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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版本的「荊軻刺秦」為何天壤之別

作者：量子在於 2017-11-8 00:1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相關人物|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2評論

關鍵詞：荊軻

一、日本人如何對待他們的「荊軻」?
　　2013年12月，美國上演了一部根據日本歷史上真人真事改編的奇幻武士片《四十七浪人》，引起巨大轟動。這是好萊塢首度將日本人家喻戶曉的傳奇經典——元祿赤穗事件搬上銀幕。
　　一部源自日本的民間傳奇，為何能在歐美西方引起廣泛的國際關注?
　　因為在日本，赤穗事件絕不僅只是一個普通的傳奇故事，而是一幅令日本人刻骨銘心的民族圖騰。據日本學者研究，這個故事已被拍攝了135種電影，兩百年來在日本長演不衰。它是日本版的「荊軻刺秦王」，只不過故事中被日本人爭相傳頌的「荊軻」不止一位，而是四十七位。
　　這個真實的故事講述在德川幕府時代，武士們誓死捍衛主君和藩邦的生存，因為一旦失去了主君，這些武士便被視作喪失仁義、忍辱偷生的浪人，過著生不如死的流浪生活。
　　德川第五代將軍綱吉統治時代，赤穗藩的大名(領主)淺野長矩以忠直聞名。有一次他輪值江戶城招待官役，在迎接天皇使節時，因為禮儀問題和一位老權臣吉良發生齷齪衝突，淺野一時盛怒之下，拔刀傷了吉良，釀成嚴重違反幕府禁令的「江戶城刃傷事件」。
　　幕府將軍德川綱吉大為震怒，他命令淺野即日切腹，並罰淺野家從茲「斷絕」。撤銷名號封地，其屬下的三百餘名赤穗武士也隨之失去俸祿和地位，淪為可憐的「浪人」。
　　淺野欲辯無詞，連給家人寫封信都不被允許，當日便被迫剖腹自決了。消息傳到赤穗藩，赤穗武士們無比悲痛。他們認為按照幕府法條，江戶刃傷事件本應按照「喧嘩兩成敗」(各打五十大板)的慣例，吉良和長野兩人均應受罰。但吉良被判無罪，逍遙法外，主公淺野卻被判切腹，藩毀人亡。武士們將吉良視作不可饒恕的罪魁禍首，他們歃血為盟，誓為主公報此血仇。
　　於是一場策劃得無比冷靜周詳的「仇討」行動由此展開：赤穗武士們恭順地獻出城堡，自願放棄職俸，四散飄零，苟且為生。他們有的街頭賣菜，有的開店謀生。曾經身居淺野家首席家老(藩國主官)高位的大石內藏助原是位血性漢子，竟然也拋妻棄子，獨自跑到京都狎妓游歡，不問世事。原來這些武士只是為了掩人耳目，故意讓敵人放鬆警惕，忍辱負重地等待時機為藩主報仇。
　　經過一年零八個月的潛伏忍耐，直到當初共發復仇誓約的九十七個家臣，誓死相從的還只剩下最後四十七人，他們才在大石內藏助的帶領下，終於等來了雪恨的機會。元祿十五年(1702)十二月十四日夜半，在一個落雪的黎明之前，武士們攻入仇人吉良的官邸，浴血奮戰，打敗了吉良的侍從，並從柴炭小屋搜出吉良本人，當場砍下他的首級，復仇行動大功告成。
　　天露微曦，踏著清晨的積雪，四十七名赤穗武士浩浩蕩蕩高舉吉良的首級，班師回兵，返回埋葬著主公淺野的泉岳寺。他們汲水洗凈吉良的首級，焚香將它獻祭於屈死的主公淺野墓前，之後從容派人向江戶幕府自首，束手就擒。一場凄絕壯美的討仇報主、維護士道的快舉，酣暢淋漓地告一段落。
