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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學那些人》完整展示之四：壯心未與年俱老——馮其庸

作者：量子在於 2017-9-11 21:22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俚曲亂彈|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關鍵詞：張義春

《紅學那些人》曾經文化藝術出版社與東方出版社出版，因當時情況複雜，受環境影響已經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刪削，對此作者深以為憾。現借本博客陸續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節。
                              ————趙燮雨謹啟


   《紅學那些人》寫馮其庸很成功，因為他確實寫出了我印象中的馮其庸——霸氣非常，力道非常。我曾經說過，張義春先生為馮其庸畫像，傳神之極，入木三分。
這一篇文章其實分為兩部分，一是寫馮其庸的紅學成就，一是寫馮其庸的性格種種。張義春先生寫馮其庸的紅學成就基本依照馮其庸自己的介紹，不同僅只進行了情感與情緒上的渲染。如：
   「馮其庸因出版《論庚辰本》而風光無限，《論庚辰本》未正式出版，馮其庸已無限風光。馮其庸的工作一結束，他的好朋友——香港《大公報》記者陳凡就找上門來，要把他的文章拿去在《大公報》上連載。此文從開始到發完，持續一月之久。當時改革開放不久，香港學界對大陸學術很鄙視，覺得大陸學者全部的本領也就是政治上跟風附會，現在見這個叫馮其庸的耍著真功夫，走著正路數，一招一式非常雄壯，他們先是心驚，后是膽顫，並望著身後廣闊的大陸感嘆說：『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歌頌馮其庸者伙，但諸多筆墨無出以上之右。
   張義春先生寫馮其庸依舊發揮了善於對比的特長，在周汝昌與吳世昌部分，張義春先生是揚周而貶吳，而在這一篇，則一變而位揚馮而貶周。《紅學那些人》發表后，馮其庸沒有表示意見。但我估計馮其庸對張義春先生的部分描寫是感到受用的，特別是他與周汝昌對比的部分。周汝昌與馮其庸放在一起，周汝昌英雄氣就頓時不復存在。因為周汝昌的英雄氣不復存在，反襯馮其庸紅學強人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但《紅學那些人》給馮其庸的也不全是受用，因為這一篇渲染了馮其庸霸道的性格以及他曾經在政治上不願讓人提及的內容。
   所以對馮其庸來說，《紅學那些人》是一部讓其哭笑不得的著作。
這一篇仍然存在虛寫筆墨，但多數可以核之以理。這一篇主要寫周汝昌與馮其庸關係的緊張，或有讀者以為張義春渲染太過。其實紅學人物間矛盾的激烈實非局外人可以想象。此篇文章說：「周汝昌極仇恨馮其庸，以至與嚴中等通信不願呼其名而以「二馬」代之。「二馬」者，「馮」字之代稱也。」-------此類內容不是憑空杜撰，嚴中編《紅學兩地書》多有披露。
                                          ————趙燮雨評論

壯心未與年俱老——馮其庸

馮其庸之輪廓酷似啟功——面微圓、少稜角；然眼角偶露殺氣，令人不寒而慄。
馮其庸少年老成，識高低、善應對，喜旁敲側擊，發言吐氣有藏有露，富言外之意、弦外之音。馮其庸關鍵時刻有主意，每臨大事有靜氣，「眼中形勢胸中策，緩步徐行靜不嘩」，不說狠話，不做軟事，山崩於前地裂於後而面不改色。馮其庸已臻神人之化境——不行而知，不見而明，無欣欣、無畏懼，遇順境，處之淡然，遇逆境，處之泰然；厚重的鏡片后，低垂的眼帘掩蓋了眸子，說話不慌不忙，慢聲細語，言語不多道理深，態度不卑又不亢。馮其庸屬大器晚成型，性格有超人的穩定性，一旦下賭注，就有把握贏。
