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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學那些人》完整展示之二：萬古凌霄一羽毛——胡適

作者：量子在於 2017-9-9 20:05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俚曲亂彈|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關鍵詞：張義春, 胡適

《紅學那些人》曾經文化藝術出版社與東方出版社出版，因當時情況複雜，受環境影響已經出版的本子曾被大量刪削，對此作者深以為憾。現借本博客陸續完整展示原稿部分章節。
                              ————趙燮雨謹啟

胡適是新紅學的奠基者，該篇全部的意思就是為胡適的「祖師身份和氣象」做傳。張義春先生熟悉藝術表達的辯證法，他明白表現胡適這樣的人物只有返璞才能歸真。所以在胡適紅學行狀的描寫上，他既不寫胡適做紅學的認真與刻苦，也不迴避胡適紅學的低級錯誤，而是從催逼出來的紅學家與頑固堅持低級錯誤這兩個有些讓人遺憾的角度落筆。
胡適的紅學正應了兩句俗語：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胡適是在無意中成就了自己的偉大。
胡適紅學讓孜孜以求者有所思，讓急功近利者有所思------對胡適的紅學描寫，張義春先生是抱著神奇而不可知的態度進行的。他說：胡適的行狀在一個「神」字，神通廣大，神乎其神，切不可揣之以常情、度之以常理。從落筆寫這一篇章的時候起，我既為其「神」而驚訝，也試圖把握其何以「神」。可到頭來卻昏昏如也。他太博大太深邃太神奇，讓人看不清也摸不透。
張義春先生對胡適的偉大極盡誇飾渲染之能，但對成就這種偉大的原因則付諸闕如。這樣胡適的神人氣象就脫穎而出。
   胡適的客觀紅學行狀似乎很遷就張義春的寫作思路，不知道這算不算張義春在相當的意義上走近了胡適。
                                          ————趙燮雨評論

萬古凌霄一羽毛——胡適

胡適的行狀在一個「神」字，神通廣大，神乎其神，不可揣之以常情度之以常理。從落筆寫他的時候起，我既為其「神」而驚訝，也試圖把握其何以「神」。可到頭來卻昏昏如也。他太博大太深邃太神奇，讓人看不清也摸不透。
   不惟我如此，別人關於胡適的理論也令我神昏。呂啟祥先生曾經作一個文章——《胡適與紅學：為紀念胡適誕辰百年而寫》。她肯定胡適的神奇，認為這得力於新文化運動的奇緣與奇遇。但是，經歷新文化運動的非只胡適一個，何以別人了無神采？
   無奈就傳述些他的神妙，至於何以如此，則暫付闕如。

   一
胡適光芒萬丈，胡適萬丈光芒。
胡適的形局與面相就是一個學者。你看他的照片，嘴角牽動，神氣自若，傳統而奔放，高貴而平和,展露著洞悉一切的神情。「五四」前後，他神采奕奕，譽滿士林，以先行者的新異而雄踞學壇。他曾經編輯風靡一時的《新青年》，曾經發表影響廣大的《文學改良芻議》，曾經組織有影響的文學社團「新月社」；曾經出版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我們鄙薄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但如果沒有了胡適，「五四」前後的中國舞台，絕不會那樣的生機勃勃。
胡適曾經是何等的風光無限啊！「我的朋友胡適之」，已經成為當時社會名士的身份標籤，不同階級不同階層都為他而意往神馳。1922年的北京，電話還出奇得少，一本電話簿幾乎包括整個城市的號碼。當時溥儀的皇宮剛裝了這神奇的玩意，17歲的他心生好奇，就照著號碼狂打。溥儀的英文老師庄士敦與胡適交厚，曾經向他推薦過胡適的新詩集《嘗試集》，於是溥儀就聯繫胡適。1922年5月30日，溥儀派人接胡適入宮，小皇帝放下九五之尊，稱胡適「先生」，向他問康白情、問俞平伯；問專門發表白話詩的《詩》雜誌。還說自己「近來也試作新詩」，「也贊成白話」-------
胡適立百年文化之潮頭，執現代學術之牛耳，是中國文化現代化和學術現代化的肇始者。僅借文化學術而有的聲名，他與陳獨秀分屬兩俊  合則雙璧。「五四」時期，作為文化改革的重要舉措，上海亞東圖書館曾經出版新標點本系列小說，共計十幾種。作為招牌，亞東圖書館把目光同時投向胡適與陳獨秀兩個，這些新出的標點小說，有陳序必有胡序-------