　　由於此案轟動一時，如何妥善處理讓幕府高層頗傷腦筋。有人讚賞四十七武士的忠勇赤誠，有人堅決主張依律嚴懲。拖延爭論了數月之後，幕府的判決最終下達了：令四十七人悉數切腹。
　　庭院四周，高低錯落的廊下階上，四十七武士挾刀跪坐。他們肅穆莊嚴，紋絲不動，每個人的表情都鎮定而滿足。他們嚴格按照武士的規矩，逐一安靜剖腹，無怨無悔。四十七人死後，被陪葬在主公淺野安息的泉岳寺。
　　泉岳寺因為埋葬這批頂天立地的義士，而一躍變成日本精神的祭祀場，成為日本最負盛名的寺院。直至今天，赤穗城到處是四十七士的廣告、宣傳畫和各式商品的招牌;而每年12月14日，這座城市都會舉行一個叫做「赤穗義士祭」的紀念節日。
　　四十七武士的故事，便是日本民間的一部水泊梁山傳奇。幾百年來，在日本的街頭酒肆，無論商人町民，都對四十七士同情有加，崇敬不已，津津樂道他們敢於挺劍而起、流血五步的英雄氣概。四十七士全心赴死、翦暴安良的英勇壯舉，經過不斷塑造成型，為日本孕育聚合的民族精神胚胎，注入了一種烈性好勝的精神。不僅如此，連明治天皇也頒布褒賞四十七士的辭令，表達官方對他們的肯定頌揚：「……固執主從之義，復仇死於法。百世之下，使人感奮興起。」
　　歲月流轉，世世代代的日本人不斷歌頌傳揚四十七武士的忠勇之魂。後來，大阪的竹本座公演了《假名手本忠臣藏》。從此「忠臣藏」一語成了一切描寫赤穗四十七士及其「仇討」藝術作品的代名詞，內似於「水滸傳」一詞代表著梁山好漢的故事一樣。《忠臣藏》的演出「人氣」超乎想象，以致於藝人皆雲「京阪歌舞伎，無一不演義士復仇」。
　　四十七武士的故事，不禁讓人想起《史記》里的英雄荊軻。但若認真梳理比較，就會發現他們之間其實存在巨大質的差異：荊軻乃以一人而敵一國，風蕭水寒的壯烈決絕，遠勝四十七士的仇家唯一人而已;荊軻胸中燃燒的乃是不服強權統治的徹底叛逆精神，四十七士不過為報一己私仇，而對強大的幕府則俯首唯諾。兩者相較，無論胸懷氣質，荊軻都遠勝一籌。更何況四十七士那種盲目效忠的集團精神，到明治以後漸漸演變為「武士道」的桎梏，與軍國主義侵略結緣，而與中國古典「士」之高貴精神分道揚鑣。
　　然而現實正好相反，相比於日本人對四十七武士「士魂」那種畢恭畢敬的頌揚呵護，我們演繹的各種「荊軻刺秦」，只讓人一次次語塞氣短，沮喪落魄。讓人看后的心情只有三個字：始「驚」，繼「怒」，后「悲」。
　　非常湊巧的是，就在日本四十七士的故事被好萊塢重新搬上銀幕時，莫言創作的話劇《我們的荊軻》也正在北京火爆演出。
　　二、荊軻：從歷史神壇跌落狗糞凡塵
　　要對比分析中日兩國演繹各自的「荊軻刺秦」到底有何不同，可以先解讀一下莫言的這部話劇。
　　《我們的荊軻》主體故事自然還是「荊軻刺秦」，但莫言卻寫了一個千百年無人敢想的「奇葩版本」。
　　在該劇中，那場「雄髮指危冠，猛氣充長纓」的千古第一壯舉，儼然演變為一幫名利熏心、左右騎牆之徒以命博名的作秀事件。而那位千載悲歌、慷慨巍峨的荊軻蕩然無存，搖身變成了一位到處「提著小磨香油和綠豆粉絲去拜訪名人」的卑微之徒，一個劍術拙劣卻成天夢想出名的匹夫之輩。
　　這期間，荊軻情難自禁地愛上了太子丹贈予的美人燕姬。在臨行前與燕姬配合演習「刺秦」的過程中，荊軻再三彷徨動搖，去意不決，試圖為自己尋找到刺秦的真正精神根據，以堅定此行的決心。
