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夢，誰的夢？

　　「對稱」的敘事

　　恰如許多觀眾所提及的，公映版本的《城市夢》所試圖呈現的，是武漢城管的工作之難和攤販王老漢的生活之難之間的張力。從製作過程到公映剪輯，導演都力圖在形式上維持均衡。為了讓觀眾能夠看到不同視角的畫面，導演甚至直接組建了兩個獨立的攝製組，分別跟拍攤販和城管的視角。

　　可是電影真的達到了平衡的效果嗎?

　　王老漢一家來自河南農村，在武漢一處鬧市區人行道擺了十幾年的水果雜物攤來維持生計。在「城市發展」的主旋律下，城管局誓要將這個攤位作為攻堅戰取締。此乃背景。

　　在一次又一次的博弈中：城管開罰單，老漢撕罰單;城管量面積，老漢扯掉皮尺;城管記錄小攤流水，老漢窮追猛打……一個經典的鏡頭是，老漢扑打著城管中隊長的胸脯，質問：「你良心何在?」可是鏡頭一轉，城管隊長對路人淡淡地說，「年輕人扛打，只要能解決問題，挨點打不算什麼。」

　　拍打良心//

　　於是，老漢的「抗爭戲碼」被降格為發泄情緒的胡鬧。儘管畫幅嚴格遵循1:1分開，觀眾的心中卻難免浮現出「我窮我有理」的刁民老漢和忍辱負重的城管隊長的對偶。

　　城管隊去調查老漢的流水與利潤，進行依法取證和依法處罰，給予超出法定要求的寬限期，自掏腰包重新安置攤棚等，而老漢的態度是始終如一的油鹽不進。觀眾在這個過程中難免感到疲憊。城管的文明、忍讓和老漢的胡攪蠻纏、強詞奪理構成了鮮明的對比，難道老漢不是攫取「暴利」還裝貧賣弱嗎，難道不是老漢違法在先嗎，難道老漢不是得了便宜還賣乖嗎?

　　倘若僅僅在形式上平分老漢和城管的視角，觀眾很自然的就會產生這樣的想法。

　　當老漢——頗為令人意外地——願意放棄攤位，讓兒子得以接受城管的「善意」，挪到大學附近的新攤位;讓妻子得以在塑鋼廠門口露出了感動的表情;讓城管局長在隊長面前一本正經的口白「我們要的不是感動，而是他們自發的配合管理。」也只有在老漢無理的前提下，這個結局才會顯得「大團圓」起來。

　　但老漢是否無理，取決於我們從什麼角度來理解老漢的行為。

　　生存，本無需同情

　　王老漢本人患有腦梗，妻子患癌，兒子年輕時因工傷斷手，孫女在武漢讀書。這些元素在電影中反覆出現，構成了觀眾對老漢一家同情的起點。同情，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情感，它需要對象處於一種絕對的低位，一旦這個低位被動搖——觀眾發現老漢一家原來沒那麼慘或者沒那麼卑微——譬如老漢在攝像機前肆意拍打城管或者一個月流水好幾萬，這種同情就會被動搖，就會迅速的倒向另一個弱者，所謂的「工作中的弱者」。

　　仔細想想，這種同情的比拼毫無意義，這取決於誰掌握了話語權。以城管指控老漢「暴利」為例，城管統計暴利的方法，是用老漢最高的單日營業額扣去從網上查來的批發成本。從商業角度考慮，這忽略了老漢長期經營和籠絡客戶的投入。才獲得了「最多一天三千元」的流水。所以「營業額」的計算方法本身就不合理了。

　　另一方面，從「成本」角度，這個計算方法完全忽略了老漢個人生活的開銷。作為農村進城人員，老漢擺地攤雖然不納稅，但也無法享受城市醫保等社會福利，老漢一家一個月吃藥的成本就要小一萬塊錢，這筆錢卻沒被城管納入計算。倘若真的按照稅收原則收取，還不知道是老漢該給政府錢，還是政府該給老漢錢。

　　老漢不需要同情，求生存者當相互尊重//

　　但我想，我們應該從另外一個視角來理解這些元素。老漢並不是一個弱者。老漢的訴求從來不是向政府或者社會乞討福利，相反，他始終要求的是「自力更生」的權利。一系列不利的外部因素，更適合說成老漢在求生存時所面臨的困難(和作為求生存者的我們一樣)。這些客觀條件決定了在當下他生存的最佳策略是在鬧市區擺攤。

