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薄涼她給了張愛玲最後的溫暖

張愛玲是用才華點亮生命的，然而，現實生活中的女作家孤傲冷漠，不善交往，總是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尤其她的暮年，異鄉漂泊，孤獨凄慘，幸而有一個女人，始終與張愛玲保持著書信聯繫，給予張愛玲寂寥清冷的晚年最後的慰藉，四十年間，她們寫了超過六百封信，長達四十萬字。張愛玲曾這樣描寫她們的情誼：「越是跟人接觸，越是想起Mae的好處，實在是中外只有她一個人。」「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這個在張愛玲心目中有特殊地位的好友就是鄺文美。

張阿玲的人際障礙，源於她原生態的家庭，親情的冷漠使她與社會人的關係總是寡淡疏離，與胡蘭成的親密，卻成為張愛玲的劫難，一個女人，遇人不淑，是心中最大的隱痛。後來，張愛玲定居美國，遇見賴雅，歷經滄桑的張愛玲或許已經不相信愛情了，之所以與賴雅結婚，是她要接地氣，要真實的生活，可惜，賴雅風燭殘年，體弱多病，不能保護她，張愛玲還要靠寫作獲得生活的保障，期間，她與鄺文美，宋淇夫婦開始書信往來，書信內容有劇本以及電影文學創作的切磋，作品版權的處理，更多是彼此間的關懷慰藉，書信，飛越大洋彼岸，這種穿越千山萬水的深情厚誼，激勵著張愛玲，給予她未知生活的勇氣和希望。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友誼是一劑良藥，撫平了女作家心靈的創傷。友誼是一縷和煦的陽光，照亮了女作家前行的路途。

人生薄涼她給了張愛玲最後的溫暖

1952年張愛玲從大陸到香港，她在美國新聞處擔任翻譯時，認識了同事宋淇，恰巧宋淇的夫人鄺文美也是上海人，「張愛玲初到香港，不會講廣東話，沒有朋友，終於遇到一個會講上海話的女孩子，還是大學畢業生，所以兩人一見如故。」

鄺文美是翻譯家，也是作家，她端莊溫婉，豁達大度，宋美齡曾邀鄺文美當她的私人秘書，被鄺文美婉拒。張愛玲把鄺文美比作「中國蘭花」，靠近時只覺「清香逼人」，「你的姐姐好像外國orchid，你好像中國蘭花。我是喜歡蘭花的。有時候對著你簡直覺得一陣陣清香，令人心醉。」向來高冷的女作家毫不吝嗇對好友的讚賞：「我向來見到有才德的女人總拿Mae比一比，沒一個有點及得上她的。」「你的涵養是真值得佩服，連在最小的事情上都對我有極大的影響。例如開箱找東西時忘記了把毯子放進去，又得開一次。本來要怨煩，一想起假如是你，你一定怎樣———我就不生氣了。」

張愛玲1955年離港赴美，從此，她們便開始漫長的書信往來。《張愛玲私語錄》最有價值的部分就是張愛玲與宋家的書信。書里的第一封信寫自1955年10月25日，張愛玲剛剛離港，記錄下分手時的感傷，「別後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離開香港的快樂剛巧相反，現在寫到這裡也還是眼淚汪汪起來。」「自從認識你以來，你的友情是我生活的core。絕對沒有那樣的妄想，以為還會結交到像你這樣的朋友，無論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沒有這樣的人。」

此後的四十幾年間，她們彼此成為下半生最要好的朋友，宋氏夫婦長期以朋友身份擔任張愛玲的文學經紀人和顧問，1995年9月8日，張愛玲被發現逝世於加州韋斯特伍德市羅徹斯特大道的公寓，她去世前將遺物（包括遺稿）交給最信任的宋淇、鄺文美夫婦保管。

作為一個有個性的才女，張愛玲曾經受到很多腹誹，而同為上海女子，鄺文美卻非常懂張愛玲，她說「照我猜想，外傳說她……很可能是由於誤解。例如，她患近視頗深，又不喜歡戴眼鏡，有時在馬路上與相識的人迎面而過，她沒有看出是誰，別人卻怪她故作矜持，不理睬人。再者，她有輕性敏感症，飲食要特別小心，所以不能隨便出外赴宴。不明白這一點的人，往往以為她『架子很大』。再加上她常在夜間寫作，日間睡覺，與一般人的生活習慣迥異，根本沒法參加各種社交活動，這也是事實。我相信『話不投機半句多』這種感覺是任何人都有過的。在陌生人面前，她似乎沉默寡言，不擅辭令；可是遇到只有二三知己時，她就恍如變成另一個人，談笑風生，妙語如珠，不時說出令人難忘的警句來。」

