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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正教授論文《濱田耕作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

作者：kyotosizumoto 於 2016-9-3 04:53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國際漢學史研究》|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濱田耕作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

(一) 生平簡介

中國學術界對他的名字極其熟悉，很多學者一提起他就充滿了頂禮膜拜的敬意。他那充滿霸氣和神秘的目光緊緊地盯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從那些荒山和古墳中挖出來的精美的青銅器、彩陶，乃至於殘磚斷瓦，他和瑞典的考古學家安特生博士曾經主持了我國近代考古學創始期的發言權……他就是日本考古學之父、東洋考古學京都學派創始人、京都帝國大學第11任校長濱田耕作博士。

濱田耕作博士生於1881年2月22日，號青陵。大阪府岸和田市人。濱田耕作是大阪府警察署警察科長濱田源十郎的長子。他的祖上曾是岸和田藩著名的武士。因此之故，他自幼開始接受的並不是傳統的漢學教育，而是日本傳統武道的教育和訓練。成年以後，他曾經說「中國的古書不可信」、「越看中國古籍腦子越亂」等等，假如要是明白他的少年時代出自一名武士家庭，本來是不怎麼讀日本古籍的，更不要說讀很難懂的中國古籍了，我想多少可以理解他在掌握了考古學理論和實證態度之後對中國古書所作的抨擊。
1886年,他在大阪市中之島小學校讀書。後來，因為他父親工作地點的變遷，他先後在山形市、高松市、徳島市小學斷斷續續地讀書。1894年開始，他在大阪府立北野中學上學。在此期間，1898年,一向喜歡行俠仗義的他，因為聲援自己的好友與學校體育老師之間的矛盾衝突，結果被學校開除學籍。他的父親託了自己在警界的很多關係，終於把他轉學到東京的早稻田中學，繼續讀書。也許，正是他身上具有的那種武士素養和武士道精神才養成了他的那種充滿霸氣和神秘目光的特殊氣質吧？我一直這麼主張。 1898年，中學畢業后，他考上京都市第三高中讀書。1902年，高中畢業后，他以優異成績考上了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1905年，他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后，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專攻美學美術史。1909年，他成為新成立的京都帝國大學文學大學文學研究科美學美術史講座講師，主講美術考古學。1913年，他從美學美術史講座調到東洋史學講座，成為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講座副教授。然後，他前往英國倫敦大學的考古學院留學，在著名埃及考古學家彼特利（Sir Fliudses Petrie）教授的指導下，學習西方考古學理論，並專攻埃及考古學。彼特利（Sir Fliudses Petrie）教授的繼任者就是著名埃及考古學家惠勒（M. Wheeler）教授，他是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留英期間的導師。夏鼐先生留學倫敦大學時，經常去拜見定居在耶路撒冷的彼特利（Sir Fliudses Petrie）教授，從這一角度說，夏鼐先生和濱田耕作博士有同門之誼。1916年，濱田耕作博士留學歸國主持設立京都帝國大學考古學講座，這是日本學界第一個考古學講座。1917年，濱田耕作博士晉陞為京都帝國大學考古學第一講座教授。從此以後，以他為核心，以梅原末治、水野精一、角田文衛、末永雅雄、小林行雄等人為骨幹，形成了考古學京都學派。
濱田耕作博士吸收了日本和英國的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系，並且多次前往中國核朝鮮等地進行實地考古學調查和挖掘，對日本考古學研究的發展貢獻重大。濱田耕作博士被學術界稱之為「日本近代考古學之父」。1931年，濱田耕作博士當選為日本學士院院士（相當於中國科學院院士級別）。1937年開始，濱田耕作博士就任京都帝國大學第11任校長。1938年7月25日，濱田耕作博士因病在京都帝國大學校長的任上突然逝世。死後被安葬在法然院墓地。
濱田耕作博士出版的學術著作先後有《希臘紀行》、《南歐遊記》、《通論考古學》、《百濟觀音》、《橋と塔》、《ミハエリス氏美術考古學發見史》、《博物館》、《考古遊記》、《東亞文明の黎明》、《天正遣歐使節記》、《考古學研究》、《日本美術史研究》、《考古學入門》、《東洋美術史研究》、《東亞考古學研究》、《青陵隨筆》、《古物概說》、《支那古玉概說》、《陳氏舊藏十鍾》、《泉屋清賞》等。從1987年開始，同朋社陸續出版了七卷本的《濱田耕作著作集》。 1989年，岸和田市教育委員會沒有忘記他們這位著名的市民，他們整理出版了《濱田耕作日誌》，一部出自濱田耕作博士他本人學生時代的學習日記。