現在，提起中國通俗小說研究，人們多以長著隸體一字鬍鬚的魯迅先生為祖師，殊不知胡適影響、推動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寫作。在為亞東圖書館新標點本系列小說作序的過程中，通過傳統治經史的考據方法，胡適曾經對通俗小說進行過研究。他曾經發表《水滸傳考證》，《西遊記考證》，《吳敬梓評傳》，《紅樓夢考證》------這些都是中國通俗小說理論研究奠定性的工作。魯迅曾對友人說：「胡適之有考證癖，時有善言」。那時，胡適、魯迅一同執教北京大學。胡適考證小說，魯迅教「中國小說史」。他們各自出版著作，總要互相贈送；看到對方有精闢見解，也會熱情肯定和讚賞。胡適考證《水滸傳》，從時代環境分析金聖嘆腰斬《水滸》的原因。魯迅覺得很不錯，便多次徵引在自己的論著里。胡適考證小說，喜歡收集好的版本，曾經得到了一部《京塵雜錄》，其中記《品華寶鑒》及其作者陳森的事迹頗詳細。而魯迅講小說史正需要這方面的材料，胡適就借與了魯迅。
胡適是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巨人，無所不能無所不做，在近代史上著述最多、影響最大。中國通俗小說研究而外，胡適更有偌大本領，更有廣闊的學術視野。他曾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戴東原的哲學》，《淮南王書》，《中國中古思想史的提要》，《水經注版本四十種展覽目錄》，曾編《中國新文學大系》，這些著作用科學方法建立了現代學術研究的範式，開闢了學術現代化的時代---------他曾翻譯都德、莫伯桑、契科夫等人的短篇小說，拜侖的長詩《哀希臘》，易卜生的劇本《娜拉》（與羅家倫合譯）等，為引進西方先進文化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胡適最有影響的作品是《中國哲學史大綱》。該書是胡適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的衍伸與發展，1919年2月出版。該書在敘述古代哲學史破天荒「截斷眾流」，撇開三皇五帝堯舜湯禹，徑直「從孔子、老子」講起。這種作法，不僅前人沒有，就是同時代的謝無量、陳漢章等人所撰寫講述哲學史，也因襲舊有的思想框架。胡適此舉一時為人矚目，著名學者梁啟超、章太炎等均表示欽服。書出不到兩個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
胡適在筆墨中實現了自己的價值。文化與學術令他神采熠熠。但在政治上他也曾經神來氣旺，還差點創造奇迹。只不過因為文名過大，才掩蓋了做官的風流。
   胡適屬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贊成共產主義，也反對三民主義。他沒有從政的熱情，以為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表示「不入政府，則更能為政府助力」，但他是曾經的「中英庚子賠款顧問委員會」中國會員，曾經任國民政府駐美全權大使------
胡適作為政治家並不合格。他良心未泯，書生意氣過於濃郁，不具備政客的冷血，更缺乏治人的計謀與殺伐的手段------但胡適也曾經在政治的舞台上風生水起。胡適是著名的學者與文化名人，在西方國家知識界的聲望，很少有人能與之比肩，在國際外交活動中，他有一般政治家沒有的影響力與親和力。
胡適的政治行狀書香撲鼻，是帶著學者的文雅走上政治舞台的。抗戰爆發后，胡適曾以北大人文學院院長的身份赴歐美各國開展國民外交。胡適口才極好，尤長於用中英文講演。在異國他鄉，他宣傳中國的悠久歷史，痛說古老的中國正經受的苦難，陳述中國人民團結抗戰的決心--------他語驚四座才辯無雙，他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能引人入勝，面對這個可愛的胡適，無數的聽者心情振奮，如沐春風。
胡適的魅力引起歐美各國的普遍關注，各國政府與人民開始同情中國，支持中國。
   1938年9月17日，胡適出使美國。他廣泛接觸美國政要與知名人士，旋風般的在美國、加拿大的一些名校演講。胡適與美國總統羅斯福是哥倫比亞大學時的同學，羅斯福對胡適自然另眼相看。那時，很多盟國的大使很難有與美國總統直接會晤的機會。可如果胡適有事，只要胡適提出要見羅斯福，羅斯福即使再忙，也不會怠慢胡適，總會想辦法擠時間與之晤談------胡適的外交活動轟轟烈烈，敵國日本立即如臨大敵，驚恐萬分。為對付胡適，立即派三大高手使美。這三人是鶴見輔、石井菊次郎、松崗洋右。鶴見是做文學的大腕，石井是做經濟的高手，松崗則是雄辯的天才。
   胡適做大使是「半路出家」。他全無外交經驗，只是憑藉學者風範和仁者品德，才受到美國朝野的尊敬。1939年2月，他為中國爭取到2500萬美貸款，1940年3月，他又為中國爭取到2000萬美貸款。在胡適的努力下，美國政府結束了坐山觀虎鬥的騎牆態度，朝著制日援華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胡適卸任時，美國副總統赫爾說，胡適是華府外交團中一位最有能力、工作效率最高且最受人敬重的使節。
