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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齡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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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第七章逃亡

作者：大齡文青於 2016-11-25 09:43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前塵往事

第7章．逃亡

對右派學生的處理最輕的是保留學籍，留校查看，可以上課，做實驗，但是沒有寒假和暑假，在假期要在學校的工廠勞動，要每周寫一份思想彙報，下午課後到操場拔草。

到工廠改造的教師和學生被送到北京鋼廠軋鋼車間料場勞動，58年夏天，我到北鋼看到他們，工作很簡單，就是將80公斤重的小方坯扛到料車上，再沿鋼軌把料車推到加熱爐旁邊，供加料機上料。在烈日下，他們一律戴草帽，肩上有厚厚的帆布墊，光著上身。到中午吃飯時，他們在料廠吃西紅柿麵條，不能進食堂，也不許買食堂的飯菜，每月發的16元生活費也只能吃麵條。

看到我的老師也是同樣待遇，我想，這就是我的前途了，這樣的處境是無法忍受的，因為我根本扛不動這種80千克重的鋼坯，再者，右派的改造並沒有期限，如果常年干這麼重的活，捧著大鋁飯盆吃麵條，真不如死了。但是我親身經歷的1958年的大躍進，大鍊鋼鐵，使我產生了新的希望：離開這個國家。

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我國的鋼產量達到535萬噸，毛澤東提出：一個鋼鐵，一個糧食，有了這兩樣東西就什麼都不怕了，糧食比較好辦，從農民手裡拿走就行了，鋼鐵怎麼辦？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提出了最高決策者的決定：「讓小高爐遍地開花」文章的核心思想是，如果每座小高爐每天產一噸鐵，我們建設五萬座小高爐，那麼，每天就能出產五萬噸，一年就是1500萬噸。於是，中央提出了1070這個指標，就是明年的鋼產量翻一翻，從535萬噸到1070萬噸。同時，要求全民大鍊鋼鐵，用毛澤東的話，就是發動群眾，無往不勝。

鋼鐵學院是我國唯一的鋼鐵工業高等學校，給全校師生的光榮任務就是到全國各地指導大鍊鋼鐵，可憐我們的老師們，不論在哪個國家留學的，還是我們的教務長，當年北洋大學當校長的魏壽昆教授都沒有可能給擔任鍊鋼指導的學生們一些叮囑，我們就匆匆出發了。我們去的是安徽省，幾十名學生先到安徽省冶金廳，聽取簡單的情況介紹后立即分配到各地，我和五個同學被分配到銅官山市，就是現在的銅陵市。煉綱基地在大通鎮附近的獅子山，我們剛剛在大通找到休息的地方，學校的慰問團就來慰問我們了，原來1958年的中秋節到了。帶隊的是我們系的黨總支書記，給我們的慰問就是一個簡短的報告，書記首先表示，帶來的是中央的重大決定，從明年起，我國進入共產主義，實行配給制，同學們不用領工資了，所需要的東西都發給你們，包括冬天和夏天的服裝，津貼費等，

配給制的情況我太熟悉了，將近五年的軍校和連隊生活都是徹底的供給制，那是一種極端單調的生活，衣食住行都由別人安排好了，不用你花錢，當然也無須你選擇，你只要幹活就行了。我想，當工程師也必須這樣過日子時，那能稱為生活嗎！

我們在大通等候獅子山來人。江南的小鎮在毀滅性的大躍進前夜，還是相當繁華的，石板路兩側有各種小商店，尤其是一家鴨麵館，父親當廚，兩個女兒招待客人，姐姐看見北京來的大學生，總是低頭不敢看我們，妹妹大約只有十幾歲，她把面放在桌上后，就坐在旁邊，非常認真地問：好吃嗎？那雙專註的大眼睛真誠地希望你告訴她，真好吃。

我們到獅子山了，看到了鋼鐵指揮部的大牌子，也看到了剛建好的小高爐，估計容積在一個立方米左右，還有一座小轉爐，要等我們來指導開爐，說實在的，這種設備我沒見過，也沒在書上看到過，幸好指揮部的一位女同志很負責，上上下下全歸她管了，只讓我們在旁邊看著。