一、家世與氣象。
馮其庸江蘇無錫前洲鎮人，祖上殷實富有，後父親馮祖懋嗜鴉片盪盡家產，故馮其庸少年時家貧。馮其庸少年時不惟魚肉無望，粥飯尚且艱難，荒時暴月，無米為炊，每到秋冬，多以南瓜養命。祖母、母親、大嫂常面對空鍋哭泣。馮其庸現張家灣住所名曰「瓜飯樓」，案頭喜放南瓜，或朱紅，或灰綠，以示不忘根本也。
馮其庸曾動情地回憶說，「我小學每個學期的學費是兩塊銀元，母親每次都要為了兩塊銀元發愁，有時候偷偷哭，因為無處籌措。我那時不懂事，每次跟母親講，老師又催學費了，她總是說過幾天就給你繳，實際上是毫無辦法。最後不知從哪裡弄來的一塊錢、兩塊錢，我高高興興拿去交了，其實母親花了不少心血」。對少年種種，直至晚年馮其庸仍為之辛酸而感慨，並曾作七言一首以抒情：
老去種瓜只是痴，枝枝葉葉盡相思。
瓜紅葉老人何在？六十年前乞食時。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馮其庸十齡即下地耕作，前後歷十數年，田間農事，無一不能，無一不精。以至雙手結繭不能舒展屈伸，左手指及手背，刀痕累累，稼穡所留印記也。馮其庸人模人樣自建國初始。1949年5月馮其庸任職蘇南行署，開始受享皇糧；此後則借光榮的人民教師出人頭地。1950年任教無錫市第一女中，1954年調中國人民大學，由講師而副教授而教授。
改革開放后，馮其庸一時登峰造極，紅遍五洲四海大洋兩岸。1980年、1981－1982年，兩度赴美講學。獲富布賴特基金會榮譽學術證狀。1984年12月，受國務院、外交部、文化部委派，赴前蘇聯鑒定列寧格勒藏本《石頭記》，達成兩國聯合出書協議。並訪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作學術講演，均獲好評。1986年調中國藝術研究院任副院長。1996年應邀訪德國、法國，並考察兩國所藏敦煌、吐魯番文獻。1998年5月25日至5月30日，在中國美術館舉辦「馮其庸書畫展」。
馮其庸擅書法擅繪畫，書法宗二王，畫宗青藤白石。馮其庸繪畫為國內外推重，被譽為真正的文人畫，心到筆隨，以意取勝，筆簡而意不簡，多給人寧靜感。馮其庸自幼嗜書畫金石，家貧無冊書，皆假之他人以讀。讀高一時，邂逅畫家諸健秋，極稱之。馮其庸書法先學《九成宮》、《虞恭公》、《化度寺》，復及《泉南生墓誌》，后復臨漢隸及《石鼓》，更后習行草。
馮其庸是格律詩創作大家。馮其庸曾就讀無錫工專，工專張潮象先生曾組織「湖山詩社」，聽聞馮其庸熱衷詩詞，便招呼參加。馮其庸自覺不夠格，說：「我還不懂得如何作詩，恐怕不適宜參加。」張潮象講：「不管你參加得了參加不了，你先寫一首詩給我看看。」馮其庸應命，遂以東林書院曾經興旺顯赫而今冷落衰敗為題，句秀骨秀，吟成四句：
               東林剩有草縱橫，海內何人續舊盟。
               今日湖山重結社，振興絕學仗先生。
張潮象看罷，一拍桌子，大呼：「好！好！」且在詩稿上批曰：「清快，有詩才。」
馮其庸交遊雖多、知心卻少——他過於莊重，容易令人敬畏，不易讓人親近。過於智慧，以至面對他太傷腦筋；過於平淡，讓人因難以感受趣味而敬而遠之。馮其庸更好專制好獨裁好刑名之學，曾經對正統紅學而外的門派進行過冷酷的打擊，順順逆逆，殺人無算，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是偉大的權力紅學的締造者。在主持中國紅學會的日子裡，馮其庸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憑藉特殊的話語權，藉助組織的名義對楊向奎、歐陽健等進行過嚴酷的虐殺，開創了以組織和學術運作紅學的雙重體制。馮其庸大獨裁更大嫵媚，有霹靂手段，也有菩薩心腸。曾經對楊光漢、鄧遂夫等謙和體諒給予支持，曾經身體力行為紅學的繁榮做出過貢獻。
