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中的「真相」

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思潮瀰漫全球。英國公投「脫歐」和美國總統大選特朗普的勝出，不僅讓媒體事前的預測大跌眼鏡，也使反智主義一躍而為普遍關注的話題。2016年11月16日，《牛津英語詞典》將post-truth（「后真相」）選為年度辭彙，認為「后真相」反映了2016年是「非常緊迫」的政治性的一年。同年12月9日，德語協會也將「后真相」（postfaktisch）選定為年度辭彙，指出與事實相比，「儼如感同身受」。

所謂「后真相」，《牛津英語詞典》的解釋如下：「在公共輿論形成中，訴諸情感和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為有效」（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這段話有三個關鍵詞：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客觀事實（objective facts）和情感與個人信仰（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套用黑格爾的句式，情感在先，事實在後。其實，當下公共輿論中的「后真相」不過是彰顯了其內涵中的非理智傾向而已。

在西語中，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 öffentlichMeinung/opinion publique）作為整詞出現於17世紀，及至18世紀後半葉逐漸成為一個主導性的政治-社會概念。在西歐世俗化過程中，由於人從神的永恆的普遍秩序被拋入具有偶然性的時間世界，「公共」是在流動的、碎片化的不安定的社會空間中逐漸生成的，啟蒙思想家將自古希臘以來的公（kοινόν/publicus）先於私（ἴδιον/privates）「轉向」，認為國家乃是為了保護和促進個人利益而創造出社會的。對於輿論，除了與古典真理與意見含義在唯名論上加以區別外，啟蒙思想家認識到輿論附帶行動，蘊含政治力量，是打破政治隱秘性的利器。鑒於此，主權者基於維持秩序的要求，常常否認公共輿論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基於文化教育、技術手段和權力分配等因素，人們對公共輿論的參與和感受也不盡一致，公共輿論無法吸納所有人的訴求，其訴諸理性或情感的性格為反智主義預留了滋生的空間。歷史學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認為「理智沒有人氣」（unpopularity of Intellect）[1]，從美國建國到1950年代甚囂塵上的麥卡錫主義，在美國文化中流淌著綿綿不斷的反智主義的潮流。霍夫斯塔特用以分析美國這一特定政治-社會環境下的反智主義概念工具具有相當的普適性，可以解釋其他地區和國家存在的類似現象。

不同的是，當下的反智主義滋長於新的知識/權力氛圍，是在全球化/勻質性和地域化/特殊性的張力關係中不斷發酵的。傳媒技術的革命和傳播手段的多樣化弱化了原有公共輿論的媒介功能，人們越來越多地藉助新媒體獲取所需信息，只要有網路，一台電腦或智能手機，即可將海量的信息盡納囊中，足不出戶而知曉天下。英國社會學家霍斯金斯（Andrew Hoskins）認為這是「連接性的轉向」（connective turn ）所帶來的「活著的檔案」（the living archive）的弔詭現象，一方面，它穿越看似健忘、抹去了過去感的日常數字通訊，通向即時性；與此同時，比起以往的媒介，它又使過去顯得近在眼前和觸手可及。[2]如此一來，「客觀事實」不再由公共輿論來主導，而取決於分散化的小群和個體的好惡與取捨，恰似英語和德語中的詼諧調侃：letter（文字）即litter（垃圾），Druck（印刷物）如Dreck（排泄物），公共輿論成為一種不確定的存在。

不止於公共輿論，公共歷史也遭遇同樣不確定性的難題。本來，情感先於事實是歷史敘述的伴生物，沒有哪個敘事不曾滲入個人的情感和信仰。19世紀實證主義歷史學矯枉過正，追求「賽先生」，這一刻板的敘述樣式為20世紀史家所揚棄，年鑒學派拓展歷史學的領域，關注政治以外的社會、經濟、心性等，而「公共史學」則大開門戶，強調歷史學與當下的互動。「歷史」原本屬於職業群體——歷史學者耕耘的田野，歷史敘述進入公共領域之後遭遇到其曾極力規避的問題：情感先於事實。年鑒派學者費羅（Marc Ferro）將公共歷史敘述中的這一現象稱為「沉默」，體現在正統性原則和集體記憶方面。[3]他認為，在涉及正統性起源問題上，不管是教會和王朝，還是政黨，歷史敘述的機構都缺乏「透明性」。確實，如果說公共歷史是一種知識性的存在的話，無論從王權的譜繫到近代國家的譜系都多少糾纏著柏拉圖所說的「高貴的謊言」。隨著世代的推移，當言說變成自明的知識並內化為共同體的集體情感和信仰后，一種如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說的「記憶的社會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便形成了，它影響個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動，在時間之流中依「分散法則」（a law of fragmentation）和「集中法則」（a law of concentration）而變遷。[4]