胡適政治行狀最膾炙人口者莫過競選總統。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第二屆國民代表大會，主要議題是選舉總統、副總統，胡適作為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此次會議。胡適本來是作為點綴出現的，但令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蔣介石迫於美國的壓力，以退為進，聲明自己不競選總統，暗示胡適出選總統，會議期間於是鬧出了胡適競選總統的風波，使本來是學術明星的他，一時成為焦點人物，風頭之勁，幾乎蓋過蔣介石。

二
胡適天生智慧，天賦種能，是世界文化名人，是最接近神的世界文化名人。胡適超越世界而來，與天地同生，不經修鍊即可得道。
胡適紅學是神話是天意是命運，胡適做了相當的紅學文章，但他的動機沒有昌明學術的高尚，他的毅力沒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艱苦。他以消極與被動，以輕鬆與不介意，讓孜孜以求急功近利者黯然神傷。如果做埋頭苦幹的典範以教育青少年，搬出胡適萬萬使不得。胡適作為紅學家的聲名，建立在1921年發表的《紅樓夢考證》一文中。有事實證明，胡適是被「綁架」出來的紅學家——《紅樓夢考證》並非胡適主動要做，而是在上海亞東圖書館老闆汪孟鄒的不斷催逼下撰寫的。
1920年，借新文化運動的大好春風，上海亞東圖書館要出版新標點本系列小說，其中包括《紅樓夢》。使用標點符號屬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為了名正言順，更為書出來後有可觀的銷路，亞東圖書館想請新文化運動的神人胡適做序。
1920年12月4日，亞東圖書館老闆汪孟鄒寫信給胡適，談到為即將排印的《紅樓夢》寫序的事情。他先說些事情進展的情況，隨後就提出要求：
「不識吾兄是擬代撰一篇考證，或是一篇新敘，請斟酌函知，以便登而告白。兄的北京友人中尚有熟讀紅樓，可代撰敘者否，所代接洽告知為荷」。
但胡適對亞東圖書館的舉措持異議，也不大願意做序。原因是擔心標點錯誤，擔心滯銷，擔心做序言的《紅樓夢》材料不好找。為此汪孟鄒就進行說服。他說：標點錯誤與滯銷的問題，我們有辦法，「紅樓的材料最不好找，的是一個問題」，「但此事欲罷不能。一是告白早已大登特登，值問何時出版者非常之多，一是已排至八十餘回，排版並紙版費近一千元之多，不但過緩勢有不能，即今歲不賣預約，我的經濟上亦將不許。現擬得吾兄許可后，即開始賣預約-------此事關係亞東前途太大，請酌復」。
1920年12月14日，汪孟鄒又致信胡適。他說：「紙張飛漲，年外更費，不得不辦好若干刀，須巨款，年關之過，甚屬為難，是以預約出於不得不行」。
汪孟鄒與胡適同是安徽績溪人。對汪孟鄒，胡適著實不好怠慢。當年汪孟鄒與陳獨秀曾經共同創辦《安徽俗話報》等，並因此建立起深厚的友誼。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為科學與民主而吶喊，吹響了新文化運動的號角。此時，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胡適，也鼓吹新文化運動，在長詩《送梅覲庄往哈佛大學》中，還第一次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陳獨秀通過汪孟鄒知道大洋彼岸的胡適，並了解到胡適的思想和主張，《青年》剛出版，便讓汪孟鄒郵寄胡適。汪孟鄒受陳獨秀之託，幾次去信胡適，轉達陳獨秀的殷情期望。這促成胡適後來加盟《新青年》的編輯行列。
胡適帶著濃郁的畏難情緒準備進行《紅樓夢考證》的寫作，胡適以為這將是一個艱難而曲折的過程。但是，在落筆的一剎那，一種神異的體驗在胡適的心頭涌動。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風十里,不如你。寫作《紅樓夢考證》的過程中，胡適展示了作為人常規之外的力量，他的心境如同蓮花一樣高潔，他的智謀悟出第八感的境界，他擺脫了潛意識和本能控制的自我，能夠洞悉一切------
在不足一個月的時間內，胡適就大功告成。甚至在之後相當一段時間，胡適仍似醉如痴不能自拔。

三
胡適紅學好有一比：衝破黑暗，打破僵局，開啟紅霞萬朵山花爛漫的新時代。
胡適紅學創立之前，紅學是索隱派的一統天下。1921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次年，又發表《跋〈紅樓夢考證〉》，其後幾年裡，又陸續發表幾篇《紅樓夢》考證文章，基本建立了自己的紅學體系。
