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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紹興內府古器評》解題
《紹興內府古器評》，(宋)張掄撰。
張掄，生年不詳，1162年前後尚在世。字才甫，亦作材甫。自號蓮社居士，河南開封人。淳熙五年為甯武軍承宣使。後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著《紹興內府古器評》，內涉及甯宗時所得古器。
一函一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17.8/14～2。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146829。無魚尾。無版心。四周單邊。白口。寬14.4釐米，高24.6釐米。
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長309975-74。
無書名頁。有書牌頁：「此據津逮秘書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此書為叢書集成之一。所收為三代青銅器一百餘件。無器形圖，有尺寸說明，無釋文但說明每器銘文字數，有考證文字。
張氏此書沒有拓片和器形圖，也沒有釋文和摹寫，是標準的題跋性的考證文章。每器考證文字從十幾字到幾十字不等，偶爾也有一百多字的跋文，但幾乎沒有長篇大論的考證，因此十分精到短小。
張氏考證中特別注意到了商周銅器紋飾在斷代上的價值。如。他在《商乳彝》的考證中就評述說：「是器通體皆作雷紋。純緣及足飾以夔龍，而腹間有乳環之製作精妙，文質彬彬，真商盛時物也」。他在論述《周彝》時也注意到了紋飾：「土花沁暈，紅綠相間，殊為美觀，雖曰周器，尚有商之遺風焉」。這才是以紋飾進行斷代研究的銅器考古學真正的祖師。
再如，他在考證《商祖辛尊》銘文中就提出：
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自微始至十四代君曰祖辛，蓋祖乙之子，沃甲之兄，祖丁之父乙。在商之世以質為尚，而法度之所在，故器之所載皆曰彝。此器文鏤純簡，沁暈黯漬，而間以赭花爛斑，知其所以為商物，又豈待考其銘款而後辨邪？
在銘文考證中，張氏以干支名字作為商器和商人祖先的觀點，比較普遍。顯然這樣斷代是很成問題的，但是它集中反映了當時學者們的一種普遍傾向。如，在考證《商父乙甗》銘文中出現的「乙」、《商父巳甗》銘文中出現的「巳」、《商父庚爵》銘文中出現的「庚」等題跋中，他就一再堅持上述主張，將其歸為商器，並定「乙」、「巳」、「庚」為商代先公先王。可是，在《周父乙敦》銘文的題跋中，他又表現出另一方面：「世人但知十干為商號，遇款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誤矣。如《周召公尊》曰：『王大召公王族作文父乙寶尊彝』，而謂之商器可乎？蓋父者，所以尊稱，乙者乃其名耳」。只是在商周銅器的斷代區別上，他堅持了此說。實際上，當他無法判斷商周朝代時，他多以商器斷之，又多解作商人先公先王之名。
張掄有時也很清醒和理智。如，在對《商橫戈父癸鼎》銘文的考證中，他就提出了很積極的見解：
按父癸，商號也。而或者以為禹後常有戈氏，遂以戈為姓。今考斯器，飾以橫戈，銘以父癸，則所謂戈者，非禹後之戈氏明矣。蓋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故於爵有《立戈爵》、甗有《立戈甗》、於尊有《立戈尊》、於卣有《立戈卣》。然則飾以戈者，皆商物也。王安石《字說》謂「戈、戟者，刺之兵」。至於用戈為取小矣。其取為小故當節飲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古人托意茲亦深矣。
張氏這裡發現了「然則飾以戈者，皆商物也」的符號特徵。但是更意識到「所謂戈者，非禹後之戈氏明矣」的清醒認識。在當時是難得可貴的。