(二) 主要學術成就和學術觀點

在七卷本的《濱田耕作著作集》，有關中國的考古學研究論著收錄在第三卷和第四卷《東亞古代文化》中。實際上，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濱田耕作博士和東洋史研究有關的考古學論著幾乎全有中文譯本。他的主要學術成就集中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建立科學的考古學體系。
濱田耕作博士是留學歐洲的日本考古學的祖師。近代科學的考古學就是發源於那裡，從對自然地理學、地貌學和歷史文獻學的結合中產生出來的一門新興學科，而對埃及文明的考古研究的成功，則使英、法、德三國成為早期科學的考古學的學術基地。
在倫敦大學考古學教授彼特利（Sir Fliudses Petrie）博士的指導下，濱田耕作博士的學術專著《通論考古學》、《考古學研究》、《考古學入門》、《東亞考古學研究》則成了他把歐洲考古學理論和研究方法介紹到日本學術界的一個象徵。這是他從事東洋考古學研究的理論基礎。
比如，在對中國古代玉器的研究上，濱田耕作博士的《支那古玉概說》一書，他就力圖為其建立科學的玉器考古學，儘管這一努力可能有失誤之處。
在該書一開始，把玉器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的作用和著錄研究史進行了一番總結：
玉器和銅器皆是中國古代特殊的考古學的遺物，那驚人的技術在世界各國中不易找出同等的例子。玉器自古中國人以為瑞寶，其地位僅居銅器之次，但因玉器上記銘文字不如銅器之多，而樣式變化亦少，故考古家之愛玩者亦較少。關於玉器的典籍，先有北宋呂大臨之《考古圖》，《宣和博古圖》亦有玉器錄入，但數仍寥寥。南宋龍大淵著《古玉圖》一百之多，而圖則謂為畫家劉松年、馬遠、夏珪等名手所繪，卷帙雖浩瀚，而材料則極蕪雜，多非可信據者，為可憾耳！其後元有朱澤民撰《古玉圖》，亦為不足言之作！至清吳大澂出，成《古玉圖考》四卷，可謂於玉的學術研究始著端緒。此書考證最為精到，吳氏將其自收集之寶物均圖成之。
然後，他利用化學分析，把玉分為軟玉和硬玉兩類：
玉是什麼？《說文》：「玉，象三玉之連，其貫也。」但從玉佩之裝飾視之，其質料之本無何等限制，究不如總名稱之為寶石，恰如英語中之Jade。此Jade之意義包含蛇紋岩Serpertine石筆石Agolmotolite大理石Marble等，較切實的話說來，就等同之玉字。在礦物學上之軟玉Nephite及硬玉Godeite是也。
這裡，他把玉等同為「究不如總名稱之為寶石，恰如英語中之Jade」之說，則明顯有了西方考古學解釋中國考古問題上的硬傷。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著名古玉學家楊伯達先生就曾批評濱田耕作博士的這一劃分「難免有畫蛇添足之嫌」。