胡適是紅學轉型時期的英雄，是「舊紅學」的顛覆者與「新紅學」的開創者。《紅樓夢考證》是胡適的代表作，也是新紅學的修真之經，正善之門。胡適紅學的全部是考證《紅樓夢》作者以及作品底事。胡適認為：「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里的情節」；胡適說：「我為什麼要考證《紅樓夢》？在消極方面，我要教人懷疑王夢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謬說。在積極方面，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胡適認為，索隱派的研究「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並且運用考證方法對索隱派的代表者王夢阮、蔡元培等人的觀點，進行了有理有據的駁斥。他根據乾、嘉以來文人的記載，論證了《紅樓夢》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及其家世和生平，論證了后四十回是高鶚續寫；他發現和收藏了甲戌本，評介了庚辰本，並利用早期抄本與程高本進行比較研究，創立了《紅樓夢》的版本學；他綜合以上兩方面的研究，得出「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即認為《紅樓夢》是以作者曹雪芹自己早年的經歷作為藍本進行創作的，這個觀點即「新紅學派」的核心。
胡適是新紅學的地母蓋亞，是紅學中最早出現的最德高望重的顯赫之神，是最有影響力的紅學家。紅學的生命之所以能夠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全都依賴胡適的神力，從胡適投身紅學的那一天起，他的一生就是整個新紅學的縮影。胡適確立了以考據為主要特徵的新紅學的歷史地位。胡適之後，儘管有人在某些問題上與胡適的觀點並非完全一致，儘管有人由於考慮政治生命的安全要與胡適反動的唯心主義劃清界限，但「新紅學」派所有的遊戲規則、所有興趣所在，以及由此衍生的觀點和結論，都以胡適的工作為基礎，胡適的《紅樓夢》研究已經上升為紅學的精神文化。今天諸如曹學（作者家世生平研究）、脂學、版本學、探佚學等，在胡適那裡都已經發韌，或者說已具雛型。衡之以胡適的成就，以後多數的紅學人物不過借腹生子的輕浮掮客。
胡適紅學的影響，不只在於紅學本身，也帶有方法論的意義，胡適是紅學的舵手與領航人。胡適治學主張「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種重考據的方法在學理上是乾嘉考據學的繼續，但是從指導思想來講，卻有舶來的基因，有他留美期間杜威實驗主義哲學的印記。胡適說：《紅樓夢考證》諸篇只是考證方法的一個實例。「我的幾十萬字的小說考證，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實例來教人怎樣思想。」「在這些文字里，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在於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這不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顧頡剛曾經說，「紅學研究了近一百年，沒有什麼成績，適之先生做了《紅樓夢考證》之後，不到一年，就有了這一部系統完備的著作(指俞平伯《紅樓夢辨》)；這並不是從前人特別糊塗，我們特別聰穎，只是研究的方法改過來了------」

四
紅學的世界刀光劍影，紅學的世界論爭成為常態，紅學家都是最勇敢的戰士。用意志扣動扳機，用冷酷的心殺戮。我沉浸在高漲的戰爭光輝中，令敵國焦土一片。
胡適是紅學史上第一次論爭的始作俑者，胡適開啟了好鬥的紅學風尚。只是這一論爭與以後的情形有所不同——其中有你死我活的搏擊，也有雅緻，從容不迫，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
這場論爭是胡適率先發起的。1921年，在學生俞平伯、顧頡剛的大力幫助下，胡適完成了《紅樓夢考證》改定稿。在該文中，他雖然承認蔡元培「引書之多和用心之勤」，但還是將蔡元培歸入「附會的『紅學』」中的一派，認為蔡氏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費了」，「他這部書到底還只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是在猜「笨謎」，並對其研究中的不合理與不嚴密處進行批駁。語言非常尖銳。
蔡元培年長鬍適二十四歲，胡適尚在咿呀學語時，蔡元培已科場連捷而躋身翰林院。就年齡及經歷而言，蔡元培、胡適屬兩代人。蔡元培與胡適是1917年在北大結識的，在胡適供職北大早期，蔡元培是校長，胡適是職員與中層領導。胡適是應該感謝蔡元培的，蔡元培奇其才賞其識，對其扶掖頗多。胡適曾經不止一次說過：「如果沒有蔡先生的著意提挈」，自己「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報刊編輯的生涯中度過。」