費羅的沉默類型學分析還涉及兩個相反的樣態：加害者的沉默和受害者的沉默。所謂加害者的沉默是一種內化的、心照不宣的沉默。20世紀末公共歷史領域最重要的爭論是圍繞歷史修正主義言說展開的。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奧斯威辛猶太人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等，受害者/歷史的「不在場」，給歷史修正主義者以否定歷史「實在性」的借口，充當了「記憶的暗殺者」（assassin of memory）的角色。[5]樸素的實證主義者希冀以鐵證如山般的史事進行回擊，其實，經歷「精神創傷」（trauma）的受害者除了「受害」本身什麼也回憶不起來了的案例在心理學和歷史學上不乏其例，比起虛實雜陳的回憶來，回憶不起來本身就是受害事實的最有力的證據。這涉及費羅所說的受害者的沉默問題。記憶研究作為一個跨學科的概念的興起，直面的是當事者即將成為「過去」的現實，搶救當事人的「歷史」使記憶研究在公共史學中成為最為活躍的一個領域。回憶（ἀνάμνησις/anamnēsis）是一種對於外在刺激而進行感覺和推理的過程，古希臘語中意為自下而上的精神活動。對於難言之隱，當事人常常選擇沉默，這最終導致集體記憶的喪失。

以書寫為特徵的歷史敘述始於口傳時代，口述史的興起猶如歷史敘述「返祖」。主編《記憶之場》的諾拉（Pierre Nora）質疑口述史到底是當事人的歷史還是設問者的歷史。[6]我以為，問題核心在於個人口述多大程度上是屬於個人真正經驗的事實，按照哲學家利科（Paul Ricœur）的說法，記憶要成為公共史學的研究對象必須經受檢驗[7]。個人的證言是從訴之語言記憶開始的，被講訴的記憶從一個體制（集體）向另一個體制流動，進而進入公共領域。證者言之鑿鑿，聞者未必盡信，甚至懷疑。這樣，證言就需要接受驗證，不能經受詰問的證言就不能稱為事實。各種證言進入檔案館，和其他有些完全不是證言的證據一起被收藏起來，進入了史料範疇。史料超越記憶痕迹，是記憶所無法匹敵的真正的制度化的東西。根據史料痕迹和記錄文書，認識論建構起其相應的闡釋範式。史料交由專家來判斷、解釋，其真實性是由史料的蓋然性所決定的，有多少比例、是否首尾一貫、有多大的有效性等。歷史的真實仰仗史料和記錄，勝過記憶的真實度。利科認為，歷史判斷嵌入現代人的集體記憶之中，構成歷史母體的集體記憶只有再次作為歷史的累積和媒介才能成為歷史學的研究對象。正如當年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批評哈布瓦赫時所說，即便記憶是集體的，也無法將記憶主體歸於集體這一實體之中，而且一旦將「集體」這一形容詞視為有如個體一樣可以「回憶」，則會陷入將集體視為一個自明的實體的危險。[8]因此，口述史、記憶研究等當下公共史學還需要有一段內省和批判的路要走。

於是，圍繞「后真相」的博弈轉移到認識論的領域。在「語言學的轉向」（linguistic turn）之後，懷特（Hayden White）的《元史學》揭示了「超歷史」（metahistory）——meta/μετἀ不是「之後」，是「超越」之意——的文學性格，[9]這如一記炸彈，震撼了歷史學的脆弱神經。論者可以不贊成懷特的觀點，但不能不正視他所提出的問題：歷史學的文學源泉、批判性意識形態以及歷史如何成為一門學科等問題。[10]