　　城管局長在做指示的時候，說「老漢的孫女已經是武漢人」，要「啟發他們用市民的眼光思考問題：擺攤不是長久之計。」

　　是的，不融入城市秩序的地攤經濟，不僅給城管工作帶來了麻煩，更無助於城市資本主義經濟的再生產。唯有變成無產階級——進工廠，才是「城市人」的長久之計。只是，尊敬的局長大人喲，老漢一家殘疾，他們不是不想成為無產階級，而是欲成為無產階級而不得(且不說兒子的手還恰恰是為資本主義砍去的)。

　　王老漢的兒子年輕時在台資工廠受了工傷，僅拿到社保補償兩萬元//

　　在生存方式這個話題上，我們不妨退一步想一想：老漢和老伴七十多歲，百病纏身，本應在養老的年紀，卻依舊起早貪黑地工作;老漢的兒子，二十歲出頭就在台資工廠把手切斷了，黑心工廠卻一分錢都不補償;老漢的孫女，出生幾個月就到了武漢，卻只有依靠和城管「不打不成交」的關係才能在此地讀書……

　　這些現象，已經多少讓人困惑，鏡頭描繪的是21世紀的武漢，還是19世紀的曼徹斯特?然而老漢的全部期待，仍然只是得一方水土自力更生，這是中國人民身上怎樣的忍耐精神……

　　可是，即便是這最低程度的期待，也要遭到一個莫名其妙的阻力。

　　纖塵不染的城市夢

　　電影中城管的策略可以簡要的分成三個條線：第一，確定老漢的流水和利潤，從而得出「老漢的經營屬於暴利」的判斷，為驅逐作道德鋪墊;第二，在法律顧問的建議下，進行取證和開處罰單，取得法律授權，劃出最糟糕的結果(暴力拆除，零補償);第三，打一巴掌給個甜棗，主動邀請老漢兒子談判，提出合作的好處——一個比「執法必嚴」要好的多的結果，最終「改造」了老漢的兒子，實現了「自覺配合管理」(城管語)。

　　但這三條線所編織成的「文明執法」，真的「文明」嗎?我們需要深思法律機器在城管執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通過將不平等合理化並隱藏在龐雜的法律機器之下，城管為自己的驅逐行動創造了正當性。

　　有人或許會指責：老漢不尊重法律，他對執法行為不贊同，可以依據(城管主動聲明的)投訴或訴訟等體制內方式來解決問題，而非抗拒執法、撕毀罰單、企圖「按鬧分配」。

　　可是，在影片中，城管隊員在處置老漢的「違法行為」時，尚且三番兩次的向法律顧問請教——說明與此相關的法律問題十分複雜。那麼面對這麼複雜的問題，老漢可以向哪位法律顧問求教呢?老漢又哪裡來的時間去求教呢?

　　除此之外，在這裡還需要提出一個更核心的問題：如果我們放棄一切既定法都是合理的先在判斷，那麼我們就不得不面對老漢的反抗所提出最根本的一個問題：人的生存與尊嚴是否高於律法？

　　城管在電影中三番五次的強調：「城市要發展!」略而不談的是：城市要發展成什麼樣子。答案不難設想：一塵不染的路面，寬敞的人行道，整齊劃一的門面房，有戶籍和「固定工作」的有房市民，資本一擲千金建起整齊劃一的大企業大工廠等等。在這張乾淨的圖景里，沒有販夫走卒存在的位置。

　　他們的「城市夢」//

　　中國城市的人行道時常格外的寬，甚至可以用作停車場。在其最初的構想中，這樣的人行道大概只能維持寬敞、漂亮但空曠的城市街景，但在無意之間，它為進城務工人員落腳和緩衝的地攤經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這種地攤經濟讓更多人得以在城市生存下來。像老漢兒子這樣的殘疾人，在農村或者工廠意味著喪失全部勞動能力，恐怕只能依靠微薄救濟苟延，但是寬敞的人行道卻在不經意間為他們提供了生存下去的機會——這是老漢和所有進城務工人員的「城市夢」，城管「城市夢」的對立面。

　　城市可以容納比農村更多樣的產業類型，可以支撐更高效的經濟活動，可以吸納高密度的人口——它可以允許更多人有尊嚴的生存，因而城市化成為了人類發展的一個階段。但能否實現更有尊嚴的生存，仍然取決於我們在城市與人之間做的排序題。城市的秩序究竟應該服務於人的生存與發展——也就是一個個「王老漢」的生存與發展，還是凌駕於他們?