胡適是紅學的光明之神。他心口如一，行為磊落，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他論《紅樓夢》的實質是挑蔡元培等人的錯，可這樣的文章寫成后，他竟然興沖沖地親自送給蔡元培。接到胡適的大作后，蔡元培贊成胡適「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蘭墅軼事等」，但對把自己歸入索隱派，甚至以「附會」二字抹煞自己的成績，則不贊同。
次年2月，蔡元培在《時事新報》上發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對胡適的批評做出回答，認為自己「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他說：「胡先生所謚為笨謎者，正是中國文人習慣，在彼輩方謂如此而後值得猜也。」並舉《世說新語》、《南史》、《品花寶鑒》、《兒女英雄傳》、《儒林外史》等著述為例，說明寫書人設謎以饗讀者是普遍現象，毋庸大驚小怪，更不是什麼「笨謎」。
針對胡適的自傳說，蔡元培反駁說：「若以趙嬤嬤有甄家接駕四次之說，而曹寅適亦四次接駕，為甄家即曹家之確證，則趙嬤嬤又說賈府只預備接駕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謂賈府亦指曹家乎?胡先生以賈政為員外郎，適與員外郎曹頫相應，謂賈政即影曹頫。然《石頭記》第三十七回，有賈政任學差之說，第七十一回有賈政回京復命，因是學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頫固未聞曾放學差也。且使賈府果為曹家影子，而此書又為雪芹自寫其家庭之狀況，則措詞當有分寸。今觀第七回焦大之謾罵，第六十六回柳湘蓮道；『你們東府里，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罷了。』似太不留餘地。」
蔡元培的反駁相當程度抓住了自傳說的弱點。但不久胡適就進行再商榷，在《跋紅樓夢考證》中，具體回答了蔡元培的反批評。估計是怕誤會，在文章結尾處，胡適扯個空心架子，引用了一段亞里斯多德的話：「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於愛朋友了。」
1926年6月，蔡元培為壽鵬飛的《紅樓夢本事辨證》作序，表示贊同壽鵬飛對胡適自傳說的批評，並說：「此類考據，本不易即有定論，各尊所聞以待讀者之繼續研求，方以多歧為貴，不取苟同也。」
胡適對索隱派的攻擊，以有關《紅樓夢》作者、時代、版本等資料為武器。敦誠的詩文集《四松堂集》是考索曹雪芹情況的重要材料，胡適做《紅樓夢考證》的時候，從《雪橋詩話》續集知道敦誠與曹雪芹是朋友。因此，如果能得到敦誠、敦敏詩文集，則無疑可以出奇制勝。
胡適四處訪問《四松堂集》，以求徹底擊敗索隱派。此時蔡元培卻借到該書刻本，並立即送胡適，並附書說，這裡有重要材料，「先生如一讀此集，或更有所發見，特奉上。」

五
我們承認大師的不可企及與造極登峰，但大師也不是完全沒有問題，胡適紅學最大的問題是混生活與藝術為一談。
胡適的理論最終歸結為一點，就是《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甄賈兩府就是當日曹氏赫赫揚揚的江寧織造府。這樣的觀點，有利於人們關注小說創作素材。但混同，疊合兩者，以至在研究上翻轉過來以《紅樓夢》的故事情節等去附會曹雪芹的生平家世，且以此彌補紅學史料的捉襟見肘，則與索隱派同樣的穿鑿附會。他據敦誠詩推考曹雪芹卒年等史實最好笑。敦誠《挽曹雪芹》詩有這樣一句：「新婦飄零目豈瞑」。意思是說，曹雪芹死後留下一個結婚不久的媳婦，九泉之下的曹雪芹想到這個媳婦孤獨無依，就難以瞑目。對這樣的史實，胡適說：「曹雪芹死後，還有一個『飄零』的『新婦』。這是薛寶釵呢，還是史湘雲呢？那就不容易猜想。」
胡適的這一錯誤，多年受到深刻的批判，也引發了他早年盟友的分化。胡適高舉新紅學旗幟的時候，俞平伯是他的同志。他們孔懷兄弟，同氣連枝，但走完同一條街,二人卻回到兩個世界。早在1925年，俞平伯發表《〈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就認為將小說與信史混同是幼稚可笑的，甚至是一種常識性的錯誤。