　　在這場全劇的高潮大戲中，燕姬扮演的「秦王」高高在上，以不容置疑的威凜，對荊軻的刺秦動機步步逼問，完全是一幅光榮偉大的正義化身。而刺客荊軻在一開始的辯論中就底氣不足，虛弱無力，他囁囁嚅嚅地列舉刺秦的理由，從「為天下百姓」、「為死去的冤魂」、「為秦國百姓」，一直說到「為諸侯相安」、「為燕太子丹」，每一個看似慷慨激昂、氣勢磅礴的理由，都顯得那麼蒼白無力，弱不禁風，扮演「秦王」的燕姬則高屋建瓴，不到三言兩語就將他駁得體無完膚，滿地雞毛。
　　直到逼迫荊軻說出「為俠士的榮譽」這個理由時，燕姬(「秦王」)才鄙夷不屑地說：「你總算說到了事情的根本。你們這些所謂的俠士，其實是一些沒有是非、沒有靈魂、仗匹夫之勇沽名釣譽的可憐蟲。」
　　緊接著，代表「秦王」說話的燕姬一語道破天機：「俠客的性命本來就不值錢。對於你們來說，最重要的是用不值錢的性命，換取最大的名氣。」
　　陣陣語塞中，被揭穿「老底」的荊軻汗流浹背。他終於明白，自己別無選擇，只能做一個「失敗的英雄」，「牽著秦王的衣袖，把舞台一直拓展到荒郊野外」。突然，荊軻將那把原本用於刺殺秦王的匕首，猛地刺入了燕姬的胸膛。這時和荊軻一樣迷狂於一夜成名的高漸離撲過來，撫屍痛哭高呼：
　　「嗚呼，這真是一部精心策劃的傑作啊，俠肝義膽美人血 ……什麼因素都不缺了，成了，成了，成大名了……」
　　一切肆無忌憚的解構，嘲諷，黑色幽默，至此達到了巔峰。
　　接下來的易水送別中，荊軻的一段自責道出了他殺死燕姬的原由：「沒有殺錯，其實就是殺錯了。看起來殺的是她，其實殺的是我自己。」
　　關於為何要設置這一情節，莫言在接受採訪時這樣解釋：「他(荊軻)被燕姬升華了，但他沒有勇氣跟舊我徹底決裂……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處境，我們知道路在何方，但我們不敢去走。」
　　至此，莫言完全將一出千古悲壯劇，演繹為一出喜劇，鬧劇，滑稽劇。
　　於是歷史上那場「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的易水壯別，演變成了一個名叫荊軻的無恥小人，去完成一個註定失敗的荒唐使命。該劇明白無誤地指出，包括荊軻、高漸離、秦武陽、狗屠等無不是一幫名利小人，在他們眼裡，秦王不過是他們出名求富的一個道具，刺殺秦王不過是實現人生理想的一種手段。荊軻刺秦那些堂而皇之的謊言，在燕姬的雄辯申斥中已經灰飛煙滅。相反，倒是她扮演的「秦王」，對卑微渺小的荊軻之流發出了無情的正義審判，甚至逼迫他在無法直面自我的情況下，不可告人地殺死了「真理的發現者」燕姬，以自我麻醉，逃避現實。
　　至此，該劇由「荊軻刺秦」，完美地實現了「秦刺荊軻」。秦王完勝，荊軻慘敗。慘敗的荊軻收穫的沒有哪怕一絲同情，而是全盤的嘲弄，唾棄，和噓聲。
　　三、從「刺秦」到「頌秦」
　　誠如莫言所說，《我們的荊軻》仍然是一次「老瓶裝新酒」的歷史創作。不過，「荊軻刺秦」的故事如何演變成為莫言筆下的「秦刺荊軻」，這中間其實仍有一條清晰的線索可循。這要從中國電影史上三次著名的「刺秦行動」說起。
　　早在1995年，導演周曉文就拍攝了電影《秦頌》;1998年，陳凱歌拍攝《荊軻刺秦王》;2002年，張藝謀拍攝了《英雄》。這三部影片雖然側重不同，形式各異，但三位導演無一例外都把焦點從刺客轉移到了秦王身上，也就是敘述者的主體認同感，從原本是主人公的刺客，轉移到了被刺的對象秦王這一邊。