鍊鋼當然首先要有鐵，所以要先煉鐵，這種煉鐵的爐子非常驚人，其長度大約有30米，寬度在5 米左右，，先在地面挖出通風的溝槽，再鋪一層從山上運來的樹，大約半米后厚，上面安置一個個用黃泥做的圓筒，直徑大約是15厘米，裡面裝的是鐵礦砂和木炭粉，這些泥罐子密排好后，再用黃泥把整個爐頂封起來。這個程序是非常勞累的，把150平方米的爐子排滿泥罐，先要做多少泥罐，采多少礦砂，燒多少木炭，採伐多少樹木？裝爐這個過程大約要兩天，然後點火，用鼓風機通風，那場面非常壯觀，幾百人圍著一個巨大的在地面燃燒的爐子，煙霧直衝天空，到了晚上，更是紅了大片天空，所有參加煉鐵的男女農民當然不能回家休息，只能隨便躺在地下。等爐子的火熄滅，冷卻后，從爐底的灰燼中找到扭曲的泥罐子和裡面的一團黑的東西，用冶金學的術語，就是燒結礦，但是，在當時就是放衛星，宣布煉鐵多少噸，如果能找到當年各地的報紙，說某省某天放大衛星煉鐵20萬噸，就是這麼回事。

然後就是高爐煉鐵，在沒有熱風供熱的情況下，只能用大量焦碳把小高爐燒熱，當然煉不出鐵，可惜的是，把許多從農民家裡收集的鐵鍋打碎入爐，結果和爐子粘在一起，什麼都出不來，只得拆掉再砌一座。這種情況在全國都是相同的，當我們在1959年春天在大鍊鋼鐵運動結束后回北京時，沿鐵路可以看到數不清的廢棄的小高爐矗立在田野里。

在這個瘋狂的運動中，居然沒有專家給發動運動的人提個醒，很有面子的宋慶齡副主席也在漂亮的花園裡建起了小高爐。

58年秋天多雨，幾乎所有的農村勞力都去煉鐵了，地里已經成熟的作物沒有人去收割，就爛在地里。在滂沱大雨中，農民挑著礦石，他們的水牛馱著更大的裝礦石的口袋，默默地沿著山間小路走著，實在挑不動了就往山澗跳下，到煉鐵場以後，每人發一碗米飯，他們就在雨中吃，菜當然沒有。有的人隨身帶一個竹筒，倒一點紅色的湯在米飯上，那是小賣店賣腐乳剩下的湯，但大多數人沒有錢買，反正五兩米的飯幾口就吃完了。水牛也在雨中吃它們的午飯。

雖然煉不出鐵，但是運動要繼續下去，衛星要不斷上報紙，所以，山上的樹木要繼續採伐，家中的鐵器要上繳，因為公社化以後吃飯不要錢了，炊事用具要交出去，送到鍊鋼爐里煉成黑渣，到後來，人們家中的所有鐵器到要上繳，連留聲機也要砸掉外殼，交出機械部分。到了1959年春天，我們結束大鍊鋼鐵，路過大通時，這個原來相當繁華的江南小城已經完全變了樣，鴨麵館關門了，那漂亮的兩姐妹也不知到哪裡去了，更令人吃驚的是，全鎮買不到任何金屬製品，連釘子，鐵絲都沒有。僅僅半年，這個國家就被一陣狂熱燒成空殼了。

回程的路是坐輪船經蕪湖先到南京，夜晚，船停在下關碼頭，遠望對岸浦口的燈光，想到天明后就要從那裡坐火車回北京了，未來的命運是怎樣的呢？我在後甲板上想著，這時，傳來了大提琴低沉的獨奏，是舒曼的夢幻曲，這隻曲子我曾聽過許多次，但惟有此時此刻聽到的最讓我神往。在瘋狂地撕殺后，我實在疲敝不堪，需要休息了，也許在遙遠的地方，有一片土地，沒有奴役，沒有飢餓，沒有瘋狂的國王，我該到那自由的地方去。

1959年春天回到學校，校園還是那樣，但是基本上不上課了，中國已踏上了大躍進的征途，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還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要大搞群眾運動了。我們回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除北京的城牆。中國有兩座城市還有保留了完整的城牆：南京和北京，南京的城牆在抗戰期間遭到戰火的破壞，但北京的城牆卻保護得很好，可是，領導忽然動員北京市民拆除這座古城，我們學校也得到命令派同學去，結果運回幾萬塊48斤重的600年前的古城磚，建了一個大游泳池。雖然當時著名的建築學家梁思成哭求北京市委饒城牆一命，他願意設計世界唯一的環城牆公園，但是，領導的決定是任何人不得違抗的，所以，幾十公里長的古城在幾天內便煙消雲散了。半個世紀后，當他們懂得了古代文明的價值，想恢復一部分北京城牆時，才發現即便擁有製造原子彈的本事，卻造不出600百年前的澄漿泥磚了，無奈之下，要求北京市民捐獻當年的城磚，結果就是人們現在能看見的崇文門旁邊那一段殘破的牆。