在此基礎上，他以產地、種類與加工法、玉器與石器、圭類、璧類、琮類、玉飾類、葬玉類、其他類九章內容，詳細闡述了他的新式的玉器考古學理論。最值得注意的是葬玉類的研究。在這裡顯示出了他把考古學和歷史文獻及風俗習慣研究相結合的特點。他主張：
古代中國人以為玉是天地之精，且為陽精的至純之品，於是吞食玉屑以求長壽，假令人不免於一死的話，若把玉放在死者身旁也可令屍體不致朽壞。這種信念跟著道教的發達而更加顯明，但按前所引《周禮·典瑞》有「大喪共飯玉含玉」一語來看，死者口中之有玉的含放，早已始於周時。……這類喪玉中最重要之品是含在口裡的含玉——琀，從《古玉圖》以來，大家早擬定它是蟬形的玉器……但口中為什麼要含著這種蟲形的東西呢？這理由一時間很難詳為解答的。僅就蟬的特殊形態、鳴聲和它僅在盛夏一個時間內出現，這幾點在上代中國人或作有趣味的觀察。形式上也早在三代銅器上發見了蟬蚊，又漢以後的冠飾、帶鉤等也有蟬的紋樣刻上。更把它的翅翼形容為蟬紗，那蟬蛻出的情形用來作解脫穢脫的比喻等。這可知蟬在上代中國人思想與生活上發生很深的關係。
他又從考古器形圖上繪製了琀蟬的考古圖形，然後引歐洲漢學家Laufer博士的話說：
漢人從蟬的退脫復能成蟲之義，因「轉生」而感悟「再生」的道理，所以把蟬含在口中以寓「Momento mori」（暫死）之意。
這就已經開始做著以考古解釋古代風俗習慣的嘗試。
在對商周青銅器的研究上，他的《爵與杯》一文也嘗試著對古銅器爵和斝的造型和定名提出看法：他說：
中國古代之飲酒器中，最有特殊之形態，因之在古銅器之內具有最華麗的美術品形狀者，名曰爵。……具以此器想雀形，表示能飛而不能溺。或如雀之少飲，而戒酗酒之意，惟此非說明爵之起源，不過其後付隨之中國學者倫理的解釋耳。
當然，濱田耕作博士發現商周青銅爵的形狀和西方古銅器有相似之處：
銅爵之形成，由漢民族在中國自為之與？抑採取其他民族之形式，或獲得暗示與？此非容易解決之問題。惟吾人有宜討究者，為一器物，即小亞細亞特羅耶城遺跡所發見之黃金之「舟形杯」是也。……凡見其實物者，無論何人，均能喚起其與中國之爵與杯有類似之注意。
到此為止，他似乎想為殷商銅器西來說提供考古學證據。但是，他也交代可能這只是一件孤立證據，並不能成為定論。發現殷商銅器和小亞細亞特羅耶城遺跡出土之銅器器形相近，這大概是此文意義最大之處。
第二，利用考古學證據，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
在這方面最為有名的著作就是他的《東亞文明の黎明》一書。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此書在日本和中國都曾有多種版本出版，其中，中文譯本還有《東亞文明の黎明》和《東亞文明の曙光》的微小的書名差異。多個譯本的同時出現，反映了此書在當時中國學術界的影響力和知名度。

