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紅軍、BILL和貝益民三個人閑聊間,很快就把半瓶酒都灌進肚子里去了。
酒酣耳熱之際,BILL這時候突然問道:PETER,劉清是真的嫖妓了嗎?
貝益民愣了一下,扭頭瞟了BILL一眼,反問道:可能吧,你怎麼想到問這個問題?
BILL停頓了一下,想一想,說:我看昨天的新聞上說,西雅圖的警察最近搞了一次「掃黃行動」,搗毀了一個賣淫的窩點,地點就在劉清居住的那個地方,警察抓了一百來個嫖客,他們大多數都是碼農,而且主要是亞裔。
聽BILL這麼講,江紅軍驚訝地睜大了眼睛,她看著BILL問:真的嗎?你的意思是說他們大多是中國人?我們中國人不至於這麼多人都喜歡干那種事情吧?
BILL的臉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就紅了,他端起酒杯,假裝繼續喝酒。
貝益民又瞟了BILL一眼,然後扭頭看著江紅軍,哈哈笑起來,說:阿姨,請原諒我講點你可能不愛聽的話。
江紅軍眉毛一挑,笑著說:好,請講。
貝益民說:關於「嫖妓」這件事情,包括我們華人在內,大家都習慣於簡單地從道德上去看問題講問題,就事論事的少,從法的角度看問題就更少,很多人還自以為有高度,可是我就一直很納悶,「道德」怎麼就那麼容易地變成了一種「輿論」的高度了呢?
江紅軍的眉毛又輕輕高挑了一下,盯住貝益民眨了眨眼睛,但是沒有做聲。
貝益民接著說:我這一代人,從小被灌輸的是所謂馬克思主義,但是也因此學習了一點馬克思主義的皮毛,馬克思恩格斯可是從來沒有僅僅從道德的層面講問題看問題的,馬克思在多篇文章和著作中講到道德,最著名的包括《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德意志意識形態》、《神聖家族》等,道德這個東西,在馬克思看來,本質上是反動的,它最重要的特徵就是階級性和時代性,從根本上講,道德只是統治階級奴役被統治階級的工具,也就是說,被統治階級必須講道德,而統治階級卻可以不把道德放在眼裡。
聽到這裡,江紅軍突然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氣,然後默默地點點頭,開口補充說道:這當然是從哲學意義上講的。
BILL插嘴說:我年輕的時候,見識過一幫活生生的道德典範,從曲嘯到李燕傑到張海迪,現在回頭來看,那都是些什麼東西啊,比如那個曲嘯,硬是把鄧麗君的歌曲污衊為什麼靡靡之音,還說什麼《何日君再來》是唱給日本皇軍的反動歌曲呢,害得我們連聽鄧麗君的歌都成了一種「罪行」。
大家一齊哈哈笑起來。
貝益民說:對呀,就是因為這幫「道德楷模」胡說八道,導致我們大陸人民在文革結束之後都感覺聽鄧麗君的歌就是「嫖妓」了。
BILL和江紅軍又被逗得哈哈笑起來。
貝益民接著說:我自己在《珠江日報》的時候,也曾經「採訪」和「塑造」過廣東當地的一些「道德楷模」,有些被吹噓出來的道德青年,其實連自己的心智都還沒有長成熟,結果是害人害己害社會,所以我很覺得,我們做人,的確是要講道德,但是千萬不要做道德的奴隸,相反,敢於做一個活在現實社會中真實的人,那才是真正最難的。
BILL點頭說:我完全同意,看看我們的周圍,凡是張口閉口道德的人,一定是沒有什麼底線的人,道理非常簡單,因為與「法律」相比,「道德」從來就是連一個明確的標準都不存在的東西嘛。
聽到這裡,江紅軍突然臉紅起來,她有些激動地說:從人性的角度來看,男人的確會比女人,在性生理需求上,面臨更大的壓力,但是,一個做男人的,總得有點做人的底線吧,無論如何也不該去做那種丑不要臉的事情嘛。
貝益民見狀,微微一笑,端起酒杯,看著江紅軍說:阿姨,來來來,咱們喝酒,有話慢慢說,我之前不是講好了嘛,今天我是趁著你老人家高興,才斗膽在你面前講兩句跟你「抬杠」的話嘛。
江紅軍一聽,點點頭,也端起酒杯,說:對,年輕人嘛,總會有跟我們不一樣的想法,正常,正常,我們要容得下不同意見,來來來,喝酒,你繼續講,我好好聽著。
貝益民跟江紅軍碰碰杯,抿了一口酒,接著說:其實,不光是西雅圖,包括舊金山地區在內,凡是碼農集中的地方,這些年,所謂「賣淫嫖娼」的問題一直都很嚴重,因為這首先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問題。
江紅軍又睜大了眼睛,嚴肅地問道:真的嗎?為什麼?
貝益民笑一笑,舉起酒杯說:阿姨,你也喝呀,放鬆放鬆,你不必把這種事情看得太嚴重,我們姑且把它當個學術問題來討論一下,好不好?
江紅軍點點頭。
貝益民接著說:阿姨,你可能不知道,我曾經在加拿大這邊讀過兩年書,學了一個「職業諮詢師」執業牌照,老師在課堂上專門給我們講個這個課題,有一個數據我到現在都還清晰地記得,當年,有個權威機構做過一個調查,了解各類人群觀看成人影像頻率的情況,結果發現,平均每天觀看成年錄像最多的人群是IT類從業人員。
江紅軍好奇地問:為什麼?