他說：兩者的差別是「顯而易見，可喻孩提」的，「我在那本書（指《紅樓夢辨》）里有一點難辯解的胡塗，似乎不曾確定自敘傳與自敘傳的文學的區別------本來說《紅樓夢》是自敘傳的文學或小說則可，說就是作者的自敘傳或小史則不可。我一面明知《紅樓夢》非信史，而一面偏要把它作信史似的看。」「我們說人家猜笨謎，但我們自己做的即非謎，亦類乎謎，不過換個底面罷了。」如說《紅樓夢》「或即取材於曹家；寫寶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於雪芹自己；寫大觀園之『十二釵』，或即取材於作者所遭逢喜愛的諸女------這些話可以講得通的。若說賈即曹，寶玉即是雪芹，黛為某，釵為某------這何異於猜笨謎？------老實說，我們還是他們的徒子徒孫呢。」

六
《胡適自傳》中有一篇膾炙人口的文章——《我的母親》。在這篇文章中，胡適以濃郁的情感歌頌了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事事謹慎，事事容忍。胡適有一個好母親，胡適的性格深受這位好母親的影響。他開放而溫潤，能屏棄感情就事論事，能包容別人批評自己。胡適是一個陽光男孩，對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敞開著心扉。他對毛澤東的文化壟斷與宰制耿耿於懷，但他承認「共產黨里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他方方面面皆為魯迅所側目，但他卻以德報怨，溫和體貼，一再維護魯迅，批評那些攻擊魯迅、貶損魯迅的人，與魯迅維持一個客客氣氣的良好關係。他曾經在紅學上反覆修正自己的觀點，不斷用新的更可靠的證據來替代原先那些不可靠的間接的證據。
胡適做《紅樓夢考證》時，依據當時材料斷「曹雪芹死於乾隆三十年左右(約1765)」；第二年得到《四松堂集抄本》，就改斷為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 1927發現甲戌本后，他即據其中的脂批而倡卒年「壬午說」（1762）；1947年，周汝昌發現《懋齋詩抄》，認為癸未年尚有《小詩代簡寄曹雪芹》而倡「癸未說」，胡適也一度表示同意；以後知道《懋齋詩抄》並非嚴格編年，而且認為作《代簡》之時很可能不知雪芹已死，故仍主「壬午說」。
但胡適卻堅決堅持所謂的自敘傳。1952年12月，在台灣大學講演時，他重申：「我的假設就是說，《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是寫他親眼看見的家庭。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紅樓夢》就是寫曹家的歷史、曹雪芹是什麼人呢？他的父親叫曹頫，他的祖父叫曹寅；一家三代四個人做江寧織造，做了差不多五十年。所謂寧國府、榮國府，不是別的，就是指他們祖父、父親、兩個兒子，三代四個人把持五十多年的江寧織造的故事。」
胡適應該能夠意識到自敘傳的不足，因為胡適是那樣的聰明而理性，因為自敘傳的不足「顯而易見，可喻孩提」。但胡適畢竟是一代宗主，不可能沒有自己獨特的領地，不可能沒有起碼的體面意識。特別是從蔡元培到解放后的政治學術，自敘傳一直是被攻擊的靶子，那咄咄逼人的氣勢，那滅而朝食的嚴酷，都讓他沒有從容退卻的機會，所以，他不得不負隅頑抗，不得不抱殘守缺，不得不做「過河卒子」，勇往直前，一條道路走到黑，碰了南牆也不回頭。
胡適是在解放軍兵臨北京城門的前一刻倉皇辭別故都的。他只揣著一部《紅樓夢》甲戌本黯然登機。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此時他的書房依舊，此時他應該想起李後主的詞：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在台灣的日子裡，祖國的好山好水讓他魂牽夢繞。他一生鄉音不改，鄉情不忘，鄉俗依舊。1962年，彌留之際的胡適越發思念祖國，他心中不時涌動著無限悲涼與感慨，他思念績溪老家的徽菜，思念上海澄衷學堂的師友，思念成就自己一生名望的北京大學------
胡適與北京大學似乎有著一種宿命的機緣。胡適生於1891年12月17日，京師大學堂成立的那一天也是12月17日。胡適一生都牽掛著北京大學。1957年6月4日，他在美國紐約立下遺願，要求要把自己留存在大陸的102箱書籍捐給摯愛的校園。1962年2月24日晚7點10分，胡適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在被瞻仰的日子裡，他的遺體上覆蓋著一面北大校旗。
但因為兩岸意識形態的對立，解放后中國大陸卻無情地拋棄了這位身在它鄉的遊子。在中國大陸，他是反動透頂的學術權威；他往日的盟友俞平伯也因他而狼狽不堪；他倉皇出走時，留下了小兒子胡思杜在家照看圖書，胡思杜雖然極力發表文章與他劃清界限，但在1957年反右時，仍難逃十萬右派分子中的一員，最後在夜黑風高時上吊自殺，年三十六，竟然一直單身--------