在鄺文美心中，張愛玲有著特殊的地位。鄺文美的兒子宋以朗說：「那時每天中午12點，家中傭人會去查看郵箱，如果有張愛玲的信，就會大喊『張愛玲有信來啦』，母親就會很開心，立刻拆開來看；而若是其他人來信，傭人是不會講出來的。」

人生薄涼她給了張愛玲最後的溫暖

而張愛玲，則在這樣的交往中呈現出煙火氣息的一面，那個冷艷高傲的民國女子從精緻寒冽的作品中走了出來，她會和好友寒暄問候，敘說煩惱，生活讓她還原成一個鄰家女人，因為這份友情，不再有塵世涼薄，時光，變得絢爛而溫暖。1956年，張愛玲寫信告訴鄺文美，她與賴雅結婚了：「（賴雅）近年來窮途潦倒，和我一樣身無分文，而年紀比我大得多，似乎比我更沒有前途……這婚姻說不上明智，卻充滿熱情……總之我很快樂和滿意。」「我和Ferdinand Reyher（費迪南·賴雅）結婚——Ferd是我在MacDowell's（麥偉文藝營）遇見的一個writer（作家）。……你幾時到北京店買東西時，請順便看看沒有沒像你那件白地黑花緞子對襟襖，大致如那件舊的米色襖，而更短肥些。以後再畫詳細圖樣寄來，和那幾件旗袍一同叫裁縫做。」看這段，和鄺文美的對話就像家人，假如沒有這些信件的保留，你很難相信張愛玲會有這樣平凡瑣碎的一面。

與賴雅做夫妻的11年，是張愛玲一生中最窘迫最貧窮的歲月，直到1968年，皇冠出版社開始出版她的系列作品，她的經濟狀況從此好轉。

鄺文美說：我能夠不遲不早的遇見了她。雖然現在我們遠隔重洋，再也不能促膝談心，但是每過一陣我能夠收到她的長信，讀到她的新著，看到她編的電影……無論如何，這總是值得感謝的事。

她們暮年時的書信往來，大多是尋醫問葯，體貼慰問，如普通人之間的友誼。「前幾天我吃到煮珍珠米太少，太淡，遠不及Mae帶來的熱水瓶里裝著的，那滋味我永遠不會忘記。此地雖然不受熱浪侵襲，天氣寒暖不定，前兩天我又發過老毛病，一躺又是幾天，好了以後特別覺得忙。我告訴過Mae我最喜歡自己動手漆傢俱，現在我把那糊著刺目的花紙的一面牆漆成了極深的灰藍色，配上其他的牆上原有的淡灰蘆席紋花紙。」

張愛玲說：每次想起在茫茫人海中，我們很可能錯過認識的機會——太危險了。命運的安排多好。

宋氏夫婦對張愛玲有情感支撐，更有事業支持，宋淇向好朋友美國漢學家夏志清舉薦張愛玲，這位漢學家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以比魯迅還重的份量來推薦張愛玲，張愛玲才在海外揚名。有了宋淇向香港電懋電影公司的推薦，張愛玲有機會在香港影壇完成電影的二度華麗轉身。

人生薄涼她給了張愛玲最後的溫暖

後來，如果沒有宋氏夫婦在大陸為出版事宜遊走，張愛玲的名字也許會永遠淹沒在時間的長河中。「我們不應該讓她的名字冷下來」；宋氏夫婦去世之後，他們將張愛玲的著作事物交給兒子宋以朗接管，如果沒有宋家人對張愛玲遺物的孜孜守護，那麼，世人所知道的將是一個不完整的張愛玲，不會讀到《色戒》, 不會讀到《小團圓》，不會讀到張愛玲身後的許多東西了，她的美麗與哀愁，她的彷徨與決絕，她的病，她的痛，她的苦，她的樂，更與何人訴說？

宋氏夫婦說：「這些年來我們為愛玲做了不少事情，從來不居功，也從未挾愛玲以自重。」「我們這麼多年來為愛玲做了不少事情，完全是有意，從未有攀龍附鳳之想。」

張愛玲與炎櫻也曾經親密無間，最後兩人逐漸疏遠，張愛玲細膩敏感，炎櫻的張揚高調，可能會傷及她小小的自尊。鄺文美性格平和，溫柔敦厚，在她面前，張愛玲不會自慚形穢，好的友情就是這樣，彼此平等，相互尊重，各自成長，卻永不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