馮其庸渴望對手、蔑視對手，因對手的存在建立人生自信，通過與對手的博弈走向人生顛峰，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他完全清楚曲沐的觀點是針對自己的，但在1997年北京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上，仍鼓勵曲沐「大膽發言」；他主北京通縣張家灣曹雪芹墓石不偽，也因此而在當地享有宏大別墅，但也敢於把曹雪芹墓石論爭之不同觀點編作一集，是朋友是敵人一概都發稿費；他曾經看不起中國社會科學院紅學三巨頭——陳毓羆、劉世德、鄧紹基，嘲笑他們合著的《紅樓夢論叢》，還不夠自己著作的零頭！
二、周汝昌視角下的馮其庸。
周汝昌即之也溫，馮其庸望之儼然；周汝昌笑容可掬，馮其庸堅決不笑；周汝昌喜歡望著天上的雲遐思；馮其庸則只關心地上的事-------請原諒我落筆的不倫不類吧！周汝昌、馮其庸極具對比色彩，通過對比他們的精神方呼之欲出。
周汝昌、馮其庸勢不兩立，周汝昌、馮其庸的人事關係極富戲劇性。周汝昌極仇恨馮其庸，以至與嚴中等通信不願呼其名而以「二馬」代之。「二馬」者，「馮」字之代稱也。
周汝昌、馮其庸不是冤家不聚頭。馮其庸治紅學可謂晚矣，馮其庸之紅學事業白紙一張不足掛齒時，周汝昌、馮其庸也天隔一方，井水河水兩不相犯，可馮其庸紅學事業大成氣候足以抗衡周汝昌時，周汝昌、馮其庸的人事關係竟鬼使神差一般，都放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這個狹小地方。
周汝昌獨據紅學最高峰，紅學最高峰是周汝昌的領地。多年來，周汝昌如老虎一樣在領地的四周撒上腥臊而渾濁的尿液，並以此為警戒劃出一個獨立的世界。現在馮其庸驀然出現在這個領地中，周汝昌頓時就不自在。特別是面對馮其庸有時昂昂烈烈有時陰晴不定，周汝昌就情不自禁地發抖，身上經常一陣冷似一陣。在面對馮其庸的日子裡，周汝昌多次發現馮其庸被人圍攏著，這些圍攏他的人帶著無限的敬意聽他說些其實並不重要其實並不經典的話，多次發現有年輕人遠遠地看著馮其庸而竊竊私語，他們很想過去與馮其庸套個近乎可忸怩著最後也沒有走過去。這個大號叫馮其庸的簡直牛氣哄哄不可一世。在面對馮其庸的日子裡，周汝昌對這個馮其庸忍無可忍，也幾次準備使出平身的手段，與馮其庸這個傢伙較量一回，讓他夾起尾巴，讓他遠離自己的視線。可惜這樣的念頭總在是否有勝算的計較中粉碎。日子一天天的過去了，周汝昌最後也下不了出擊馮其庸的決心，相反卻被一種欲罷不能的尷尬弄的身心疲敝。
終於有一天，借院領導李希凡看他的機會，周汝昌堅決要求離開馮其庸。於是周汝昌的人事關係就轉到——藝術研究院辦公室。周汝昌是最應該在《紅樓夢》研究所的老大，藝術研究院辦公室與周汝昌身份大不相宜，可惜因有懼怕馮其庸這一節，周汝昌之萬金之軀，卻在雜役之人中苟且。多年的日積月累，周汝昌藏有豐富的紅學書籍，其中也包括馮其庸的幾本。在人事關係轉到藝術研究院辦公室的那一天下午，周汝昌費力地把版權頁上印有馮其庸三個字的書找出來，看看四下寂靜無人，在上面吐了幾口唾沫，隨後就扔向廢紙簍中。
   馮其庸英雄了得，極有道術，本領深不可測。他聰明不亞周汝昌，實力不讓周汝昌，且比周汝昌算得到，把得牢，做得徹。
上世紀六十年代馮其庸已牛氣非常。他曾主編《歷代文選》，此書一出即風行海內，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向他索書，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號召高級幹部都來讀他的書，《歷代文選》也就成為毛澤東向全黨推薦的第一本新中國領導幹部文化讀本。文革中，毛澤東點名蘆荻做侍讀，也源於蘆荻作為該書編者之一而有的印象。馮其庸曾寫一劇評《三看二度梅》，文章寄《戲劇報》未發之際，編輯就把其神妙傳出，說用馮其庸的文章一比較，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戲曲評論家簡直就是浪得虛名。戲劇界領導田漢開始還不相信馮其庸有如此手段，讀過馮其庸的文章后就被感動得不知所以，以至掏腰包請馮其庸大吃一頓。馮其庸曾應中央宣傳部之約，在《新建設》發表三萬字的錦繡文章——《徹底批判封建道德》，這個文章表達方法別出心裁善於選擇說話的角度，毛澤東讀後大為稱美，曾指示康生在組織中蘇論戰時認真仿照。康生讀過這個文章后，曾加以批註。