關於《紹興內府古器評》一書，《四庫全書總目》中言：
舊本題宋張掄撰。掄字材甫，履貫未詳。周密《武林舊事》載：「乾道三年三月，高宗幸聚景園，知閣張掄進柳梢青詞，蒙宣賜。淳熙六年三月，再幸聚景園，掄進壺中天慢詞，賜金杯盤法錦。是年九月，孝宗幸絳華宮，掄進臨江仙詞，則亦能文之士。……」又，張端義《貴耳集》曰：「孝宗朝幸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減儒生，應制燕間，未可輕視」。當倉卒翰墨之奉，豈容宿撰。其人有曾覿、龍大淵、張掄、徐本中、王忭、劉弼，當時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龍、張、徐之門者，則掄亦狎客之流。然《宋史·佞幸傳》僅有曾覿、龍大淵、王忭，不列掄等，則但以詞章邀寵，未亂政也。是書宋以來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據書末毛晉跋稱：「晉得於范景文，景文得於奕正」。至於奕正從何得之，則莫明所自。
對於上述評述，容庚非議頗多。他質疑說：
案此書之多沿《博古》之舊，無可辯駁諱言。《提要》列舉其周文王鼎以下五十器，割剝點竄，豈皆如《提要》所言。與《博古》略同之周文王鼎，商若癸鼎等器，姑不必辨。其商人辛尊、商父癸尊、周虎斝、商貫耳弓壺、商兄癸卣、周己酉方彝、周觚稜壺、周圝女鼎、商父己尊、商象形饕餮鼎、商伯申鼎、周中鼎、漢麟瓶、商子孫己爵，皆與《博古》大異。周舉己尊，《博古》且未著錄。
張氏有些觀點的提出很有研究價值。
如，他在《周亞父彝》中提出：「古之彝器凡作亞形者，皆廟器也」的觀點，這一觀點或許是來自薛尚功，理由見薛尚功的金文研究一文中。他還在該書中《商人辛尊》、《商父乙觚》等跋中多次重申此說：「亞形者，廟室之象。辛者，君王之號，見於他器者，不過曰祖辛、父乙而已。而獨曰人辛可乎？商釋銘文，簡略淳古。有難以理義推者。士大夫於考證前代遺事，其失常在乎好奇，故使學者難信。如曰人辛之類，又豈可以臆論穿鑿哉？」
《紹興內府古器評》，(宋)張掄撰。
張掄，生年不詳，1162年前後尚在世。字才甫，亦作材甫。自號蓮社居士，河南開封人。淳熙五年為甯武軍承宣使。後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著《紹興內府古器評》，內涉及甯宗時所得古器。
一函一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17.8/14～2。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146829。無魚尾。無版心。四周單邊。白口。寬14.4釐米，高24.6釐米。
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長309975-74。
無書名頁。有書牌頁：「此據津逮秘書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此書為叢書集成之一。所收為三代青銅器一百餘件。無器形圖，有尺寸說明，無釋文但說明每器銘文字數，有考證文字。
張氏此書沒有拓片和器形圖，也沒有釋文和摹寫，是標準的題跋性的考證文章。每器考證文字從十幾字到幾十字不等，偶爾也有一百多字的跋文，但幾乎沒有長篇大論的考證，因此十分精到短小。
張氏考證中特別注意到了商周銅器紋飾在斷代上的價值。如。他在《商乳彝》的考證中就評述說：「是器通體皆作雷紋。純緣及足飾以夔龍，而腹間有乳環之製作精妙，文質彬彬，真商盛時物也」。他在論述《周彝》時也注意到了紋飾：「土花沁暈，紅綠相間，殊為美觀，雖曰周器，尚有商之遺風焉」。這才是以紋飾進行斷代研究的銅器考古學真正的祖師。
再如，他在考證《商祖辛尊》銘文中就提出：
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自微始至十四代君曰祖辛，蓋祖乙之子，沃甲之兄，祖丁之父乙。在商之世以質為尚，而法度之所在，故器之所載皆曰彝。此器文鏤純簡，沁暈黯漬，而間以赭花爛斑，知其所以為商物，又豈待考其銘款而後辨邪？
