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就是隨時保持清醒冷靜的頭腦,對瞬息變化的客觀世界準確的判斷與把握。
任性是理智的反義詞。 人常說:一個人最大敵人就是自己。在當今複雜多元的社會環境中,最大的考驗莫過於面對權益的時候。我們的媒體上 每天都可以看到,許多貌似神聖的顯赫者經不住金錢美女的誘惑,暴露出徇私枉法的真容。你看那些社會上瀰漫著的變著法能騙則騙的醜惡行徑,應該受到全社會的譴責。
理智可以讓人勒馬於深淵之前,止步於危難之始,而一時的的衝動則往往與成功失之交臂,甚至於追悔莫及。
新中國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先生理所當然的成為了受人擁戴的革命領袖。授予他「大救星」」偉大領袖「」萬歲,萬萬歲「的名號。但是,把他們的履職冠之以至高無上,甚至是神聖的行為,一味的崇拜,放棄了對他的監督與審視,歷史證明是不理智的,是做繭自縛的蠢事。殊不知,這種對統治者頂禮膜拜的陋習,正是中國傳統封建文化中深入骨髓且揮之不去的糟粕,或者說是「奴性」,不值得「發揚光大」。
相反,時常的給他找些不足,與其保持著一種平等意識,到是對他最好的愛護,也是最理智的抉擇。
一個出於公心,認真履職的領導人,一定會受到人民的愛戴,即便不在了,人們也會懷念他。
上個世紀的50年代末,總熱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紅旗招展 ,當年敲鑼打鼓,慶祝進入「共產主義」的情景仍令人記憶猶新。但是,所謂「三面紅旗」違背了客觀規律,是缺乏理性的衝動,使國民經濟陷入了難以為繼的困局。甚至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
作為主要責任者的毛澤東,受到了劉少奇等人嚴厲的批評和指責。毛不得不做了自我批評並答應退居二線。然而,嗜權如命的毛澤東,卻無論如何也咽不下這口氣。
1965年身處失意中的毛澤東,再度登上了當年造反起家的根據地井岡山。撫今追昔,寫下了激情奔放的詩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當年捨生忘死的造反精神,再次激發了他的凌雲壯志。
次年,毛不顧73歲的高齡,喪失了理智,悍然發動和領導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徹底打翻了他著手締造的國家機器。
1966年8月18日,北京隆重舉行了「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檢閱了「紅衛兵」隊伍。之後又先後七次檢閱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總數達1100多萬人。
一把火點頓時燃了極左狂熱的豪情,全國上下硝煙四起,當「造反派」一時成了人們趨之若鶩的追求。
「已換九州新日月,更教四海風激」「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覺主席親」的口號迴響在大江南北。接下來就是愈演愈烈的鬧劇和血腥的暴行。
毛澤東「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豪情壯志,最終換來的卻是傾國之亂的浩劫,無數人家破人亡的慘劇,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
毛澤東的人死燈滅,終於為這場「史無前例」的國難劃上了句號。這個喪失理智的慘痛教訓,不僅是一個偉人的悲劇,,更是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的悲劇。
歲月如梭,不覺白了少年頭,年近八旬的我在回首往事時,想起那些沒能夠做好的往事,無不與缺乏理智有關。
七十多年的生活經歷在不經意中匆匆流過,終日只為稻粱謀。回首往事,想起來還是童年的記憶最美好。確切的說是上個世紀52——56年間,那時正值新的社會秩序日趨穩定,進入安撫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夕。那時「階級鬥爭」的號角還沒有吹響,人們安居樂業,一派穩定平和的社會氛圍。
後來,「階級鬥爭」的電閃雷鳴以及愈演愈烈的暴風驟雨則是「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了!
經歷了「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隨著毛澤東去世,在撥亂反正的呼聲中,中國人終於迎來了盼望已久的「走向共和|」的社會環境。
賴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之力,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得以迅速騰飛,極大的提高了綜合國力和影響力,人民的生活水平明顯改善,感覺上恍如隔世。然而五彩繽紛的畫面難掩舊政治體制的迂腐。
誠如一代儒將,原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所說:36年改革開放,不僅將中國推向了一個歷史新高度,也讓中華民族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復興夢想。
劉亞洲說:越在這個時候,越要警惕「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藍圖已經繪就,從改革本身看,正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牽一髮而動全局。如不解決好,不僅改革事業無法推進,甚至已有成果都會喪失。
他說:惟有堅強的領導核心,才能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圍。「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任何改革,說到底,都是對利益結構的調整,對既定秩序的「顛覆」。
只有超越各種利益之上,以國家長遠利益為重,採取斷然之策,才能衝破障礙、突破藩籬。
而劉將軍所說的 :「我們(紅二代),有責任把權力交還給人民」則稱得上是意味深長的肺腑之言了。
面對著四面凱歌、五彩繽紛的景象,許多人忘乎所以的時候,劉將軍的清醒和理智就顯得尤為可貴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和急劇變遷,作為社會文明重要內容的道德情操卻受到了空前的挑戰。面對當今社會普遍存在的道德危機,常聽到呼籲道德重建的聲音。有人認為,靠統治者的強權法則來約束和規範人們的社會行為,不過是社會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被動的要約。
過分的強調思想高度統一, 提高人們思想上的依賴性,客觀上削弱了人們對自我的認知和社會主人公的責任感,彷彿只要聽話就好。這種要約由於缺乏人們自我意願的認同,把其作為社會倫理道德的基礎,顯然是膚淺和表面的。而從公共利益出發的道德法則,受到社會成員普遍認同的社會價值觀以及由此而構建的自覺的社會行為規範,才能真正成為社會和諧的基礎。
從上個世紀初殺富濟貧的「土地革命」到今天的社會轉型,對傳統倫理道德的破壞多於建設,也就是一些學者所指的「文化斷層」。而台灣沒有經歷過顛覆性暴力革命的洗禮,則不存在傳統倫理道德的斷層。由此,我以為今天的台灣社會不僅是中華現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具有本源性的文化價值值。值得大陸考據。
實踐證明,理智思維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許多不理性的行為往往在一念之間或是一氣之下,卻留下了遺恨終生的後果。因此,可以說理智是我們駕馭人生不可或缺的利器。每當面臨抉擇的時候都不妨先問問自己——這樣做理智嗎?從而養成理性思維的習慣,願理智伴你實現愜意圓滿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