康生因此一見馮其庸便有不舍之意。他說馮其庸真是好樣的，想不到還這樣年輕，比自己的兒子張子石還小8歲；他強烈要求馮其庸調自己手下，說自己那裡太需要像馮其庸這樣的，馮其庸到自己那裡能夠發揮更大的才幹；他說他知道馮其庸丹青了得，要求馮其庸給他作畫，自己還答應給馮其庸寫字。康生與馮其庸見面的那一次，康生一反常態地講了許多。分別時還給馮其庸電話號碼兩個，一個通康生辦公室，一個通康生府上，且吩咐說：「有事隨時找我。」
1、不同起點上的終極大體等量齊觀。
馮其庸小周汝昌六歲，在同齡與不同齡之間，但周汝昌是青春得意，而馮其庸則老來發達。
周汝昌之紅學事業始於1947年燕京讀書期間，當時周汝昌29歲，風華正茂，雄姿英發，甫一出手就是根據新發現之《懋齋詩鈔》重新考證曹雪芹卒年的大舉措。1953年，35歲的周汝昌因出版《紅樓夢新證》而赫然成為一大家時，29歲的馮其庸連紅學愛好者也不夠。直到1954年批評俞平伯，受風氣的影響，馮其庸才開始正式讀《紅樓夢》，但讀罷仍馬馬虎虎，沒有特別體會。
1973年8月，隨著極左評紅熱的興起，北京市委宣傳部調馮其庸至評論《紅樓夢》寫作組，在香山宏光寺以階級鬥爭說論紅，馮其庸才正式以紅學為事業。1974年，已經50歲的馮其庸在《文物》第九期，發表第一篇有考據意味的作品——《曹雪芹的時代、家世和創作》，他在純學術的意義上的本領才開始為人重視。
從1975年開始，馮其庸抖擻一把老骨頭，主持新校《紅樓夢》，紅學生命日漸活躍，而此時周汝昌則陶醉於功成名就的自大中。《紅樓夢新證》出版后，周汝昌已經把所有的紅學做完了，周汝昌即使可以繼續做些紅學事業，也不過諸如曹雪芹佚詩等惡作劇了。這充其量也就紅學佳話，絕不是積極意義上的建樹。特別是在新時期以來，馮其庸一路衝殺，窮形盡相，要麼不做，做就做絕，以至被譽為紅學研究的「定海神針」，此時走在前面的周汝昌已從容不得。既生瑜、何生亮？周汝昌一邊嗟嘆，一邊淚落如雨。
2、純粹的書生本色與披著一領青衿的政治愛好者。
周汝昌政治行狀猶如白紙一張。他一生被人領導，一生未混個領導，即使在社會團體中，也不過顧問之流虛銜，姿態意義強於實踐操作。周汝昌故去后，中國藝術研究院送來周汝昌去世訃告、生平及治喪委員會名單，請家屬過目。女兒周倫玲提筆將名字前一長串社會兼職劃掉，僅保留「著名學者、著名紅學家」兩項。而馮其庸則著實掌過幾個印把子。不僅有與工資福利掛鉤的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紅樓夢學刊》主編，其餘的職位更是花色百出。中國紅樓夢學會會長、中國漢畫學會會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戲曲學會副會長、敦煌吐魯番學會顧問、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院長----------
周汝昌有無政治熱情難考實，而馮其庸卻善於政治長於政治。他一生以學者定位，實在是可惜了作為政治家的才氣和靈性。
馮其庸從不願意讓別人能猜測出他心裡正想些什麼，馮其庸事實上做的什麼與內心世界堅守的什麼大不相同。馮其庸本來反感文革，抵觸文革。聽說劉少奇冤死，他半夜披衣獨坐，畫葡萄一幅，上題陸遊詩兩句：「劉琨死後無奇事，獨對荒雞淚滿衣」。上句隱「劉少奇」三字，下句改陸遊詩之「聽」為對，用「荒雞」隱四人幫倒行逆施。之後鄧小平被批評，他又畫潑墨葡萄一幅，上題兩句：「莫嫌老藤多枯枝，獨有明珠葉底藏」。「老藤」隱老鄧，「明珠葉底藏」隱傳說中的葉劍英保鄧小平。
但面對文革嚴酷的環境，馮其庸則與時俱進，陰陽並修，包裹起個人真實的立場，以一隻違心的筆指導天下蒼生。他曾經是北京市革委會的理論寫作班子「洪廣思」的成員。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而謳歌，為永葆無產階級紅色江山不變顏色而戰鬥，為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而揮灑。專打「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黑幫」。