此書最初是濱田耕作博士在京都帝國大學和日本其他地方所做的考古學學術報告的基礎上，整理成書的。此書的初稿曾分三次刊發在日本的《歷史と地理》雜誌上。全書共收演講稿十三篇，如下：《序言》、《東亞的舊石器時代》、《中國的新石器時代及其人種問題》、《彩繪土器與西方文化的關係》、《殷墟的遺物與金石並用期》、《中國青銅器文化的極盛期》、《鐵器的使用與所謂秦式的藝術》、《所謂斯基脫文化及其影響》、《漢代的文化》、《漢代文化的東漸與南滿北鮮》、《南朝鮮與西日本的中國文化》、《原始日本》、《日本文化的黎明》。除了最後兩篇題目上與中國無涉之外，其他文章全是有關中國早期文明的考古學研究論文。濱田耕作博士在序中明確表示：
想從考古學上，以中國為中心，就朝鮮、日本即東亞的文化源流，基於現在的學術的造詣，有了如何的觀察法，尤其是我自己的觀察法如何，敘述一個大概。
在《東亞的舊石器時代》一文中，他列舉了歐洲考古學家在中國北部和西部發現的大量的舊石器時代的工具，得出了下列結論：
我們至少可以知道，自中國北部到蒙古西伯利亞的地方，製作那與歐洲的舊石器時代中，其後期摩斯梯或奧利納剋期的石器相類似的器具的人類，在悠久的古代，曾經棲息過。
這篇講稿是1928年出版的，但是一年後，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就震驚了世界考古學界，足可以見濱田耕作博士預言的準確。
在《殷墟的遺物與金石並用期》和《中國青銅器文化的極盛期》二文中，他在承認自己並不精通甲骨學的基礎上，對羅振玉的考古學和甲骨學研究給予了肯定。但是，他利用自己考古學的專長，對石器、陶器和青銅器進行了分類和器型學對比，這種科學的梳理工作，為建立規範的中國考古學研究提供了基礎。進而，他意識到了考古學在印證中國上古史上的突出作用，他說：
總之，殷墟……作為周以前的東西，在其性質上，毫沒有什麼差池，我們由此，可以說發見了聯絡中國的古典時代與先史時代的一個「環」。在這一點上，殷墟的發見，與在使聯絡希臘的古典時代與先史時代上的作最初的大貢獻的休利曼的發見相比較，也沒差異罷。
他鄭重地表明：
在中國，在周、漢時代的燦爛的金屬文化發現以前，中國既非無人之地，無論造成它的是漢民族或其他民族，總之，石器時代的文化在中國存在過，這是誰都能推測的。不但如此，近年來的傾向，求人類的初現地於亞細亞大陸的高原地，這更使我們在中國期望著最古的人類的遺物了。
他的這番話說完不到一年，中國考古學界的成就立刻就轟動了世界……
在濱田耕作博士對東洋考古學的研究中，利用考古學來研究中國商周時代的制度史和風俗史，分析商周時代的宗教和思想，是他從事考古研究的一個中心主題。
當然，也無可隱諱，他的這一研究在今天看來是很正常的，但是在當時卻因為過分主張中原文化和滿蒙文化的差異性，為當時日本右翼學者的「滿·蒙領土非支那」說提供了所謂考古學證據。不管他是有意而為之，還是無意而為之，他的考古學研究以及日本侵華期間他在日本軍隊的支持下的在中國各地強盜般的考古活動，更拉緊了他與日本軍部的關係。日本陸軍中將、戰略理論家石原莞爾早在1927年就曾聲稱：「滿·蒙並非漢族的領土，相反其關係與我國卻很密切」。而濱田耕作博士恰恰是從這時開始，集中力量從事中國東北滿·蒙地區的考古活動。也許，他是在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從事了錯誤的考古行為後，發表了結論正確的言論客觀上助長了他人的錯誤……