　　周曉文這部電影原先的標題叫《血築》，到拍攝時就變成了《秦頌》。不僅標題變化的意味一目了然，著眼點也轉移到刺客的兒女情長上了。影片講述的是秦始皇年少時曾做人質羈押於趙，備受艱辛，所幸結交燕人高漸離，而煥發求生慾望。及至年長，秦始皇繼承王位，由於他反對愛女櫟陽公主與高漸離的熾熱愛戀，秦始皇與高漸離反目成仇。為爭得愛情自由，高漸離忍辱負重為秦王登基大典創作《秦頌》。但事與願違，公主將在六國毀滅之日另嫁他人。最後為了愛與天下蒼生，高漸離在登基大典上，悲憤交集地操起築擲向秦始皇。最終行刺未成，以悲劇告終。
　　影片中的高漸離實則就是荊軻的化身，只是這裡他已淪為只顧一己之私的憤青。電影的結尾最具象徵意味：無謂慘死當場的高漸離，被太監宮人們抬著走向寂寞的歷史深處，而另一邊則是胸懷壯志的秦始皇，氣宇軒昂地登上祭天大典的台階。一仰一俯，一敗一勝之間，導演傳達的歷史認同已不言自明。
　　陳凱歌一直努力追求拍攝充滿個性色彩、哲理思辨的藝術電影。他的《荊軻刺秦王》集中描寫了秦王與荊軻的異化過程，以及最終交鋒的歷史想象。他把秦王還原成了一個有夢想有情愛的凡人，但皇權和野心卻把他異化成了暴君;荊軻本來與政治屠場格格不入，但最後卻被亂世劫持，走上了一條刺秦的不歸之路，陰差陽錯地成了一位歷史的英雄。
　　想法本身不錯，但遺憾的是在最關鍵的精神節點上，陳凱歌非常明顯依然沿著《秦頌》的思路走了下去，使該片最終煮成了一鍋思想上的「夾生飯」。從該片可以看出，聲稱對中國千年文化憂心忡忡的陳凱歌，他的思想資源不外乎還是建築在「王應該愛天下的人」、「天下的人也都愛你」(趙姬語)這類概念系統之上。
　　秦王是這部影片中的主要英雄人物，而陳凱歌的潛意識中要完成的壯舉不是「刺秦」而是「護秦」，他認定秦始皇「有一個美好的理想」，是「好的理想用壞的手段去實現」，影片用抒情詩式的方式，努力為暴君的統治找到必然而合理的心理依據。相反，那個可憐的荊軻從一開始便背負著濫殺無辜的原罪，因為錯殺盲女心生悔意，痛苦之下才退隱江湖。最後卻在燕太子丹和趙姬等人的一步步情感綁架之下，無奈而悲壯地身入狼邦，以命搏秦。在被迫刺殺秦王的大殿上，他突然莫名其妙搖身變成一個靈魂出竅的小丑，裝瘋賣傻地在秦國宮殿上做了一番醜陋不堪的表演。刺秦的勝負已無需評判，一邊是威嚴的秦國宮殿上作跳樑小丑狀的荊軻，一邊是「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的偉大秦王，僅從這樣的視覺語言呈現上，陳凱歌的價值判斷就已經一覽無餘。。
　　到了張藝謀的《英雄》，荊軻先前的那種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終於成了斬釘截鐵的以身相許。影片一開始就已經是如何「不刺」，如何把一個專制暴政最堅決的反叛者，變成一個最堅決的擁護者了。無名在大殿上跟秦王作殊死搏鬥，在刀劃到秦王脖子邊時，他忽然「頓悟」秦王其實是胸懷天下的大英雄。而秦王也因「想不到最理解寡人的，原來是寡人的敵人」而激動得熱淚盈眶。緊接著，秦王卻並沒有把「心有靈犀」的無名收作貼身衛士，依為肱股之臣，相反卻用亂箭把無名射成了「刺蝟」。無名自作多情地頌揚秦王才是安定天下的一代英主，可一轉身就被秦王的手下萬箭穿心，可憐他剛剛才深情地向秦王託付過天下!