第二件事就是消滅麻雀，毛澤東到河北徐水縣看到農民家裡大大小小的表面上只鋪著薄薄一層糧食的糧食囤，高興地說，今後的問題是怎麼吃得完，同時，不知從哪本古書上看到麻雀吃糧食，於是，發動全國消滅麻雀運動，而且要採用新辦法，不用毒餌，要累死麻雀，當命令下來，我們分配的區域是頤和園旁邊的中央黨校，工具是能發出響聲的臉盆，鐵片等。頭天到達陣地，第二天清早開始敲起臉盆，頓時中央黨校校園一片驚天動地的響聲，睡夢中的麻雀慌忙起飛，剛停到樹上歇口氣，樹下的響聲又起，只得再飛往其他的數，你可以想象，當時北京全城的場面是相當火暴的，至於累死多少麻雀，報上沒有公布，也不知敲壞多少臉盆。40年後，給麻雀平反的文章發表了，原來，麻雀的主食是草地上的小蟲子。

第三件是超聲波，不知信了哪位科學家的建議，說蒸汽轉換成超聲波，可以提高動能，於是下令各單位實驗超聲波，辦法是在暖氣片上加上刮臉刀片，讓蒸汽使刀片震動，結果是拆了無數暖氣片，也沒看到能讓蒸汽強一點。

當我們大幹革命時，飢餓已像蝗蟲那樣鋪天蓋地從四面八方奔向中國最後一塊陣地，北京人也開始按壓縮口糧定量了，大學生是每月27斤，早上一個饅頭，2兩，中午是4兩，在鋁盆里用不知那位科學家發明的雙蒸法將大米先蒸一次，然後加水再蒸，得到軟塌塌的一滿盆飯。這種飯八人一盆，要班上的生活幹事領取，再切成八份，想起當時大家下課後圍在大食堂的桌子周圍，等候生活幹事下刀切飯，分那三角形的一塊飯糰是的樣子，很像小鳥張嘴等候鳥媽媽餵食的情景。

從1959年開始，中國進入了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能買到的東西越來越少，尤其是食品，每天只能靠9兩糧食和大白菜過日子，僅僅一年的大躍進，怎麼把偌大的國家變成了這個樣子？記得在1956年，英國和平戰士費爾敦夫人到東單菜市場看到大堆的雞蛋，可以不限量購買，她感嘆中國市場真繁榮，可是，為什麼這個繁榮的市場頃刻之間就坍塌了呢？在我們學校的大食堂我看見了國家體委的鍵兒們開著吉普車用機關槍打死的黃羊，那些瞪著眼睛，渾身血污的動物至死都不明白它們的肉要給運動員吃，使他們不至於摔倒。鋼鐵學院有兩個著名的運動隊，一個是籃球隊，另一個是摩托車隊，在突然到來的災害面前，國家是真的拿不出營養品來維持運動員的競技狀態了，可是，這是什麼災害？旱災？水災？蟲災？人災？時間過去了半個世紀，我的國家從來沒有宣布這個餓死3000萬老百姓的災害到底是怎麼回事，倒是國家主席說出了半句真話，而這半句話最後要了他的命。

原先的想法開始明朗起來：必須離開了。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我最好的一個同學，同一天當上右派的彭卓宗，其實他早就有了同樣的打算，於是，我們開始安排，首先，查查偷渡出國算什麼罪，我們查到懲治反革命條例確定，叛國罪是死刑，沒收全部財產。可憐兩個書獃子，以為私下離開祖國就是叛國，因為我們已經堅定地要背叛這個讓人感到屈辱的國家了。右派處理完以後，我們學校增加了軍事課，進駐了軍事教研組，名義上是講解高射炮的指揮，但是從來也沒有給我們上過一次課，也沒有拉一門炮來給我們見識見識，倒是那個少校組長成了政治教導員，專門開會訓話，咒罵右派。當時整個社會的氣氛也明顯緊張了，我經歷的三件事使我最後下了決心。

