如神。如果張聞天將總書記讓給了張國燾，那中央繼續北上就真坐實了「分裂紅軍」、「逃跑主義」之罪名，被批判的就不是張國燾了。

   

蘆花會議，解決了組織問題，朱德仍任總司令，張國燾任總政委，軍委的總負責者。軍委下設常委，增加陳昌浩。周恩來調至中央工作。8月3日，紅軍總部制定進軍甘肅南部的《夏洮戰役計劃》，沙窩會議，重申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組成左右兩路軍共同北上。右路軍由紅一方面軍的紅一軍團（林彪）改編的第1軍、三軍團（彭德懷）改編的第3軍及紅四方面軍部隊是第4軍和第30 軍組成，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指揮右路軍北上，黨中央隨右路軍行動。　 左路軍由紅四方面軍的第9軍、第31軍和紅一方面軍的5軍團（董振堂）改編的第5軍、9軍團（羅炳輝）改編的第32軍組成，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總參謀長劉伯承，隨左路軍行動並指揮左路軍。根據中央的規定，左路軍的行動方向，是經阿壩到班佑集結，向右路軍靠攏。左右路軍分別從卓克基、毛兒蓋等地出發，經過艱苦跋涉的，跨過荒無人煙、氣候惡劣、布滿泥潭的草地，8月下旬，分別抵達阿壩和班佑。此時，北方胡宗南尚未完成集結布署，張國燾卻不想北上了，仍堅持南下的方針，借口噶曲河水上漲，拒絕向右路軍靠攏，並密電陳昌浩、徐向前率右路軍也南下。幸葉劍英提前看到此電，向中央報告。毛澤東看不可調和了，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緊爭磋商，決定連夜率紅一、三軍和中央先行北上，越過胡宗南的包圍線，直入陝甘，翻過六盤山，三軍過後盡開顏，革命前途豁然開朗。陳昌浩率右路軍原紅四方面軍指戰員克服飢餓和疲勞，再次通過渺無人煙的草地，回渡南下，紅軍分裂了。　　

   

中央走了，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反誣毛澤東、中共中央「分裂紅軍、逃跑主義」， 攻擊中央紅軍是「無止境的逃跑」、「戰士無冬衣，不拖死也會凍死」，宣布撤銷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大、博古中央委員，開除黨籍，要求中央改成「北方局」或「西北局」。 紅五軍團、紅九軍團，還有朱德、劉伯承，都被裹挾在張國燾這裡。朱德、劉伯承同張國燾的分裂行為進行了嚴肅的鬥爭，不為其利誘脅迫所動。張認為南面的川軍都是被紅四方面軍打怕的「殘敵」，於是喊出「大舉南下，打到天全蘆山吃大米」的口號。餓虎出山，勢如破竹。但功敗垂成，百丈關一戰，「重返羅網之殘匪」被劉湘一戰擊敗，損兵過半。張國燾不得不率紅四方面軍再次退回川康苦寒之地。更重要的是，南下赤化全川無出路，敵軍圍困萬千重，張後來不得不北上。而此時，毛澤東已率中央紅軍進入陝北，直羅鎮切斷了敵人尾追的「尾巴」，一戰奠基。不久，張浩（即林育英，林彪堂兄）又從共產國際回來，毛澤東讓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做張國燾的工作，電令他北上。

     