解放之後，大陸雖在政治上與台灣隔絕，但對大陸的歇斯底里，胡適並不寡聞。他關心大陸對他的評價，曾經讀過幾百萬字的大陸批判他的文章，知道「共產黨以三百萬言的著作，印了十幾萬冊書籍來清算胡適思想，來搜尋他的影子，消滅他的幽靈」。他明白他的為人及學術思想已經被肢解得體無完膚，他清楚一些並不高明的人在自視高明，在帶著意識形態的瘋狂得意張揚。此時作為自由知識分子的他，作為有故園情結的他，所謂的自敘傳的問題，已經遠遠超越真理的意義，並進而成為一個情感問題，人格問題，操守問題。
1954年以後，胡適的書桌上擺著8大冊《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這是他托香港的朋友買來的。他讀鍾洛、袁水拍、周汝昌等反自己反俞平伯的戰鬥檄文，更細閱王佩璋、馮雪峰、王若水、黎之、白盾、何其芳、張嘯虎等人文章的剪報。他在王佩璋《我代俞平伯先生寫了哪幾篇文章》上批道：「此文很不高明。平伯叫這種妄人代寫文章，真是自取其辱。」他讀鄧拓《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引曹寅奏摺，談織造業狀況，批曰：「這樣用史料，真是糊塗，或是裝糊塗！」

七
胡適也清楚頑固堅持自敘傳會傷損個人聲譽，但他似乎不在乎所謂的聲譽，不愛惜所謂的羽毛，不計較所謂的大牌與小牌。他在十八九歲時就取李白詩「至人貴藏暉」的意思，取「藏暉」為室名，欲以自警。
他有點「壞男人」的味道，鍾情杜康，縱貫一生，在上海讀書時期，日日打牌、叫局、吃花酒，酒後遊盪街頭，以至與巡警打架，並因此到班房混過------
他的臉上永遠都帶有一點不在乎、一點怡然自得，一點弔兒郎當，有些極端，有些惡作劇，有些自甘下流，有些你千萬別把我當回事。
他有17個榮譽博士頭銜，可他自嘲說：「這些玩意兒毫無用處------一個是4年苦功得來的，13個是白送的」------
他博學雜取，替後人開闢了無數的處女地，但他坦言「但開風氣不為師」------
他鼓勵女青年學習自然科學，甚至說：「你看我們學人文科學的，我學了一輩子，現在還不知道在搞些什麼呢？」------
他到大學講演，引用孔子、孟子、孫中山先生的話，曰：「孔說」，「孟說」，「孫說」，最後發表自己的意見時，竟曰：「胡說」------
他經常的沒有正經，經常的價值顛倒，經常的不倫不類。
他屬兔，夫人江冬秀屬虎，於是就承認「兔子怕老虎」，並說，「怕老婆的國度，將是更民主的國度」；巴黎朋友寄他十幾個法國古銅幣，幣上印有「 PTT 」三個宇母，讀來諧音為怕太太」，他與朋友開玩笑說：「如果成立一個怕太太協會，這些銅幣正好用來做會員的證章」；他曾總結男人的「三從四得(德)」——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命令要服從，太太錯了要盲從；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太太花錢要捨得，太太打罵要忍得------
1931年，安徽績溪地方賢達余亞青等，在城區興建「址源公墓」，請胡適作發起人並撰寫墓啟。他竟然做了這樣的文章：「最文明的葬法，是用電火把死者燒成灰，裝進一個小盒子，然後下葬，這辦法既潔凈又不佔地方，又容易保存」-------
他對中國古典詩詞大有根源，也是一個有才氣的格律詩人，他的作品委婉含蓄，最典雅，最文化，最陽春白雪。
20世紀80年代初，「台灣校園歌曲」《蘭花草》流行一時。其實，對這首歌詞有絕大功勞的是胡適。1922年10月刊行的《嘗試集》增訂四版中，就有被稱為《蘭花草》的原詩，不過題目是《希望》。《蘭花草》與《希望》分別是：
我從山中來，帶來蘭花草，
  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時過；
                        蘭花卻依然，苞也無一個。
                        轉眼秋天到，移蘭入暖房；
                           朝朝頻不息，夜夜不能忘。
                           但願花開早，能將宿願償；
                           滿庭花簇簇，  開得有多香。
——《蘭花草》
                           我從山中來，  帶得蘭花草。
種在小園中，  希望花開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時過。
急壞看花人，苞也無一個。
眼見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風回，祝汝滿盆花！
——《希望》
他曾經有《沁園春•新俄萬歲》。據海外學者周策縱考據，該詞曾經影響了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甚至有人認為，毛澤東的《沁園春•雪》是從胡適的《沁園春•新俄萬歲》化來的。胡適詞與毛澤東詞分別是：