當時外國使館尚未集中安置，而是大體沿用解放前的館址，在現在的正義路一帶就有好幾個使館，有一次，我和彭卓宗到王府井，順便到旁邊的波蘭大使館門外的宣傳攔看畫報，然後在路邊的椅子上休息了一會，當我們離開椅子大約30米遠，一個年輕人從旁邊飛快地跑到我們坐過的椅子前，翻身看椅子下面，想查看我們是否留下情報，這套辦法早在反特小說里就看到過了。另外一次是在王府井外文書店，我看見一本德文版的「圖片」雜誌，裡面有單頁的女子人體照片，我告訴營業員要買這本，她請我等一等然後返身進入櫃檯後面的門，馬上有一個穿藍色中山裝的中年人出現在門口，用非常不友好的眼神看著我至少20秒，然後回去。結果，書倒是買到了，那天我穿的是西服，帶校徽，那人大概認為我是留學生或華僑學生，所以沒出問題，可是，另一個當右派的同學就沒那麼幸運了。我經常到當時在北海旁邊的北京圖書館看書，主要是美國的「生活」雜誌和其他有關西方生活方式的雜誌，那時的閱覽室都有卡片櫃，填寫書單直接給閱覽室的管理人員，她到書庫取書然後就在書桌上看。當然不是每個讀者都能看到，大概我的衣著和神態通過了他們的審查標準，所以每次都能看到。這個同學是內蒙人，知道我看到了美國的雜誌，也去了，結果，他從北圖回學校后就被叫到校長辦公室，此時警車已在樓下等候。解洪武同學的失蹤給我一個信號。我的行蹤可能已被察覺，所以，我們必須馬上走。

關於解洪武後來的遭遇，我是在出逃九個月後從廣東中山縣看守所被押解回北京並在功德林監獄候審時知道的，我所在的2 筒11號的老犯人告訴我，有一個鋼鐵學院的學生也曾關在這間監舍。原來，解洪武當時從校長辦公室直接被送到這裡審問，懷疑他在北圖看關於美國雜誌的企圖，審訊沒有結果就給他戴上背銬，就是將雙手在背後銬起來，這就等於沒有了雙手，解手需要別人幫忙，吃飯時把窩頭用嘴咬著放在炕頭，然後蹲在地上用嘴啃。後來實在找不到罪證，就遣送原籍監督勞動。20年後，我平反回到北京，他來看我，才知道這麼多年來他在內蒙古包頭一家啤酒廠燒鍋爐。

我和彭卓宗商量首先是到哪裡，其次是怎麼走。我們很清楚，那時不用說出國，就是想出國也是犯罪。我後來在良鄉監獄遇到的一位清華大學學生的遭遇就充分說明了這個判斷。他是從部隊保送到請華大學的。在中蘇關係密切時期，蘇聯也派遣教師到我國任教，在一次很偶然的情況下，這個山東小戰士把蘇聯專家的掉到水坑裡的女兒拽了上來並送到專家的家裡，專家的胖夫人非常感謝這個學生，請他常來家裡玩。那時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外國專家生活用品的供應是有專門機構負責的，所以，每次他到專家家裡都能享受一頓美餐，日久天長，這個小戰士和這位外國姑娘相愛了，這個過程恰好重演了蘇聯作家拉夫列尼約夫的小說「第四十一」（著名翻譯家曹靖華譯）的悲劇。在中蘇關係惡化，蘇聯專家撤離中國之前，專家夫婦告訴他，他們不能留在中國了，願意在蘇聯培養他成為專家，並和他們的女兒結婚。於是，這對小戀人到蘇聯駐華大使館詢問有關到蘇聯的事項。回到學校后，也是從校長辦公室直接到了反革命預審機關，也是問出國目的，同時拿出許多他和這位蘇聯姑娘在一起的相片，他納悶，原來早就有人跟蹤他們了。這個小戰士問我：他們干這些事要花多少錢呀。對於僅僅為了和外國人戀愛就當了反革命，他不理解，他說，我們家還為黨做過好事呢，原來，他們家在抗戰時期在天津公開的職業是開南貨店，其實是為延安準備各種煙酒，食品。

我和彭卓宗商量的結果是到沿海某地再游泳到香港，他父親在那裡有一筆財產，有了錢再到美國。這時已是1959年冬天，離畢業只有7個月了，我們首先查閱中國沿海燈塔標誌圖冊，當然是香港和澳門附近的，以便確定位置，其次是在海水裡長距離游泳的必備裝備，得知在海水裡由於很快喪失熱量，要吃脂肪食品，決不能吃澱粉食品，要有防備沙魚的武器，而且一旦時間超過十幾小時，就會昏迷。對於我們，還有另一問題，就是遇到巡邏船該怎麼辦？