1936年6月，賀龍、任弼時率紅二方面軍（原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中央紅軍的紅六軍團和賀龍、關嚮應率領的湘鄂西紅二軍團組成）進過長征來甘孜與四方面軍會師。通過朱德宣傳真相，朱德、賀龍、任弼時、蕭克、劉伯承、關嚮應、董振堂、羅炳輝同張國燾分裂黨、反對黨中央的錯誤進行了鬥爭。張國燾被迫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北局。６月１０日，張國燾複電中央，表示同意６月底北上，但準備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動，企圖在青海、甘肅、新疆邊遠地區另創一個局面。中央十分警覺張國燾退入新疆，警告張國燾「紅四方面軍北上，宜出甘肅南部，而不宜向臨、洮地區。」9月，二、四方面軍歷經艱辛，陸續北上，進入甘肅。在岷州西北局會議上，張國燾又主張「西進計劃」，主張紅四方面軍由臨潭西進青海，經循化、樂都翻越祁連山，向河西走廊和新疆前進。打通青海、新疆，取得蘇聯支援。二、四方面軍分兵北進，果不其然，張國燾帶領四方面軍北出甘肅后，屯兵臨夏、臨洮地區，意欲西渡黃河，複電「我們以快進西北為宜」。中央電令四方面軍北進配合一方面軍攻打寧夏「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 並明確指出：「至於佔領甘肅西部，候寧夏佔領取得國際幫助后，再分兵略取之。」還特彆強調，寧夏戰役是「對於中國紅軍之發展與中國抗日戰爭之發動有決定意義的戰略行動」，要求「三個方面軍需用最大的努力與最親密的團結以赴之」。 令張率部佔領靜寧、會寧，抵近寧夏南部，與一、二方面軍靠擾，為奪取寧夏創造條件。張國燾卻主張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直取永登、涼州（武威）。把西逃新疆，與中共中央北進寧夏混為一談，辯稱進軍甘肅、新疆，打通國際路線，紅四方面軍佔領甘北后，可接應一、二方面軍渡河 ，同時打通新疆、蒙古兩地國際路線。中央連續電令，在朱德等紅軍高級將領的堅持下，最終排除了干擾，迫使張國燾暫時放棄打通新疆計劃，向靜寧、會寧進擊。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在會寧大會師。一年前，毛澤東在率紅一方面和中央獨自北上時對陳昌浩、李特等追來的紅四方面軍將士說的兩句話一一應驗：四川壩子敵人有重兵，你們沖不出去 我們現在向北走，給你們開路，我估計不出一年，你們也會跟著我們北上。　　

     

三軍會師后，中央開始執行奪取寧夏計劃。中共中央早在1936年8月經與東北軍協商，就提出了奪取寧夏的戰略計劃。其要點：（1）紅軍與東北軍合作，打通與蘇聯的陸上交通，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出兵綏遠，以推動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2）9月底前，紅四方面軍儘可能奪取岷縣地區，作為臨時根據地，支援東北軍于學忠部佔據蘭州，控制河西走廊涼州（武威）、甘州（張掖）、肅州（九泉）。（3）10月和11月，紅軍三個方面軍在甘肅北部會師，完成奪取寧夏的準備。（4）12月，以一個方面軍保衛陝甘寧根據地，以兩個方面軍乘結冰期度過黃河北上，佔領寧夏。（5）佔領寧夏后，紅軍和東北軍各出兵一部，組成抗日聯軍先鋒軍，向綏遠出動，將全國的抗日運動推向高潮。　　

     

據此戰略部署，在戰略方向的選擇上，黨中央軍委，多次致電，反覆強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三支紅軍主力要緊密配合。假如一方面軍獨攻寧夏有「顧此失彼之慮」而失敗；四方面軍獨攻甘西也要失敗。如此有被敵「各個擊破之虞」。「只要集中先佔寧夏方免此失」。因此，「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但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在當前一瞬間則拒止胡軍把一、四方面軍隔開，又是決定的一環」。　　

   

 寧夏戰役給了張國燾一次最好的實現西進計劃的機會。他企圖利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的機會，將四方面軍全部渡過黃河西進，不去寧夏，而到甘肅河西走廊地區，遠離中國主體，遠離抗日前線，打通新疆國際路線，獲取蘇聯支持。由於張國燾違抗中央命令，令第五軍（原中央紅軍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渡過黃河后，擅自撤走擔任鉗制、阻擊毛炳文任務的第四、第三十一軍，從而敞開了海打戰役的左翼戰線，使毛炳文、胡宗南兩部得以合擾，戰機已失，海（源）打（拉池）戰役被迫終止，寧夏戰役計劃落空；張國燾於是趁機向中央提出，放棄現陣地，集中全部五軍、九軍、三十軍西進。發動平（番）、大（靖）、古（浪）、涼（洲）戰役。至此，張國燾終於可以實現西進甘西計劃了，向涼州、向河西走廊西進——打通新疆國際路線。奪取寧夏的戰略計劃徹底失敗。事實告訴人們，中共中央命令四方軍西渡黃河，是為了北取寧夏，而河西部隊所實行的則是張國燾的西進逃跑路線。正如毛澤東所預言的，不能集中先佔寧夏，終被各個擊破。一方面軍獨攻寧夏 「顧此失彼」而失敗；四方面軍獨攻甘西後來致使西路軍全軍覆滅。然而，這一切，包括陳昌浩在內的西路軍廣大指戰員是不清楚的，或者說是不了解張國燾的包藏禍心的。當然，作為前線主要指揮員的陳昌浩軍事指揮失當，也是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