(三) 與中國學術界的交往

因為受研究專業和考古調查的需要，濱田耕作博士多次往來於中國各地。
從1910年開始，濱田耕作博士在此後的兩年間多次到旅順刁家屯等地進行漢墓的調查發掘。在此期間，他開始結識了很多中國學者，如沈兼士、馬衡等人。
1911年，為了調查運到北京的敦煌文物，濱田耕作博士等五人組團來到北京。而正是在此期間，濱田耕作博士卻獨自一人前往洛陽，進行考古活動。
1921年，北京大學國學門正式成立考古學研究室，考古學研究室主任是著名金石學家馬衡先生。為了發展中國的考古學事業，國學門主任沈兼士先生派人親自到訪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考古學研究室主任教授濱田耕作博士。請他就北京大學考古學的發展提出自己的看法，並要求和京都帝國大學建立考古學合作關係。
於是，濱田耕作博士建議先從美術史入手，以美術考古學作為北京大學考古學建設的基礎。一時間，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前後，「美術考古學」成了考古學的代名詞和熱門課題。這應該說是濱田耕作博士對北京大學和舊中國考古學事業最積極的作用和影響。
在考古工作室內從事研究的濱田耕作博士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晚期開始，日本政府為了侵略意圖的全面展開，日益注意到了我國東北地區所具有的特殊的戰略意義和經濟作用，於是，日本全國從上到下，論證東北地區滿·蒙二族及其領地不屬於中國固有領土的觀點開始大量出現。誠如上述，日本陸軍中將、戰略理論家石原莞爾已經發言在先。於是，這股邪風也吹到了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教授矢野仁一博士首先跳了出來，大肆鼓吹「滿·蒙領土非支那」說。
在考古學界，「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濱田耕作博士也立刻關心起整個東北地區的考古活動了。1927年，由京都帝國大學考古學教授濱田耕作博士出面牽頭，約請北京大學金石學家馬衡、沈兼士、朱希祖等先生，和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原田淑人等先生，在日本東京聯合組成了所謂的「東亞考古學會」。具體牽線人是島村孝三郎先生。當時，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教授桑原騭藏博士卻首先表示：「和中國學者的合作，發展前景不看好」。事實也果真如此，不到一年，因為中國學者朱希祖先生首先帶頭，不滿日本考古學家的專橫和為日本軍部服務的功利性，全體中國學者退出了這一學會。1928年，在東亞考古學會會長、京都帝國大學考古學教授濱田耕作博士親自主持下，發掘了東北地區的貔子窩、單砣子、高麗寨、牧羊城等地遺址。這是首次在我國進行的中日聯合考古遺址發掘活動，對中國考古界的影響很大。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軍對整個東北地區的佔領，使得對滿蒙地區的考古活動成了京都帝國大學考古學研究室的日常科研課題。一時間，滿蒙考古成了日本考古的輔助和構成之一。1933年5月，濱田耕作博士親自主持了旅順羊頭窪遺址的發掘。同年7月，在日軍侵佔赤峰以後，為了配合日本政界和右翼學術界的「滿·蒙領土非支那」說的觀點並給其提供所謂考古學證據，日本考古學界組織了一次別有用心的所謂「滿·蒙學術調查團」，在朝陽、凌源、興隆、承德、赤峰等地，對一批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實地考古調查活動。該團返回日本后，調查報告引起了濱田耕作博士的極大興趣。於是，帶著這一政治目的，1935年6月，濱田耕作博士帶隊親臨赤峰，在這裡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活動。主要成員有三宅宗悅博士、水野精一博士、三上次男先生、島田貞彥先生、島村孝三郎等七人組成。正是在這次考古發掘中，濱田耕作博士發現了史前紅山文化的遺址。在日本駐華佔領軍武力和財力的雙重支持下，所有考古文物，約計青銅器14件、陶器16件、骨器33件、玉器和石器380件，以及人和動物遺骨數十具和大量其他考古採集品全部被非法運回日本京都帝國大學，以後成了該大學考古學陳列室（后增大更名為考古學博物館）的重要和核心藏品。從此以後，在考古學界，紅山文化和濱田耕作博士之間建立了密切的連帶關係。後來，濱田耕作博士主持出版了《赤峰紅山後——熱河省赤峰紅山後先史遺跡》一書。