在《紅樓夢》研究上，按欽定的範圍與暗示，聯繫當時的「鬥爭實際」，馮其庸個人先於《北京日報》發表《〈紅樓夢，是一部寫階級鬥爭的書〉，次年又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小冊子《階級鬥爭的形象歷史——評〈紅樓夢〉》。此兩部作品曾左右當時《紅樓夢》研究導向，為「左」的路線推波助瀾，現在讀來，讓人仍冒冷汗。
3、隨意、苟且與執著、揚厲。
   周汝昌是通達權變之人，隨物賦形頗得道學的機趣。他該認真也認真，不該認真則堅決不認真。因為也認真也不認真，周汝昌紅學還被梅節譏笑為「龍門紅學」。周汝昌對曹雪芹認真，曾經認真考證出曹雪芹誕辰在陰曆芒種——4月26日，且每年不忘認真紀念，卻不知自家兒女生在何時，因為對自己兒女堅決不認真，自己的兒女就對他抱怨。周汝昌書法造詣之高讓鄂力驚嘆不已，鄂力就認真對待周汝昌書法，幾次提出給他辦書展，誰知周汝昌堅決拒絕了鄂力的認真，理由是「寫過不少字都送朋友了，辦什麼展覽啊，朋友喜歡就拿去。」
周汝昌自己曾經說過，「我是一個散漫的人，生活沒什麼規律，年老了更是隨彎就彎。」「我對《紅樓夢》並不像有人一讀就是十幾遍。我並不迷戀《紅樓夢》，而是隨手翻開一讀就放不下，多是零碎閱讀，真正通讀只有二三遍。這個過程中，除了有自己的心得，有一些俗說法也會影響我，說一句絕不是謙虛客氣的話，許多地方到現在我並沒真讀懂。」-------
馮其庸是堅定執著之人，渾身散發著堅硬的涼意。他該認真自然認真，不該認真仍然認真。他是徹頭徹尾事業狂人，一生目標，就是奪得「天下武功第一」的名銜；他從來不說廢話，一旦說了什麼，結果就必須是什麼；他志在必得一往無前，不達目的不罷休，達到目的仍不罷休。他挑戰著，快樂著，享受生活不想死，熱愛生活不怕死。
馮其庸不習慣讓自己閑下來。他少讀玄奘傳，遂仰之為師，雖萬劫而不滅求學求真之心。為趕寫《歷代文選》序言，他搏命闖關，曾深夜暈倒在椅子上，半天不省人事，醒過後則依然如故。他四十歲始研紅學，因紅學而得閱滄桑無數，但歷盡風雨痴心不改。從六十四歲開始，他霜毫一擲走天涯，沿玄奘取經的路線，六去甘肅、七去新彊，七十五歲高齡登上五千米的紅其拉甫口岸和明鐵蓋達板，讀書，讀人，讀自然。非常之景，對非常之人，越是人跡罕至之境，越能激發他的豪情！他酒量頗豪，在大漠，一次喝下白酒一斤，酒醉后狂毫揮筆，詩勢弘宏，中國文化脈管里自來流淌著兩種液體—詩和淚，在他那裡，一變而為豪情與意氣霸氣。有其詩為證：
七上崑崙亦壯哉，萬山重疊雪蓮開。
夕陽西下胭脂色，爽氣東來白玉堆。
肅立千峰韓帥陣，奔騰萬馬奚官台。
問君曾到西天否？紫岫青巒逐眼來。
—81歲七上崑崙題畫詩
看盡龜茲十萬峰，始知五嶽也平庸。
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東。
—看古龜茲國風光作
濁浪排天君莫怕，老夫見慣海潮生。
與生俱來人中首，唯吾與天齊同壽。
—為三月河《自畫像詩》寄句
風雨相催八十年，艱難苦厄到華巔。
平生事業詩書畫，一部紅樓識大千。
七上崑崙情未了，三進大漠意彌堅。
何時重踏西征路，朔雪嚴冰也枉然。
—因紀峰作「馮其庸先生青銅像」抒情
老夫八十尚孩童，西抹東塗太匆匆。
梨棗已災三萬牘，桑皮又破九千重。
山高水闊欺毫素，奼紫嫣紅愧化工。
老去猶無知過意，意開畫展紿痴矇。」
——《八四畫展自嘲》
人到黃龍已是仙，勸君飽喝黃龍泉。
我生到此應知福，李杜蘇黃讓我先。
——游四川黃龍寺