我們首先變賣了皮箱和呢大衣，唱片等，再買到銅殼指南針，二戰期間的救生衣，潛水眼鏡，鋒利的刀。最困難的就是奶油，那時市場根本沒有油可買，所幸的是在藥房買到了大瓶的魚肝油，至於糖，那時沒有任何的糖果，但是，在溫泉鄉幫老鄉拔麥子（那時經常有各種勞動，全體學生都要參加，如，修建十三陵水庫）時在村裡的小賣店買到了稀見的葡萄糖粉，每包500克，但只有兩包，當然全部買下。最後就是找最厲害的毒藥，當然是氰化鉀，通過在實驗室工作的同學偷出了10克，裝在青霉素的小瓶里，準備用在最後時刻。潛水手錶當然買不起，就用塑料袋密封。

裝備就這樣草草地準備好了，接下來就是練習游泳，書上說，長距離游泳最好是蛙泳和自由泳交替，可是留給我的時間只有1960年的半個夏天，7月末就是畢業分配，不知會被送到何處，所以。我們從春天開始到陶然亭的游泳池練習，從4月份勉強能下水時就到頤和園去練習，水非常冷，可是，裴多菲的詩鼓舞著我們，那就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我們從五龍亭游到對面的銅牛，830米，來回是1600米。那時正是大災荒的第二年，每天9兩糧食維持體力本來已經很難了，再加上游泳，實在餓的要命，但是，我們堅持下來了。

8 月16 號晚上，我們離開生活了五年的學校，床上的被褥和平日一樣，枕頭旁放著翻開的英文版「讓我們生活在和平友誼中」（赫魯曉夫訪美紀實）。火車是在第三天清早到廣州的，下車后想找個早點店，可惜，所有的茶樓只買茶，沒有任何可以吃的東西，在街上也沒有油條，燒餅，糖果，餅乾，我們轉了很久，總算是看到一塊牌子，上書：西洋菜，每碗五分，馬上要兩碗，結果，端來的是淺黃色的水。時間已快到中午，我們在一家雜貨店買到一瓶豉油，是黑色濃汁，每瓶一元六角，是非常高的價格，其實就是好醬油，直接喝是太咸了，只能到茶樓要一壺茶，奇怪的是，把這豉油往茶里一倒，茶水馬上變成了白色，像奶水一樣，而且非常鮮美。喝完這豉油茶，我們擔心學校發現我們失蹤會跟蹤追來，不敢在廣州久留，看到有去翠亨村的汽車，便匆匆上車。到了中山故居，看到原來是一座二層小樓，和閩南民居完全相同，門前有很寬的走廊，可以晾曬農作物，天井不大，樓上有中山先生的書桌和床，書桌是在澳門行醫是使用的，按現在的居家水平實在太簡陋，樓前有小洋樓一座，還有和黃興實驗炸藥被炸壞的石頭牌坊。我們只能匆匆看一下，假裝是來參觀的。從地圖上看，翠亨村就在海邊，我們想在此地下海，大約游30-40公里就能到澳門，其實，所謂的海岸是望不到邊的灘塗，就是漫水的沙灘，根本不可能前進，同時，看到巡邏的民兵，我們不敢往前，只得返回廣州。

天已近黃昏，一天就吃半瓶豉油，雖然帶著全國通用糧票，但是完全無用。我們不敢住旅館，最好是當晚離開廣州，這時，恰巧路過一家船運公司，門口有很大的牌子，寫明當晚有開往張家邊的客輪，並有免費晚餐。從地圖上看，從這個地方有一條小河通到海邊，大約一萬公尺，我們立即買票。

這是非常簡陋的內河客輪，有雙層鋪位。我們跑了一天，實在非常累了，這條破船解決了我們的吃飯和睡覺問題。晚餐是一瓦盆米飯和很少的空心菜，吃完飯，船開始夜航，在柴油機的轟隆聲中，我睡得很香。

天亮后，船到達張家邊，這是一個相當繁華的小鎮，好象是漁港，也有商店，可能是邊防區，算是對澳門的窗口吧，所以不象廣州那麼蕭條。我們下船后馬上到茶樓，全國通用糧票也發揮了作用，餓的問題解決了，但是另一個問題來了，就是我們沒有邊防證，我們的對策是，大大方方地在街上逛，帶校徽，戴眼鏡，彭卓宗用廣東話與當地人說話，表明是暑假回家，出來遊玩。

