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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正教授論文《小川琢治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

作者：kyotosizumoto 於 2016-8-29 12:3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國際漢學史研究》|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小川琢治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

(一) 生平簡介
小川琢治博士，本姓淺井。生於1870年6月26日，和歌山縣西牟婁郡田邊町人。父親淺井篤（南溟）是當時舊紀伊田邊藩藩主安藤家的一名儒學教師。小川琢治是淺井南溟的次子，原名叫淺井琢二。後來過繼給當地的小川家族。在成了小川家族的婿養子后，名字就被改成小川琢治。

小川琢治的小學和中學時代是在和歌山學校渡過的。然後，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東京英語學校。第二年參加日本海軍學校的考試，不幸受挫。轉考和歌山第一高中。高中畢業后，1889 年，他成了紀伊田邊藩武士小川駒橘的婿養子。1893年，他又參加考試，這次考取了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大學（即理學院）地質學科。1896年，他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后，又考取了該大學大學院，攻讀研究生課程。第二年，他到日本的農商務省地質調查研究所任技術員。1908年開始，小川琢治博士受聘為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新設的地理學第一講座第一任講座教授。1909年，他獲得東京帝國大學理學博士學位。1920年，他當選為帝國學術研究會議會員（相當於我們所謂的學科評議組成員）。1926年，他當選為帝國學士院會員（相當於我們所謂的學部委員）。1930年，他從京都帝國大學退休。小川琢治博士一生先後出版了《台灣諸島志》、《人文地理學研究》、《支那歷史地理研究》、《支那歷史地理研究(續集)》、《地質現象的新解釋》、《戰爭地理學研究》、《數理地理學》、三卷本《中等地理學外國之部》等學術著作，被學術界尊為日本人文地理學和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創始人。除了學術聲譽之外，小川琢治博士最讓人佩服的是他的幾個名聲顯赫的兒子，除了五子小川增樹死於二戰外，其他四個都是日本第一流的大學者。