　　司馬遷《史記》里那原本悲壯感人、反抗強暴的刺秦英雄，就這樣被張藝謀篡改成了一個主動「為王前驅」的奴才「英雄」。三千萬美金打造的豪華墳墓，從此將「其言必行，其諾必信」的中國武俠精神厚葬完畢。
　　自此，從周曉文到陳凱歌、張藝謀，從「刺秦」到「護秦」，再到「頌秦」的三部曲順利完成。一個刺秦的故事，變成了一個秦王的故事;一位捨生取義的英雄，變成了一個不自量力的荊軻;一部反叛強權的悲歌，變為維護專制的頌歌。
　　我在網路上看到這樣一段妙評：在時隔多年的對話中，我們分明聽到周小文在《秦頌》中說：「皇帝，我到底該不該理解你?」陳凱歌在《荊軻刺秦王》說的是：「我是皇帝，你們要理解我!」到了2002年，張藝謀終於對著咸陽山溝里的秦王墳墓，深情地高聲喊道：「皇帝，我們終於理解了你!」
　　三個版本的故事內容雖然大同小異，但總體趨勢卻驚人一致，那就是秦王的形像一部比一部更趨高大偉岸，而荊軻的形像則每況愈下，近於不堪。
　　莫言畢竟是大家，前面各種版本的「荊軻刺秦」他顯然爛熟於心，絕不會再走尋常老路。於是，我們就看到了這一版不僅驚世駭俗，而且徹底惡搞的《我們的荊軻》。劇中，在荊軻們手忙腳亂徒勞無功地一番自曝其丑之後，高瞻遠矚的秦王才氣定神閑地最後登場。他才不稀罕他娘的什麼理解不理解呢!他只乾脆利落地一聲斷喝：
　　「不把這些傢伙消滅乾淨，天下就不會和平。(對左右)抬下去，活埋!」
　　四、他們為何要刺殺荊軻?