我們在這個小鎮轉了一天，天黑以後，來到白天選好的一條河邊，檢查隨身用具，把皮鞋和提包等不要的東西埋起來，然後緊緊擁抱，願我們兩人能游向自由的大海。

水是微溫的，四野靜悄悄，只有我們激起的浪花發出輕輕的聲響，彭卓宗的水性好，在前引導，我隨後跟上，可是在水中的能見度非常小，不久就看不到他的浪花，也聽不到他的聲響了，當發現我是孤身一人，而且是在完全陌生的逃亡途中，心裡有點慌，但很快就鎮靜下來，唯一的辦法就是繼續往前游。這時我的處境恰好驗證了「困獸猶鬥」這句話，在水中雖然已至少5-6小時了，但不餓不累，似乎還很有力。這時，聽到後面傳來柴油機的聲音，回頭看到船頭的燈光，一線希望馬上產生了：游到船旁，抓住船旁的任何東西。這是一條小火輪牽引的一大串貨船，我想抓住牽引的纜繩，但是在水中無法站立，手臂抬起的高度太小了，我馬上用刀想插入船幫的木頭，把我帶走，可惜，我的刀不是匕首，根本插不進去，我只能用手摸著船身，看著一艘艘從我面前滑過去。又過了不久，後面傳來更重的馬達聲，一艘巡邏艇很快地開過來了，前甲板上的炮身可以看得很清楚，炮艇完全沒有燈光，我衝過去想抓住炮艇側面的防碰撞輪胎，但是炮艇的速度太快，而且浪花把我衝到旁邊，根本無法靠近。

黑夜慢慢過去了，能隱約看見河邊的莊稼，可是前面仍然不是大海，我該怎麼辦？從昨夜算起，大約已遊了八小時，但還是不餓不累，又繼續前進。不久從遠處傳來說話的聲音，大概是農民出來幹活了，我游到岸邊的草叢中隱蔽起來，看到太陽升起，晴朗的一天開始了。原來設想的出海口應該到了，可是現在是這個處境，天亮后怎麼辦？我感到是失敗了，當然不能被捕，事前預備的到最後時刻用的的氰化鉀可以用了。可是，那件短袖上衣此時已爛成碎片，毒藥，手錶，指南針和刀都不知丟在何處，身邊只有救生衣，防水眼鏡和裝魚肝油的塑料筒。我拆下防水眼鏡的玻璃片，在石頭上敲碎，用鋒利的玻璃片切割右手的動脈血管，心裡非常冷靜，想看到鮮血噴涌而出的場面，遺憾的是，切開肉皮后，一點血也沒有，只有灰白的皮和肉，只能再切開右面的頸動脈，我想心臟在左邊，血流可能更強，可是我是左撇子，只能切右面。但是，切開右面頸部的肉皮，同樣沒有血，也不疼，我用手把傷口拉開，仍然沒有血。記得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的主人公保羅死的時候，書中只有一句話：他沒有痛苦，因為結局已經到了。我這時也沒有痛苦，轉念一想，書上說，在海水裡超過十小時會昏迷，可是我除了十個手指頭癟了，手掌出現條條紋路外，全身似乎沒有毛病，就是非常累，這不是最後時刻，我應該繼續游。

為了增加體力，我喝混合了葡萄糖的魚肝油，為了減少熱量損失，我盡量把上半身露出水面，坐在岸邊的草叢中，從太陽升起，到太陽落山，等農民回家休息了，我開始出動，想著出海口可能不遠了。大約到了午夜時分，突然，一條小船從對面駛來，上面站著一個人，我們同時看見了對方，他可能嚇壞了，大叫一聲，掉轉船頭飛快地跑了，我拚命往前游，可是，很快就看到小河兩岸有人跑並且有很多手電筒的燈光，我躲到河邊的草叢中，四面很快恢復了平靜。這時大概已到半夜，我想，如果在天亮前到不了出海口，我是沒有力量再等另一個夜晚了，但是，伸開雙手剛劃開水面，便聽到清脆的槍聲，許多小船立刻把我包圍了，原來，民兵早已布置在河的兩岸。我趕快扔掉救生衣和塑料瓶，忽然，一條船漿打在我的右肩上，估計是想打在頭上把我打昏，結果偏了一點，隨後，許多隻漿頂著我，最後的時刻真的來到了。