(四) 影響及學術評價

作為日本近現代考古學之父，濱田耕作博士把西方的考古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引入了日本，也影響到了中國考古學的早期發展。
已故哈佛大學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在《論「中國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曾經如此評價濱田耕作博士：
30年代到40年代的外國學者多采折衷的說法，即中國本土有人長期居住，但遠在史前時代就受了西方文明的影響，而產生文化的進展。這種說法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日本的濱田耕作，在他1930年出版的名著《東亞文明の黎明》一書中，介紹了安特生根據彩陶而主張的西來說以後，作了如次的觀察：
「那麼彩畫陶器，或此時的中國文化，何由而發生？換言之，這種陶器或文化，是隨從具有這種陶器、文化的人種從西方進來的呢？或者是僅僅其文化技術，受了西方的影響呢？這是當然要發生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發現者安特生氏早就立說，謂這大約是具有和生產彩畫陶器的西方各地一樣文化的原中國人(Proto-Chinese)，當新石器時代從土耳其斯坦方面移動到中國西疆，入了甘肅而終於深入河南及其他各地，留下了那些陶器的。同是瑞典人語言學者高本漢，則謂中國人在產生這種彩畫陶器文化以前，早已居住中土，製造了鬲式三代陶器；至於彩陶文化和它的民族，是後來從西方流人的。……我將安特生和高本漢兩說比較，反而覺得高本漢說較善。依我的意思，中國人至少在新石器時代，已經住在中土，及其末期，乃有彩畫陶器的文化，隨同新人種侵進來。」
實際上，在對待中國文化的西來說這一問題上，濱田耕作博士還是比較慎重的。比如，他在《爵和杯》一文中就曾很明確地主張：
總之，此特羅耶之黃金杯與中國銅爵之類似，不僅不得否認，且與次述之中國耳杯之親緣，亦得承認之。惟余以今日僅此一例，實無斷定中國爵起源於西方之勇氣也。不若謂為此系偶然的一致，將來當綜合多種資料考察之，始敢斷言。
他只是主張「關於銅和青銅的知識，就說是從西方傳到中國，也是大可以有的事」，並且認為在起源上可能存在著「銅或青銅的使用……至少在舊大陸，是發生於西方亞細亞的一個中心，傳播到各地的……」這樣一個結論。
但是，這個結論是否成為定論，這是至今也無法回答的問題。不過，彩陶文化的西來說早已經隨著對仰韶文化彩陶的考古發掘活動的展開和科研結論而宣告其徹底破產。在北京人、仰韶文化等考古發覺活動還沒有得到世界學術界認可的濱田耕作時代，他的若干觀點和結論都是在很謹慎的情況下提出的，這是我想特別表明的。
濱田耕作博士的考古學研究，建立在所謂「東亞文明」這一角度上。在使用「東洋」和「支那」概念為核心的時代，表面看起來，他的這一視野多少還具有若干進步意義在內。但是，當我們考慮到他這一視野的提出客觀上配合了當時日本政界和軍界開始鼓吹「滿·蒙領土非中國」說和「大東亞共榮圈」說，則他以「東亞」取代「支那」的概念，有形無形之中成了1936年日本政府制定《國策基準》的考古學證據，直接導致了1938年11月近衛文麿政府發表了關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聲明。考古學為政治的服務和互動關係得到了比較積極的配合和印證。甚至連他自己的兒子、正在京都帝國大學讀書的濱田稔，也成了侵華日軍「中支那防疫給水部」的少佐——這是一支專門從事在華髮動細菌戰的特殊部隊，日本戰敗后，濱田稔又回到京都帝國大學繼續讀書和研究，並最終成為京都大學農學部教授，「濱田稔少佐」一變而為「濱田稔博士」。濱田耕作博士的另一個兒子濱田敦博士是研究日本語言學的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曾經整理其父的手稿。濱田耕作博士的女兒，嫁給了著名中國古代文學家、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小川環樹博士。濱田耕作、小川琢治、貝塚茂樹、小川環樹，再加上湯川秀樹、濱田敦、濱田稔，看到他們這個大家族就幾乎等於看到了京都學派的一多半精英了！今天，這個大家族的第三代也出了好幾位大學教授和著名學者。
成了日本兵的考古學專業的學生和學者還有末永雅雄博士、江坂輝彌博士等人。而末永雅雄博士就是濱田耕作博士的考古學研究室的得意弟子。
直到今天，在日本最有名的考古學和歷史學研究獎項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濱田青陵賞」。

由他親自翻譯的蒙特利烏斯(O. Montelius)《考古學研究法》至今也是日本考古學研究的入門經典著作。
因此，在那個特殊的時代和歷史時期，有意也罷，無意也罷，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史家們的學術研究直接成了日本右翼政府的學術輔助。這是「學術的京大」無論如何也逃避不了的現實。
另一方面，濱田耕作博士對日本考古學和古代史的研究，尤其是對日本古代文學和歷史的考古學研究，它開闢了日本田野考古學的研究範圍和研究體系，它打破了前次以往的對古墳時代的日本文化進行純粹的研究得傳統，把佛教建築和碑刻，乃至於古錢幣和古人類學全引入到了日本考古學領域，使他贏得了更高的榮譽和學術影響，他能成為京都帝國大學校長和他的這些考古學成就有著直接的關係。這和本書的研究範圍無關，我們就不作任何介紹了。
但是，這些學術上的成就並不能阻擋和掩蓋濱田耕作博士在考古背後的為日本軍國主義理論提供考古學證據的錯誤行為。坂詰秀一先生就曾專門寫有《太平洋戰爭と考古學》一書，探討這個問題。該書就專有《大東亞共榮圈の考古學》一章，顯然主要是針對濱田耕作博士的東亞考古學的政治目的而來的學術反省和批判。近藤一郎、森浩一等先生也有相關的論文公開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