客子何思？凍雪層冰，北國名都。想烏衣藍帽，軒昂年少，指揮殺賊，萬眾歡呼。去獨夫「沙」，張自由幟，此意於今果不虛。論代價，有百年文字，多少頭顱!
冰天十萬囚徒，一萬里飛來大赦書。本為自由來，今同他去；與民賊戰，畢竟誰輸！拍手高歌，「新俄萬歲！」狂態君休笑老胡。從今後，看這般快事，後起誰歟？
——胡適《沁園春•新俄萬歲》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毛澤東《沁園春•雪》
但他也是一個混蛋的詩人。所塗所抹素麵朝天，不事粉飾，最下里巴人，最粗俗鄙俚，最不合體統。
他曾經大發村野之性，勇敢地以薛蟠的水平作詩，在大白話與調笑打油中流連忘返不亦樂乎，還把這些收在詩集中，發表在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上。讓不苟言笑的蔣介石看了，也忍俊不禁：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蝴蝶》
   哪有貓兒不叫春？
　　                      哪有蟬兒不鳴夏？
　　                      哪有蛤蟆不唱歌？
　　                      哪有先生不說話？
   ——《答友人》
　　                   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
　　                   直懸一寶塔，倒掛兩煙筒。
　　                   親嘴全無份，聞香大有功。
　　                   江南一噴嚏，江北雨蒙蒙。
——《致楊大鼻子》（楊杏佛外號）
   三十夜大月亮
   廿七歲老新郎
——1917年12月30日結婚時，胡適自題婚聯
蔣介石曾經以一著名輓聯評價胡適：「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這一評價應該是合適的。胡適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複雜的一生。他似乎很愛哭，1948年12月14日是他的生日，司徒雷登看到「他的眼中噙著淚水」；1948年的最後一天，他和傅斯年對著滾滾而去的長江喝酒，禁不住潸然淚下；1949年底在南京接同事的機場上，他嚎啕大哭--------胡適似乎很愛笑，他經常講懼內笑話；黃侃擠兌他，他一笑了之；他想刻一枚「胡適之印」，篆刻家質問他「提倡白話文，怎麼也用『之乎者也』」，他含笑告辭------
胡適為什麼愛哭，胡適為什麼愛笑，我們實在弄不明白。我們無法辨別他臉上的淚水，是因為哭還是因為笑而流下的。在多數情況下，胡適讓人哭笑不得，他身在頂峰而不計毀譽，基本溫和也不廢極端。這樣，當他面對那麼多的人，以極不高明的邏輯，對他的自敘傳聲淚俱下如喪考妣，他可能感到好笑，可能產生逆反，可能因為好笑與逆反而倒行逆施，把傲慢與偏見進行到底。

附錄：
胡適（1891—1962），漢族，安徽績溪上庄村人。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胡適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后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適與適之之名與字，取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
胡適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於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后改讀文科，1914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學於哲學家約翰•杜威。1917年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考試，同年夏天回國。
胡適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北大文學院院長、輔仁大學教授及董事、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權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於台北南港）院長等職。
   胡適比較重要的著作有：《胡適文存》、《胡適論學近著》、《胡適學術文集》、《胡適自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