在燈光下，我看到岸邊的一間小屋，有一道棧橋伸到河的中心，屋門外有牌子：張家邊水上派出所。進到屋裡，桌子一邊有個中年人，讓我坐在桌子對面的椅子上，以下是當時的對話，那人說的是廣東口音的北方話：

問：要吃飯嗎？

我答：要

馬上送來一瓦盆米飯和少量的甜醬。那人看著我吃完，

問：我看你是大學生，

真奇怪，我這時的摸樣是渾身泥漿，上衣破爛，下身是游泳褲，赤腳，短髮也是一團泥，眼鏡早就扔了，他怎麼看出我的身份？不過，我這時非常自豪地回答：我是大學生。

問：你留下來好嗎？

我想，對一個叛國的大學生說這樣的話有什麼意義，死也要死得漂亮，我的回答是：你有上級嗎？

他回答：我有上級，

我說：請你把我送到你的上級那裡，

我想的是，在死前一定要說明白，我怎麼當了右派，怎麼受苦，怎麼想到自由的國家去。

那人叫來民兵把我雙手捆到背後，送到屋外的大樹下，由一個帶長槍的女民兵看守我。天很快就亮了，我看見了海岸邊成排的磚砌的方型碉樓，高度大約有20米，距離大約500米，我終於到了南海的海岸了。

民兵用自行車送我到一所黑色的古老房子前，門外的牌子是：中山縣看守所。進門后第一件事就是給我一盆水和舊衣服，然後是醫生給我的傷口上藥，醫生自稱是中山醫學院的學生，問我從哪裡來，並且說，到這裡的外地人都是偷渡的，很快就能回家了。

緊接著就是訊問，首先是從哪裡來，其次是來的目的，我的回答很簡單：不能忍受當右派的痛苦，想過自由的生活。可能類似的話他們聽的太多了，所以對方的話只有一句：核實以後就送你回去。

原先設想的非常複雜的結局就這麼簡單，問完后就被送到「一倉」就是第一監舍。看樣子是一家祠堂，大約有100平方米面積，裡面像貨架那樣有三層木板，大約容納500人，其中北方組有50人左右。由於在祠堂的正面砌了一座高牆，並在堂前又加了一排很粗的木柱子，所以大堂里整天不見陽光，只能模糊地看到對方的面孔，的確就像倉庫。到了第一組后，大家在昏暗的光線下除了說各自的偷渡過程外，沒有其他話可說。那形形色色的偷渡方法倒真有趣，從上海來的一個中學生也是從地圖上看到去澳門的路，他沿著公路先到翠亨村再繼續往南，他沒有邊防證，決定晝伏夜出，到了晚上大膽地沿公路走，聽到對面有人聲就用手電筒照，巡邏的民兵根本想不到偷渡的人敢用手電筒，所以一路暢通，最後，快到拱北海關，碰到了路邊的派出所。從無錫來的一個技術員採取的辦法是從廣州坐輪船到上海，當船路過香港海面時跳水，可惜的是，此時旅客都到甲板上看香港，根本沒有可能跳水，等甲板上沒人時，船早過了香港，他只能跳入茫茫大海，這時，所預備的餅乾全部化成麵湯被沖走，他游到一個荒島上，又冷又餓，第二天看到遠處的打魚船，只能呼救。更驚險的是地質學院的幾個右派，他們已到達澳門水域，被發現后，邊防軍不能開槍，也不能派巡邏艇，只能派警犬下水把他們拽回來。當然，我們都是失敗者，用當地人的話，你們是「笨才」，他們無一例外是用船，大約有50%的成功率。他們知道巡邏艇的規律，尤其是在颳風下雨時，在茫茫大海里是可能逃脫的，那麼，當地人偷渡是為了什麼？有一個公社幹部看到中秋節到了，可是鄉親們家裡空蕩蕩，在庫房裡還有準備上交的9千個鴨蛋，他作出決定：讓大家過個節。等發完了鴨蛋，他把妻兒帶上自己的小船，可惜被追上了。原來，即使在中國最富庶的珠江三角洲，農民的收成也被掃蕩光了，真是家家凈凈了。還有一個老漁民，打了一輩子魚，他回憶過去的時光：我出海每次有兩個月，打到石斑魚就賣到香港，很貴呀。現在不許出海，我不吃魚不能活，只有逃。廣州的一個教授也被抓進來，滿頭白髮的老先生也要偷渡，看到他身穿西裝，卻要俯身在地用手絹托著拌著菜湯的米飯，心裡很難過，為什麼國家成了這個樣子？