1963年困難時期，馮其庸衣錦還鄉看望老母。此時他已經習慣了北京的舒服生活，漸漸不記得家鄉曾經的寒苦，驀然接觸鄉間情況，覺得那簡直不是人過的日子。回北京后，感慨系之作《回鄉見聞》一個，其中描述家鄉的苦難讓人觸目驚心。因當時黨鼓勵講真話，馮其庸就將這個文章上交，以示對組織坦誠。文革開始后，此文成三反罪證，馮其庸因此多次被批鬥。當時一代文人有厄，作家老舍自殺，《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陳笑語自殺，馮其庸早年同學自殺--------但馮其庸下定決心就不自殺。他曾經被批鬥，台下口號聲震耳欲聾，他在台上卻默吟自己的詩作構思自己的詩作，在默吟與構思中神遊物外。
他想到現在仍有朋友關心他，於是就有以下幾句：
漫天風雨讀楚辭，正是眾芳搖落時。
晚節莫嫌黃菊瘦，天南尚有故人思。
他想到有人批判他的文章是毒草，於是以蘇軾烏台詩案自況，寫出幾下幾句：
千古文章定有知，烏台今日已無詩。
何妨海角天涯去，看盡驚濤起落時。
三、好學的典範。
馮其庸是最好學的紅學家。翰墨結緣雅，詩書養氣深，終生與文為伴，長年累月，孜孜不倦，他說：「我的生活就是讀書。讀書是自我造就、自我成才的唯一道路」；他說，「如果能加我一倍年壽的話，我一定從現在開始再從頭學起，以前學的，實在太少太淺了！我感到中國的學問實在太深太廣了，如果真的讓我再從頭學起的話，現在我可能知道該如何學習了！」
少年時，馮其庸家貧，可他無限迷戀讀書。舉凡《三國演義》、《水滸》、《西廂記》等，許多段落，許多人物對答，許多回目，至今仍可琅琅背誦。后借到《古詩源》一冊，雖然破爛不堪，連封皮都沒有，他又為《古詩十九首》的情調吸引，雖然半懂不懂，粗枝大葉方才講得明白，但覺得意味醇厚纏綿，可以味之又味。小學五年級，抗戰爆發，馮其庸沒辦法繼續上學，開始長達數年的耕讀生涯，與兩個哥哥一起，白天挑擔、插秧，夜間點燈發奮。
「文革」初，馮其庸家被抄，紅衛兵小將不辨毒草香花，誤把其所藏之《紅樓夢》作黃色小說拿走展覽。1969年，馮其庸即將被下放勞動，因擔心珍愛的庚辰本《紅樓夢》重蹈覆轍，遂偷抄，以一年之力大功告成。情況特殊形勢嚴峻，有感發不得，借裝訂線背後狹小處，學假語村言記錄感受。「今天夜裡抄了十頁，恰好我們學校武鬥。有什麼要緊的事了，我就在旁邊寫：幾月幾日、大寒、大風。不敢說文革怎麼樣……」大約堅持一年多，1970年的一個雨夜，手抄本《紅樓夢》完成了。他如釋重負、感慨萬端，並賦詩一首抒懷：
《紅樓》抄罷雨絲絲，正是春歸花落時。
千古文章多血淚，  傷心最此斷腸辭。
四、新時期紅學第一人。
馮其庸是新時期紅學第一人，是新時期紅學標誌性的人物。馮其庸紅學給人堅硬厚實的感覺，馮其庸是最具氣力的紅學家。馮其庸紅學始於1973年全民評紅，輝煌在整理新校本《紅樓夢》。前一段馮其庸在北京市委宣傳部「洪廣思」大批判組，后一段馮其庸在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
馮其庸整理《紅樓夢》新校本的緣起有兩說。一是根據袁水拍建議，「江辦」（指當時的江青辦公室）命令而作（見胡文彬部分）。一是與「江辦」沒有任何關係，全是袁水拍一力促成。1974年袁水拍任中宣部文化組副組長，常去馮其庸府上聊天，曾經與馮其庸談過整理《紅樓夢》新校本的想法，袁水拍建議很合馮其庸的心思，馮其庸就順著袁水拍鼓吹說，組織出版《紅樓夢》新校本，一定很受歡迎。於是乎袁水拍吩咐馮其庸草擬報告。報告送上去批示很快就下達，並且批一筆大錢。
1、有關曹雪芹家世研究。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幾個寒暑過後，馮其庸主持校注的《紅樓夢》新校本要出版印行了，也是個約定俗成的問題，出版社要求馮其庸寫前言一篇，交代些工作的基本情況與做法。其中最重要者是介紹《紅樓夢》作者曹雪芹。
介紹《紅樓夢》作者曹雪芹也不是難事。當時新紅學發展已70多年，關於《紅樓夢》作者的研究也大體有了始末根由。如果不是過於認真，對現成資料稍加整理，弄出個爹親娘后的文章自然容易。但馮其庸卻不這樣，他要對曹雪芹的家世作重新調查。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別人用過的材料，都要重新核對原書。