　　莫言在接受《藝術評論》的採訪中，直言不諱地說：「在某種意義上，刺客就是當年的恐怖分子」。當記者指出，是否應該把歷史人物放在他所處的歷史背景中來看待時，莫言認為此說雖有一定道理，但也必須看到這些歷史人物的行為「與現代社會的悖謬」。
　　整個關於《我們的荊軻》的創作訪談，莫言一直沒有提到如何認識秦王的問題，當然他就只能看到荊軻的「悖謬」，而隻字不提秦王的「悖謬」了。
　　在「荊軻刺秦」事件中，荊軻與秦王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要判斷荊軻是否關乎「恐怖」，就必須先釐清秦王的形像。
　　在《我們的荊軻》中，燕姬儼然是那個千年來為帝王撰寫家譜的歷史執筆者，不遺餘力地謳歌秦王在他的帝位上，「干出許多轟轟烈烈的事迹」，包括一統天下，焚書坑儒，修築長城，統一文字。「你如果此時刺死他，這些輝煌的業績，荒唐的壯舉，都將成為泡影。」
　　秦始皇的功績，應該辯證分析地看待。統一全國是當時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郡縣制度早在戰國時期就已出現了，不是秦始皇的發明，而焚書坑儒才是他的偉大發明，「荒唐的壯舉」。至於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等，都如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所說：上天假借秦王的私心實現了大公。
　　《我們的荊軻》中燕姬代秦王說出的理由是「春秋無義戰，列國皆爭雄」，「與其這樣爭鬥不斷，不如我把他們全滅了，那樣也許還真的迎來一個天下和平的時代。」這和張藝謀《英雄》中秦王對天下的闡釋如出一轍：「個人的痛苦和天下人的痛苦相比將不再是痛苦，秦國與趙國的仇恨放在天下將不再是仇恨。」在上述所有「荊軻刺秦」的版本里，秦王只因為懷著高尚的動機，就被塑造成了造福六國的君主，飲譽天下的英雄。
　　可問題的關鍵是，如同駱賓王在《討武瞾檄》中所說：「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解釋這個「天下」的真正歸屬權，非常重要。秦王的前提是以秦國的方式統一天下，正所謂「六合為家」。他是要把六國的天下統統變成秦國的天下，而並不是要與六國共享天下;他分明是將秦國的利益強加在六國的利益之上，卻非要把秦國的利益虛構成「天下人」的利益，把秦國的天下謊稱為世人共有的天下。這種偷梁換柱的概念遊戲，流毒無窮的強盜邏輯，在秦始皇建立統一的大帝國后，就赤裸裸地演變為「朕即天下」的霸道蠻橫了。
　　於是乎，六國的天下變成了秦國的天下，秦國的天下又變成了秦始皇一個人的天下，導致兩千年曆代專制暴君肆虐相繼，書罪無窮。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原君》里說得一清二楚，這些大大小小的秦始皇是：
　　「以為天下利害之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
　　作為芸芸眾生的困苦百姓，不過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秦始皇一統天下的「千秋大業」所帶來的好處，他們哪裡有半點資格和福份來消受?可在《我們的荊軻》里，因為「弱肉強食，古今一理」，所以誰的拳頭硬，誰就是理所當然的老大，戰亂紛爭的諸侯既然代表了不義的一方，雄兵在手的秦王就可以殺心自起、替天行道了。
　　秦王嬴政這種世所公認的「霸道」血脈，乃是由來已久的祖傳之學。其祖師爺商鞅一生厲行統治的指導綱領，就是那本薄薄的《商君書》。其「嚴刑峻法」所集法家醜陋陰損之大成者，至今讀了仍讓人不寒而慄!用西漢賈誼的話來講，秦國自此變成了一個無禮無仁的國家。商鞅把全國變成了一座戒備森嚴的「思想監獄」，而自己則成為手執鞭子嚴酷驅打人民的君王家奴。在這種變法思想指導下，秦國全國上下成了一架運轉井然的機器，成為步伐整齊、服色一致的集中營。每個秦國人都被變成了國家的工具，宛若後世出土的那些兵馬俑，人人面無表情而無比強悍。難怪先秦典籍里屢次說到秦國是「虎狼之國」。
　　為贏得燕姬所稱頌的那個「天下」，秦王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未得天下之際一次次發動征戰，坑殺降卒，荼毒百姓;得了天下之後，修阿房宮，築長城，建陵墓，焚書坑儒，更給民間帶來了沉重的災難。以至於屍骨未寒，便爆發了陳勝吳廣起義。西漢賈誼寫的《過秦論》，已有經典論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毛澤東說「百代皆行秦政制」，法家思想不僅沒有就此中斷，而且得到發揚光大。歷代封建統治者實施的窒息整個民族創造力的「愚民政策」，遵循的就是「秦制」。所以，郭沫若說：「秦、漢以後的中國政治舞台是由商鞅開的幕」，確為不易之論。
　　五、到底如何書寫「我們的荊軻」?