真後悔沒有同意那晚在水上派出所問我的話：你留下來好嗎？如果我當時知道在那個特定時代中國的一個名詞「盲流「就好了，他大概知道大批從外省逃到廣東的盲流中有大學生，可以利用。所以，他見我后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是大學生吧。如果我當時留下了，到了1962年，當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作出指示，放他們一條活路吧，於是，對香港的邊界打開了，從廣州到香港160公里的公路上擠滿了各種車輛和徒步的行人，晝夜不停，消息傳到北京，有人馬上啟程希望趕上逃亡的洪流，可是，中央的決定更快，內政部長到廣州下令立即關閉關口，並查找在此期間到達廣州的人。我在北京良鄉監獄就遇到押解回來的人，罪名和我的一樣：企圖逃往帝國主義國家。在關閉關口前的7個晝夜裡，究竟有多少人逃了出去，據說，接納這些人，香港政府著實大忙了一陣。

如果我當時留在廣東，肯定也出去了，出去後會有怎樣的結果？1979年我在北京看到的一份：「香港電子工業考察報告」大致能給出。那分報告的最後部分說，該地區的電子工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得到了大發展，其核心力量就是在這個時期逃亡到香港的內地大學生。

需要提到的是，幾乎在同一時期，新疆發生的伊犁事件，也轟動了世界，哈薩克牧民大批逃亡到酃國，真的是逃往國外了。那次大逃亡使當地的生產和工作蒙受很大損失，不過，也使大批牧民活了下來。這一南一北同時發生的兩次大逃亡非常生動的說明了我國當時的現實。

在中山看守所的時間是從1960年8月末到1961年6月，恰恰是三年大飢荒的最艱難的階段，唯一活命的東西就是每天兩頓用椰子殼裝的米飯和一點咸橄欖醬，到了1961年，有時用青香蕉代替米飯，把沒有成熟的香蕉蒸過，連皮一起吃。當地人可以吃一點家人送來的東西，是黃色粉末，類似炒麵，有一回在探監后，一位難友高興地拿回一小口袋，在我的椰子殼裡倒了一點，吃起來很香，但是非常粗，很乾，不知是什麼，他告訴我，把水稻殼在鍋里炒成焦黃色，再磨成粉，然後把米糠炒熟，混合在一起。這就是中國最富裕的農村的農民給在牢里的親人送去的最好的食品。

我還吃過一種真正的美味，也是一次探監后，一位難友拿來一個小陶瓷罐，在我的椰子殼裡放了一點黃色的膏狀食品，有點像沒有炒熟的雞蛋，其味道之鮮美，超過我曾享受過的任何美味，他告訴我，在水稻快成熟時，有一種像小蜈蚣那樣的蟲長成了，在排水口放一個竹箅子，這種名叫禾蟲的蟲子就被擋住了。在瓦罐里搗碎，去掉皮，倒在鍋里炒，放一點鹽，這也是能送給親人的最好的食品了。

我們就像寄存在倉庫里的貨物，等候有人來提取，當然有人等不到那一天。山東棗莊煤礦的一個幹部，初來時很有一點架子，不久就為椰子殼裡的飯爭吵起來，然後就整天罵他的單位不來接他，同時從雙腿開始浮腫，逐漸發展到大腿，這時他不能坐，只能躺在木板上，當浮腫發展到腹部時，他只能喘氣，不能罵他的工作單位了。從開始浮腫到去世，大約是三個月。

我們組裡還有一個人，大約30歲，從來不說話，從早上起來就低頭坐著，吃飯時也決不看別人分到多少，我們坐累了要起來走走，他卻整天坐著，在暗淡的光線下，沒有任何書報可看，只能瞎扯，這人好象在想自己的事，據說他是台灣的派遣特務，但是從來沒有提訊過，我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最後時刻，吃飯時，他端著椰子殼，突然向前倒下了。我看，這個人絕對不是痴獃，因為，即使完全白痴，也會因飢餓而爭搶，如果是瘋子，他會胡鬧，但是這個人非常安靜，對外界的事完全不關心，一直到死。如果沒有極強的毅力，是不會這樣的，也許，很大的秘密隨他去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