馮其庸核對紅學材料從《清實錄》看起，在社科院朋友幫忙下，先把《清實錄》借回家，利用下班時間，一行一行瞄，一頁一頁翻。看到天聰八年，發現了重要材料一條——「墨爾根戴青貝勒多爾袞屬下旗鼓牛錄章京曹振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
這條材料非常重要，因為這裡的曹振彥是曹雪芹高祖父，也就是曹雪芹爺爺的爺爺。這則資料雖小，僅十餘字，但能記載到《清實錄》這皇家志書里，說明它重要無比。同時更為幸運的是，這時馮其庸又找到已經「迷失」的《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這個《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上有曹家的世系，有曹家六代人的名字，對曹雪芹家世研究有幫助。馮其庸早就想研究這個《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1963年，這個《宗譜》曾在「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紀念展覽會」展出，馮其庸僅隔著玻璃看了幾眼。可後來這個《宗譜》就失落不知去向。現在馮其庸把它找了回來，把譜上曹家人物，與《清史稿》對照查閱，查出二十多人，名字及經歷都很一致。
　　馮其庸有個朋友叫李華，是研究清代經濟史的大腕，每天去圖書館查抄清代經濟史料。馮其庸也是隨便說說，如果遇到有關曹雪芹的資料就告訴我。說者無心，聽者有意，也就過了幾天，這個李華就說：他看到一篇《曹璽傳》，只是估計馮其庸早已看過，所以沒有抄回來。其實李華這個行外人的發現，不僅馮其庸不知道，馮其庸的紅學朋友也不曾入目。馮其庸第二天與李華到科學院圖書館查原書，翻原文，是明確記載在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寧府志》中的《曹璽傳》。這是曹家最興盛的時期的情況，記載很可靠。
後來還是李華這個行外人，又在北京圖書館幫馮其庸找到一篇康熙六十年的《曹璽傳》，馮其庸又到北圖去查看原書，這兩篇傳記中記載了很多前人從未見過的曹家的資料。這時又發現遼陽有三塊后金時期留下的碑——《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重建玉皇廟碑》、《東京新建彌陀寺碑》，碑上記有曹雪芹老祖宗曹振彥等人的名字，馮其庸多次連續去遼陽。根據這些資料，寫了一篇文章——《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發現》，該文一發表就在國內外紅學界引起了轟動。連日本紅學家松之茂夫與伊藤漱平，也專門寫信祝賀馮其庸，說：馮其庸的文章好，他們讀後高興。
後來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公布了大量曹家史料，大連圖書館也發現了相當的有關曹家奏摺，綜合這許多史料，馮其庸對曹雪芹的家世，以及他本人的情況，就有了更多可靠的認識。特別是弄清了曹雪芹的祖籍不是河北豐潤，而是遼寧的遼陽。這樣，馮其庸研究《紅樓夢》的第一步工作《曹雪芹家世新考》完成，該書20世紀80年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0年代又增補了一倍的資料，由30萬字增補到60萬字，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2、有關《紅樓夢》早期抄本的研究。馮其庸研究《紅樓夢》早期抄本以庚辰本研究為代表。新校《紅樓夢》的時候，對於究竟以什麼本子作為底本，人們爭論得很厲害，馮其庸主張用庚辰本，有人主張用戚蓼生本，還說當年俞平伯先生就用戚蓼生本什麼的。馮其庸認為這個本子是後人篡改過的，不能作為底本。反對他的人就說：「你拿出文章來！」