　　很顯然，話劇《我們的荊軻》和前面三部電影一樣，承繼的就是這樣的「真理」：由於戰亂不斷，諸侯紛爭，所以只要能統一就是正義的，就是別人應該無條件支持的。凡是與「統一」的趨勢背道而馳者，無不是螳臂擋車，自取滅亡。
　　這樣的觀念已不新鮮，此前陳凱歌早在拍攝《荊軻刺秦王》時，就與莫言「英雄所見略同」了。他大發感慨道：
　　「並不是在歷史與今天之間找不到一點兒聯繫，共同點是存在的。比如秦王贏政在當時小國寡民的情況下，就提出了大一統國家構想，這和我們今天共同處於地球村的現狀，是多類似啊!」
　　把秦始皇那充滿血腥味道的專制抱負，與今天世界的和平共處、人道主義、宗教寬容的美好理想相提並論，我不知道陳凱歌的「哲思」依據拜何人所賜?這樣為秦始皇辯護豈不怕貽笑大方?作為一位知名藝術家，其歷史尺度、道德尺度、審美尺度混淆如此，著實令人吃驚。
　　要知道，「統一」顯然是手段而絕非目的，生產力和人的全面發展以及人與自身、與他人、與自然的和諧才是人類永恆的目的，統一隻有在有利於上述目標實現的時候才應被完全肯定。而「統一」在某些時候、某些情況下對永恆目標的實現並不是絕對有利的。秦王朝的建立在實現「車同軌、書同文」的同時，也給社會經濟、文化和人民生活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最終它二世而亡就是明證。
　　即使就從他們這種簡單的「歷史決定論」來看，我們仍然要問：生產力的標準難道就是絕對的、完美的嗎?藝術創作的評價尺度是否應與歷史學家有所不同?否則，司馬遷為何會視劉邦為他並不喜歡的勝利者，而對失敗者項羽卻傾注了滿腔同情?《史記·項羽本紀》作為司馬遷獻給楚霸王的一曲深沉輓歌，既為霸王的豪俠之氣、對虞姬的一片深情、愧對江東父老的純真人格而掬灑同情之淚，又尊重歷史客觀寫出了項羽的失敗及其原因。只有當一個失敗者具備了如此之多優劣並存的複雜品格時，一篇《項羽本紀》才會如此凄惻動人。偉大作家巴爾扎克筆下喪失了歷史合理性的貴族，恰恰是作者深刻同情的對象，而蒸蒸日上的資產階級(如拉斯蒂尼)，卻被描述為惟利是圖的勢利之徒。
　　由此可見，具有道德合理性的人或事，往往因跟不上生產力發展的步伐而處於被歷史淘汰的地位;相反體現了所謂「歷史必然性」的人或事，又恰恰因為缺乏道德合理性而遭到非議。這樣的創作角度，才可能觸及到人類歷史的悲劇性二律背反，從而更顯深邃高遠。事實上，古今中外但凡偉大的作家，在面對複雜歷史時總會充滿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愁緒與感傷，他們誠然知道歷史潮流「不可阻擋」，但他們決不簡單認同所謂歷史的「鐵律」。他們為一個失敗的英雄唱一曲輓歌，並非為了使之復活，也不是要徹底否定歷史發展的主潮，而是要糾正主潮的片面性，使之更加完善。正如李商隱所寫「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種一唱三嘆，反覆低迥的凄美輓歌，才充滿了凝重的歷史悲壯感。
　　莫言是一位非常具有藝術勇氣的作家。當年他的《豐乳肥臀》剛一出爐，便遭到一些極左派的圍攻謾罵，今天看來莫言的這部作品最尖銳的部分，恰好與《靜靜的頓河》中最閃光的部分高度契合，它將中國歷史上的還鄉團與哥薩克的叛亂作了深入的借鑒描寫，莫言自己也說：「我已經明確地點清了產生還鄉團的前因後果，這是一種真正的歷史，是比教科書上更加真實的，更加讓人痛苦的歷史。」但那位當年敢於站在主流「教科書」對面，去關注那些被歷史淘汰者的莫言，今天卻如此大張旗鼓地醜化嘲弄那些失敗了的「我們的荊軻」。到底是借古鑒今，還是在借古諷今?