　　格外寬敞的人行道和無法回去的故屋//

　　我只知道，現實的城市史，是「王老漢」不斷的湧入與城市不斷的驅離，交織著血、淚、汗的詩篇。歸去來兮，歸向何方?農村老家是一間沒辦法回頭的破屋。

　　正值武漢爭創文明城市前夕，紀錄片如實記錄了政府工作人員在路邊擺攤，教人背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畫面。小朋友流利洪亮的背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而另一邊，城市的起重機正將另一些人的「城市夢」拆除。這是一幅過於文明的畫面。

　　獅子與羚羊

　　強制拆除通告已經貼出，城管的策略進入了第三階段。影片後半段著力刻畫的「暖心之舉」、「人性化解決方案」，究竟暖了誰的心?僅因沒有得到權力的批准，老漢被迫放棄一半的生意(城管只承諾幫助老漢的兒子易地開水果攤，而「建議」老漢退休——自然，「退休金」自理)，搬到更為冷清的大學城(重建客源要花多久的時間呢)。而當局所付出的，是一個塑鋼棚子。何其便宜的買賣!如此，他們還自認為施恩於老漢，還要沾沾自喜的拍合影，做宣傳。

　　面對這樣的結局，老漢的老伴和兒子卻流露出慶幸。原因何在?一方面，不可排除權力意識形態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們是以一己之力與整個法律機器和政府力量作對抗，電影的結局，畢竟已經比很多更糟糕的結果強多了。(更不要說，幸運的被紀錄片導演選中后，攝像機鏡頭起到的客觀監督作用。)不妨看看電影中無意記錄更多擺攤人的命運：在不同地方打游擊 –> 被敲骨吸髓 –> 被趕出城市。

　　也只有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能夠理解老漢選擇反抗的決絕和勇敢。對於老漢來說，他難道意識不到在城管所代表的國家機器面前，自己的命運如同草芥?然而憑著一身的「抓馬」和堅定的鬥志，老漢硬是成為了城管面前一顆咽不下去的硬釘子，在鬧市區堅持了十幾年。儘管最終敗北，儘管「一手打一手談」淪為「兩手輸」，這樣的鬥志，這樣的精神，我們怎能不感到敬佩又慚愧?

　　誠然，我們看到老漢時而「撒潑耍賴、無理取鬧」。然而莫忘記：獅子或許可以在羚羊面前從容自得，羚羊必須在獅子面前拼盡全力。因為獅子失手一次，無非餓一頓肚子，羚羊失手一次，失去的卻是全部生命。「工作上的弱者」脫下一身藍衣，依舊可以回家享受天倫之樂;「生活上的弱者」一旦輸了一著，便必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工作上的弱者」有強大的法律機器和官僚組織作後盾，「生活上的弱者」除卻身邊的一個老太太和兒子三口人，便別無幫手。

　　羚羊之怒//

　　如果我們在接受電影信息的同時主動的關注它避重就輕的之處，我們就能意識到這個故事並沒有一個「團圓」的結局。倘若我們主動的填補回被忽略的視角，我們會看到「生活的弱者」和「工作的弱者」（城管語）之間的博弈，並不是一場平等的對戰。試圖去「平等」表現他們的人，先天的站在了強權的一邊。老漢所面對的，是一個個體絕難匹敵的龐然大物。在這個前提下，仍然堅持做一個戰風車的堂吉訶德，支撐他的不僅是生存的意志，還有反抗的決心。

　　正如許多武漢當地觀眾的短評都已經指出的那樣，在鏡頭面前，這部電影已經挑選出城管最文明最光鮮的一面進行表現，沒有暴力執法，沒有非法執行。一切都嚴格的按照(他們所能想象的)「文明」的最高標，一切卻不可避免的走向殘酷的最無情。

　　電影以「武漢被評為文明城市」與幾張王老漢與城管的近照作結，變成了照片的王老漢成為了城管宣傳的一味佐料。羚羊與獅子的搏鬥尚未結束。但能寫在電影片尾的協拍方，也只有獅子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