事實是由文字所承載和傳遞的過去的信息，通過回憶而建構的過去的經驗在記憶中是解釋學的經驗，如何尋覓不在場的實在呢？1970年代以降，「語言學的轉向」動搖了科學地說明過去的信念，但歷史學者並沒有放棄對歷史合理性的探求和對歷史現實的重構。[11]新文化史大家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質疑懷特對「歷史的想象力」與歷史證明之間的相互作用、被視為文學的歷史作品與歷史研究的歷史著述之間的相互作用缺乏必要的說明。歷史學有自身的自律性，從「證據」到「事實」尚有彌合的可能性。金茲伯格認為，史料存在三種可能性：一種是假的（fake）；一種本身是真的（authentic），但不可信（unreliable），因為提供者可能說謊或有誤；一種是真實的和可靠的（authentic and reliable）。在此，史家可以排除前二者，針對第三者進行歷史性的研究。[12]文字通過視覺將語言符號化，而痕迹不是，體現在文本中的史料和表現為痕迹的史料兩相對立。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回憶空間》一書中專門討論「文字」(schrift)與「痕迹」(spur)之間的關係，她認為，「痕迹里既含有逝去的文化的非語言表現——廢墟和遺物、片斷與碎片，也有口傳傳統的殘滓。」[13]把「痕迹」作為非文字之物，強調痕迹的意義大於文字。這類對歷史事實的探索不無效果。2009年10月24日，年屆80高齡的懷特在日本東洋大學做《實用的過去》的長篇演講中承認，在圍繞「事實」與「虛構」關係問題上，「我曾犯過錯誤，現在清楚了。也許這樣論述與話語（歷史學）的關係較為妥當，即在試圖忠於指示對象的同時，產生了文字記述以外的意義，就其結果，雖不能說是虛構，但無論怎麼看承繼了文學表象習慣的話語」。[14]至此，糾纏多年的懸案似乎告一段落了，否，毋寧說懷特又將球踢給歷史學者，何以歷史學看起來像文學呢？對此，歷史學者應該予以認真回答。

同樣，在批判「后真相」的反智主義傾向時，霍夫斯塔特筆下的知識人是否也該反求諸己，省思自身的欺瞞和傲慢。反對西方的形而上學傳統，致力於揭示近代知識的斷裂和非連續性的福柯（Michel Foucault）晚年回到古希臘，大談真理，陳述「直言」（παρρησία/parrhēsia）在古希臘政治生活中的意義。所謂直言，簡言之，就是不畏危險勇敢地講述真理。[15]面對反智主義時代的來臨，重溫「直言」，如何把握和講述真理呢？這個嚴肅的問題等待每個思考「后真相」者的回答。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4期。。

[1]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 pp.24-25.

[2] Andrew Hoskins, 「Media, Memory, Metaphor: Remembering and the Connective Turn,」 Parallax, vol.17. no.4, Routledge, 2011, pp.19-31.

[3] Marc Ferro, L′Histoire Sous Surveillance, Calmann-Lévy, 1985, pp.52-59.

[4] Astrid Erll· Ansgar Nünning,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 Walter de Gruyter · Berlin · New York, 2008, p.148.

[5] Pierre Vidal-Naquet, ed., Assassins of Memory: Essays on the Denial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6] Pierre Nora,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in Les Lieux de Mémorire,Ⅰ, La République, Paris: Gallimard, 1984.

[7] Paul Ricœur, 「ZwischenGedächtnis und Geschichte,」 Transit 22(Winter2001/2002).

[8] Marc Bloch, 「Mémorie Collective, Tradition Et Coutume,」 Revue de synthésehistorique, 1925, 118-20.

[9] 海登·懷特：《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陳新譯，譯林出版社，2009年。

[10] H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99.

[11] 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No.135, 1979.

[12] Carlo Ginzburg, 「Checking the Evidence: The Judge and Historian,」 Critical Inquiry, Vol.18, No.1,

Autumn,1991.

[13]Aleida Assmann, Erinnerungsräume: 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Gedächtnisses, C.H.Beck, 1999, S.209.

[14] ヘイドン·ホワイト：《実用的な過去》，《思想》，2010年第8號。

[15] 米歇爾·福柯：《自我技術》（福柯文選3），汪民安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87-372頁。

2017-12-28 16:1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