在銘文考證中，張氏以干支名字作為商器和商人祖先的觀點，比較普遍。顯然這樣斷代是很成問題的，但是它集中反映了當時學者們的一種普遍傾向。如，在考證《商父乙甗》銘文中出現的「乙」、《商父巳甗》銘文中出現的「巳」、《商父庚爵》銘文中出現的「庚」等題跋中，他就一再堅持上述主張，將其歸為商器，並定「乙」、「巳」、「庚」為商代先公先王。可是，在《周父乙敦》銘文的題跋中，他又表現出另一方面：「世人但知十干為商號，遇款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誤矣。如《周召公尊》曰：『王大召公王族作文父乙寶尊彝』，而謂之商器可乎？蓋父者，所以尊稱，乙者乃其名耳」。只是在商周銅器的斷代區別上，他堅持了此說。實際上，當他無法判斷商周朝代時，他多以商器斷之，又多解作商人先公先王之名。
張掄有時也很清醒和理智。如，在對《商橫戈父癸鼎》銘文的考證中，他就提出了很積極的見解：
按父癸，商號也。而或者以為禹後常有戈氏，遂以戈為姓。今考斯器，飾以橫戈，銘以父癸，則所謂戈者，非禹後之戈氏明矣。蓋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故於爵有《立戈爵》、甗有《立戈甗》、於尊有《立戈尊》、於卣有《立戈卣》。然則飾以戈者，皆商物也。王安石《字說》謂「戈、戟者，刺之兵」。至於用戈為取小矣。其取為小故當節飲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古人托意茲亦深矣。
張氏這裡發現了「然則飾以戈者，皆商物也」的符號特徵。但是更意識到「所謂戈者，非禹後之戈氏明矣」的清醒認識。在當時是難得可貴的。
關於《紹興內府古器評》一書，《四庫全書總目》中言：
舊本題宋張掄撰。掄字材甫，履貫未詳。周密《武林舊事》載：「乾道三年三月，高宗幸聚景園，知閣張掄進柳梢青詞，蒙宣賜。淳熙六年三月，再幸聚景園，掄進壺中天慢詞，賜金杯盤法錦。是年九月，孝宗幸絳華宮，掄進臨江仙詞，則亦能文之士。……」又，張端義《貴耳集》曰：「孝宗朝幸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減儒生，應制燕間，未可輕視」。當倉卒翰墨之奉，豈容宿撰。其人有曾覿、龍大淵、張掄、徐本中、王忭、劉弼，當時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龍、張、徐之門者，則掄亦狎客之流。然《宋史·佞幸傳》僅有曾覿、龍大淵、王忭，不列掄等，則但以詞章邀寵，未亂政也。是書宋以來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據書末毛晉跋稱：「晉得於范景文，景文得於奕正」。至於奕正從何得之，則莫明所自。
對於上述評述，容庚非議頗多。他質疑說：
案此書之多沿《博古》之舊，無可辯駁諱言。《提要》列舉其周文王鼎以下五十器，割剝點竄，豈皆如《提要》所言。與《博古》略同之周文王鼎，商若癸鼎等器，姑不必辨。其商人辛尊、商父癸尊、周虎斝、商貫耳弓壺、商兄癸卣、周己酉方彝、周觚稜壺、周圝女鼎、商父己尊、商象形饕餮鼎、商伯申鼎、周中鼎、漢麟瓶、商子孫己爵，皆與《博古》大異。周舉己尊，《博古》且未著錄。
張氏有些觀點的提出很有研究價值。
如，他在《周亞父彝》中提出：「古之彝器凡作亞形者，皆廟器也」的觀點，這一觀點或許是來自薛尚功，理由見薛尚功的金文研究一文中。他還在該書中《商人辛尊》、《商父乙觚》等跋中多次重申此說：「亞形者，廟室之象。辛者，君王之號，見於他器者，不過曰祖辛、父乙而已。而獨曰人辛可乎？商釋銘文，簡略淳古。有難以理義推者。士大夫於考證前代遺事，其失常在乎好奇，故使學者難信。如曰人辛之類，又豈可以臆論穿鑿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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