馮其庸雄健不可一世，天地入胸襟，文章驚風雷。於是就賭氣研究庚辰本。馮其庸研究《紅樓夢》早期抄本開局就運氣不錯。當時，中國歷史博物館庫房中發現了三回又兩個半回的《紅樓夢》抄本。這個時候馮其庸正與吳恩裕打的火熱。吳恩裕認為這可能是己卯本散失的部分。於是馮其庸和吳恩裕就到北京圖書館核對。結果吳恩裕的判斷完全正確。明確中國歷史博物館庫房《紅樓夢》殘本與己卯本的關係后，馮其庸與吳恩裕又通過己卯本筆跡與怡親王府藏書書目筆跡對比，以及避諱和書目圖章等分析，得出己卯本出自怡親王的結論。
吳恩裕、馮其庸的此項成果曾經被普遍認可，當年他們寫文章在《光明日報》介紹情況，紅學學者讀過後如痴如醉（詳見吳恩裕部分）。
己卯本研究是馮其庸版本研究撈到的第一桶金，但馮其庸徹底暴富卻是庚辰本研究。馮其庸庚辰本研究的核心是論證庚辰本己卯本的關係，他的核心論點是庚辰本是己卯本的過錄本。這是一項獨立的研究成果，馮其庸之前的版本研究多與吳恩裕合作，而且是第二作者。馮其庸提出庚辰本是己卯本的過錄本有以下6點根據：（1）兩本抄寫的款式一致；（2）兩本四十個回目一字不差；（3）兩本的墨批完全相同；（4）兩本抄寫上一些特徵相同；（5）兩本均出現缺筆的「祥」字，避允祥諱；（6）兩本部分書頁筆跡相同。
馮其庸曾經對認識庚辰本、己卯本具備過錄關係的意義進行過說明，他說：己卯本現存有四十一回又兩個半回，而庚辰本卻有七十八回之多，證明了庚辰本是照己卯本抄寫的，己卯本已經丟失的部分就可以根據庚辰本得到認識。這樣，庚辰本就具有了雙重的價值。
馮其庸研究庚辰本標誌性的成就是出版《論庚辰本》一書，該書1978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馮其庸原準備以一萬字進行左右陳述。是材料豐富不好割愛，也是腹中道道過多實在不吐不快，於是馮其庸風生水起，大展拳腳，不覺中就聯聯翩翩，浩浩然十萬有餘。這一點連馮其庸自己也沒有想到。
馮其庸因出版《論庚辰本》而風光無限，《論庚辰本》未正式出版，馮其庸已無限風光。馮其庸的工作一結束，他的好朋友——香港《大公報》記者陳凡就找上門來，要把他的文章拿去在《大公報》上連載。此文從開始到發完，持續一月之久。當時改革開放不久，香港學界對大陸學術很鄙視，覺得大陸學者全部的本領也就是政治上跟風附會，現在見這個叫馮其庸的耍著真功夫，走著正路數，一招一式非常雄壯，他們先是心驚，后是膽顫，並望著身後廣闊的大陸感嘆說：「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3、〈紅樓夢〉思想藝術研究。馮其庸紅學的核心是從實證出發進行考據，思想藝術研究不夠突出，這不是馮其庸這方面沒有好手段大本領，而是馮其庸主要玩硬傢伙。馮其庸是紅學巨人，從不給自己留後路。簡化字不寫，標點本不讀，要劫劫「皇杠」，要奸奸皇妃！覺得從事思想藝術研究之類畢竟不成個功果，也想把思想藝術研究之類留給那些沒本事的去玩。不過馮其庸在這方面也說了相當的話，這些除序跋、論文外，主要體現在《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中。其特色是取精用弘，深入人物內心，極具陰柔之美。

附錄：
馮其庸1924年2月生，江蘇無錫前洲鎮人，1948年無錫國專畢業。馮其庸原名宗炎，小名三男，后改名遲，字其庸，號寬堂，以字行，曾用筆名起龍、季文、馮豐等。馮其庸早年人稱「江南才子」，在中國文化史研究、古代文學史研究、戲曲史研究、藝術史研究等方面，俱有不俗成就，晚年著重西部歷史文化藝術研究。《瓜飯樓叢稿》乃馮其庸學術研究之大成，計35卷，1700萬字。馮其庸以《紅樓夢》研究著名於世。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論庚辰本》、《夢邊集》、《漱石集》、《秋風集》、《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等專著二十餘種，主編《紅樓夢》新校注本、《紅樓夢大詞典》。2012年馮其庸獲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