　　中國乃俠士之故鄉，聶政荊軻的時代卻一去不返。甲午戰敗后，西方和日本都認為「中國之歷史，不武之歷史也，中國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梁啟超因此憤而下筆，於1904年寫成《中國之武士道》一書。他帶著悲憤的感情回顧了中國武士道精神歸於瓦解湮滅的歷程和原因，並指出這一精神的消失對中國民族性的戕害是中國近代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犬儒成風的背景下，士之風骨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不但恍如隔世，甚而化作《我們的荊軻》這樣粉墨諧虐的自輕自賤，豈不令人一嘆?
　　我並不是說歷史不可以有批判反思，甚至幽默諷刺。日本人同樣創作過一部類似於《我們的荊軻》這種藝術作品，但與中國一再對荊軻的俠義精神進行歪曲嘲弄相比，日本人對武士之道的思考剖析可謂鮮血淋漓、發人深省得多。這就是松竹映畫1961年出品的小林正樹導演的電影《切腹》。它一針見血地對所謂武士道進行了反省批判——
　　關原之戰後，一些舊藩被廢，大批藩中供職的武士，淪為衣食無著的貧民。他們經常來到藩主家以切腹相要挾，討得糊口銀錢。一日，一名窮愁潦倒的年輕武士來到大名井伊家的府邸聲稱將要切腹。府邸家老(首席官員)判定他敲詐，於是惡意頓生，在發現他確實窮得已經只剩下一柄竹佩刀的情況下，依然強逼他按照武士諾言剖腹自害。他只得以竹刃剖腹，在痛苦萬端之下，咬舌慘死。
　　數月後，又有一名叫津雲半四郎的襤褸武士前來叩門，請求借地切腹，維護武士尊嚴。在等候介錯人的時候，津雲給武士們講起了自己的故事。他講到廢藩失國后，自己帶著獨女與女婿千千岩求一塊艱難度日。全家生活每況愈下，那一天，千千岩說去籌借錢糧，約好黃昏回來。結果深夜被運回的，是他的屍體，和他切腹用過的竹刀。很快病重的女兒撒手塵寰，小孫兒也夭折了性命。
　　——人們明白了：眼前的切腹人，正是前次切腹人的岳父。
　　津雲這才呵斥眼前的武士們不問緣由就逼他的女婿切腹，他控訴虛偽殘忍的所謂武士精神只是表面的虛飾。他厲聲痛責每個參與逼死千千岩的人，都必須交還孽債。
　　圖窮匕現，津雲拔刀而起。一場正義復仇的大戰開始了。
　　津雲奮勇拼殺，傷痕纍纍。他摸到了供奉著藩主家祖武士兜鍪盔甲的密室，奪走了兜鍪。此時，道貌岸然的大名脫下了武士的遮羞布，棄刀用槍。洋槍隊一個排射，那虛偽至極的家傳武士盔甲兜鍪被打得破碎，如同偽善的武士體面被徹底毀滅。津雲反刀自刺，毅然以真正的武士之儀切腹自盡。
　　這部簡練深刻的黑白電影，尖銳地諷刺了高高在上的武士尊嚴，控訴了它血腥殘忍的一面。同時，它也塑造了津雲這樣一個符合真正士道的完美武士形像，給人們以正面的希望和鼓舞。這部內含嚴謹的電影，是關於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一部絕好解說詞，從更深刻的角度補充完善了四十七士故事的精髓。它灼烤照射出中國層出不窮的「荊軻刺秦」的各種自慚形穢，輕飄膚淺。對比他人嚴肅的「切腹」，我們那些只知嘻笑怒罵的藝術家們，難道不應該有一份羞愧在心?

來源:共識網作者:王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