貝益民說:原因是IT人員每日超負荷使用大腦,他們的頭腦長期都處於緊張而且透支的狀態。
江紅軍接著問:大腦緊張和嫖妓有什麼關係?
貝益民笑一笑,說:阿姨,我給你先打個比方吧,一個做體力勞動的人,如果長時間重複做一個動作,是不是一定會有明顯的腰酸背痛?
江紅軍點點頭。
貝益民看著她說:在加拿大,福利好的大公司,會為員工提供免費的理療費用,包括按摩針灸等等,幫助身體的恢復,都可以報銷,可是,我們人類是不是無知到,以為人的勞動只靠四肢,不用大腦?當然不是,而且很顯然,對於多數人來說,每天使用大腦的時間和強度,遠遠超過四肢,因為現在已經是后工業時代了。對於專業碼農來說,很多人每天工作的時間是早上9點到晚上7點,中午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他們每天用腦的強度,就是非業內人士無法想象的,如此高強度的腦力勞動,有誰想過,如何解決這個勞動者的再生產問題嗎?
江紅軍和BILL都茫然地搖搖頭。
貝益民又笑一笑,說: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到目前為止,就是「性愛」,「性愛」是最好的放鬆頭腦壓力的辦法,關於這個問題,哈佛大學醫學院神經生物學系以及世界著名科學雜誌《psychology today》和《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也都做過類似的研究,而且得出了相同或者類似的結論,可惜的是,人類的「性愛」在今天這個歷史發展階段被完全「私有化」了,「性」被視作一種「私有財產」,但是在道德上又嚴禁「買賣」,這才讓現實的社會出現了「道德」與「科學」的世紀戰爭。
江紅軍和BILL兩人都再次驚訝地瞪大了眼睛。
貝益民接著說:所以碼農嫖妓,其實不僅僅是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深刻的科學問題和社會問題,這個社會中的一些人,喜歡站在所謂的道德的高度,有意忽視這個問題,更不會去傳播和推廣這些科學知識,想辦法提供合法渠道,幫助有需求的人解決問題,反而在輿論上把他們逼到死角,講到底,不就是因為這個社會的既得利益者,根本就沒有把社會中的各種被奴役的人們放在眼裡嗎?
貝益民的一番「宏論」彷彿是在客廳里扔下了一顆炸彈,把提出問題的BILL和批判問題的江紅軍都給瞬間「炸暈」了。
兩人陷入了沉默。
貝益民見狀趕緊又勸道:來來來,兩位,你們不要這麼嚴肅嘛,「嫖妓」也好,「偷情」也罷,不過是我們今天喝酒聊天的「葷菜」而已,我們繼續喝酒,好不好?
江紅軍和BILL紅著臉,一聲不響地端起酒杯,悶頭喝了兩口,但是依然講不出話來。
貝益民於是又打圓場,說道:其實,大多數碼農們都是非常可憐的,他們雖然趁著年輕,掙了一點小錢,但是他們少有機會遇到女人,也不懂談戀愛,幾乎娶不起像樣的媳婦,而他們的老闆們正在思考的,只是如何以最高效的辦法,把一代代的碼農們的頭腦榨乾,當然,我不支持賣淫嫖娼,我只是提示大家,換一個心態和角度去看這個社會現象。
江紅軍聽貝益民這麼講,情緒緩和了一些,說:無論如何,做人還是要講點基本的道德的,生理需求這個問題,總歸有辦法自己解決嘛。
貝益民笑著應和:阿姨說得對,現在都什麼社會了?還搞封建的「嫖娼」這套東西?毛主席曾經講過嘛,辦法總比困難多,共產黨人最善於解決困難,對不對?
江母高興地點頭說:對,這話我愛聽,高科技要發展,社會道德也要不斷提高,我看在中國,這種事情就比西方國家少,中國政府在道德文明建設方面還是很有成效的,你看中國幾個主要的高科技城市北京、深圳和杭州,都是全國精神文明建設模範城市。。。。。。
BILL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貝益民扭頭一看,發現他已是滿臉通紅,似乎是有些醉了。
BILL有些混沌不清地說:你們注意到沒有?中國四大名著之首《紅樓夢》,兩個主角,寶玉和黛玉,他們之間的愛情,除了意淫和糾纏不清,簡直就沒有一出像樣的基於健康生理的性愛,還記得文革樣板戲嗎?裡面的那幫子所謂的「英雄」人物,個個都是有爹沒娘,有母沒父,「無性繁殖」出來的東西,什麼狗屁「精神文明建設」?中國人今天在性文化上的禁錮,就是整個國家都在用封建思想對人民進行思想鉗制。
BILL接著說:去年網上有個流傳很廣的故事,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講一對上海夫妻,為了供養女兒到美國留學,爸爸在日本打黑工,近20年沒有回國,妻子也沒有去過日本,爸爸只在女兒從日本轉機前往美國的時候,才在機場親眼見了自己已經長大成年的女兒一面,這個故事結尾說,女兒最後在美國學業有成,還嫁給了當地人,一家人最後在美國相聚,很幸福,但是就我來看,這個故事宣揚的不是什麼中國人的堅韌頑強,而是中國人對人性的極端殘忍。(請點擊進入「作者」個人空間,查閱我的個人資料,看看我還能為你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