小川琢治和小川小雪結婚後，先後生育了五個兒子：長子小川芳樹博士是日本著名的冶金學家、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次子貝塚茂樹博士是世界級的歷史學家、京都帝國大學教授；三子湯川秀樹博士則是日本第一個取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世界級大物理學家、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四子小川環樹博士則是日本著名的漢學家、京都帝國大學教授。1941年11月15日，小川琢治博士因心臟病逝世。
(二) 主要學術成就和學術觀點
1868 年以後，西方地理學思想開始逐漸傳入日本學術界。小川琢治博士成為新設立的京都帝國大學地理學講座的教授，很自然地把西方地理學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引入到當時的日本。但是，我也想特別指出一點：因為他父親的教誨，小川琢博士對中國清代的歷史地理學、對中國古代歷史和文化並不陌生，相反卻是十分的熟悉。淺井篤（南溟）的家庭漢學教育，也是貝塚茂樹博士兄弟五人自幼就開始接受的傳統漢學教育並走上漢學研究的決定因素。
小川琢治博士在地理學的研究上，又可以分成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地緣政治地理學的研究和地理學理論的研究三個方面。而和中國有關的則是前兩項。
首先是關於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
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上，小川琢治博士出版了《支那歷史地理研究》和《支那歷史地理研究續集》等書，但是這兩本書並不是系統的研究專著，按照日本的習慣，它們是小川琢治博士以往發表論文的合集，因此，這兩本書也包括了對《山海經》、《穆天子傳》和敦煌文書的幾篇研究論文。我們分別加以說明如下：
第一，《山海經》和神話研究
在這類研究上，小川琢治博士先後發了多篇研究論文。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是《天地開闢和洪水傳說》、《崑崙與西王母》、《山海經考》和《穆天子傳考》四篇。而《山海經考》和《穆天子傳考》篇幅之長其實就是兩部各自獨立的神話研究專著。他對《山海經》和《穆天子傳》的考證長篇論文，顯示出了一名東洋史家深厚的學術素養和研究成果。
對《山海經》的研究，他先從對《山海經》的版本研究入手，對漢唐之間的各種傳本篇目進行了分析研究，這已經是對中日傳本的總結性研究了。然後，他利用古今各種傳本的比較，開始了《山海經》錯簡和佚文的研究。最後又把和《尚書·禹貢》進行相互引證，他得出結論說：
此經名實為名山道理記，即山川祭祀之指南記，既如畢沅所言。而其記載，以洛陽為中心，西為涇渭諸水之流域，即雍州之東部諸山。北自汾水中流以南，即冀州南部諸山。最為詳密，殊於洛陽近旁，伊洛之間，及豫州諸山，極為精細。然於東方東南方諸山，能考定者極少，至於北方更少。觀其所說山名之祭典，於五嶽無特設之盛腆泰山與東嶽無區別，唯記嵩山用太牢。湊合此等諸點而考之，則五藏山經之文，其在東州都洛陽時所者乎？從其志山嶽及地名之得考定者，記事頗能正確者而推，當是據周職方氏所掌天下之圖而編篡者與？
其次是對《穆天子傳》的研究，他首先對此書的性質進行了分析，他認為：
此書與《山海經》均未被秦以後儒家之潤色，尚能保存其真面目與今日，比《尚書》《春秋》根本史料之價值為尤高，因此書是記錄周室開國百年後之王者，與圍繞此王者之百官之生活狀態，頗能忠實。至欲知周室古代文化達於何種程度，除此數千言之一書，尚未有信憑之文獻。
然後，他詳細考證了竹書出土的歷史背景和相關史料，對整個《穆天子傳》的形成史提出了他個人的見解。但是，最有價值的是他對《穆天子傳》中相關地名的考證。他對《穆天子傳》中出現的南鄭、宗周、雷水、焉居、陽紆、積石、西夏等二十幾個疑難地名的地理位置，進行考證，提出了自己的解釋，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在日本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再如他對西王母人名和地名一體化現象的考證，他主張：
今西王母，殆亦為西夏之緩音。顯於漢代之大宛，想與西宛為同一民族，而比西宛更遷與遠方者乎？《山海經·海外西經》無西王母國，而有女子國，想至戰國時忘卻有西夏、西宛，尚記有女子國。秦漢之間，匈奴自天山東邊，攻略甘肅泉地時，岳氏因此而遷於西夏、西宛之西，遷后遂名為大夏、大宛。
有些考證，涉及到了歷史語言學的範疇，顯得很有創意。比如他對《穆天子傳》中的八駿名稱的考證，就提出了八駿名稱由來的突厥語說。八駿名稱，見《穆天子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這裡的「盜驪」，其語音與突厥語稱呼馬的toru?一詞十分相似，「盜驪」就是突厥語toru?的音譯。一駿如此，則其他七駿也當出自相同的語言系統。現在，這已經成為日本漢學界的一個通識。
有些研究已經超出了歷史地理學範圍，進入了古史研究領域。如小川琢治博士在《穆天子傳·地名考》一文中也補充說：
《山海經·海內北經》所載『王子夜之屍，兩手、兩股、胸、首、齒，皆斷異處』一句，仍為記述王亥之事，夜字為亥字之形訛，所記為王亥慘遭殺戮。
顯然，這是受王國維先生的考證影響所致。王國維先生1917年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中詳細考證為：
甲寅歲暮，上虞羅叔言參事撰《殷虛書契考釋》，始於卜辭中發見王亥之名。嗣余讀《山海經》、《竹書紀年》，乃知王亥為殷之先公，並與《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辭·天問》之「該」，《呂氏春秋》之「王冰」，《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之「振」，《漢書·古今人表》之「垓」，實系一人。嘗以此語參事及日本內藤博士，參事復博搜甲骨中之紀王亥事者，得七八條，載之《殷虛書契后編》。博士亦采余說，旁加考證，《作王亥》一篇，載諸《文藝雜誌》。並謂「自契以降諸先公之名，茍后此尚得於卜辭中發見之，則有裨於古史學者當尤巨」。余感博士言，乃復就卜辭有所攻究，復於王亥之外，得王恆一人。案《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恆秉季德。」王亥即該，則王恆即恆，而卜辭之季之即冥（羅參事說），至是始得其證矣。又觀卜辭中數十見之田字，從甲，在□中。及通觀卜辭，而知田即上甲微。於是參事前疑卜辭之（即乙丙丁三字之在或中者，與田字甲在□中同意），即報乙、報丙、報丁者，至是亦得其證矣。又卜辭自上甲以降皆稱曰示，則參事謂卜辭之示壬、示癸，即主壬、主癸，亦信而有徵。又觀卜辭，王恆之祀與王亥同，太丁之祀與太乙、太甲同，孝己之祀與祖庚同，知商人兄弟，無論長幼與已立未立，其名號、典禮蓋無差別。於是卜辭中人物，其名與禮皆類先王，而史無其人者，與夫父甲、兄乙等名稱之浩繁求諸帝系而不可通者，至是理順冰釋。
王國維先生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根據對卜辭中相關資料的考證，證明了《山海經》及《竹書紀年》等古籍中的該、核、胲、垓、鮌、氷、振等字是由「亥」字訛變而來。結合《山海經·大荒東經》中的記載：「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牛。」重新復原了郭璞《山海經》注引《竹書紀年》中所述的那段史事：「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也。」
在這一人物的考證上，中日學者之間的互動和交流是很多的，也很及時的。
第二，敦煌文書研究
晚清時期敦煌文書的發現，在中外學術界成了和甲骨文發現同等重要的事情。在日本的內藤湖南博士通過羅振玉得知了這一消息后，立刻上報日本文部省和京都帝國大學，請求派出特別考察隊，前往北京，進行學術調查。於是，1910 年 8 月，京都帝國大學立即派遣內藤湖南教授與狩野直喜教授、小川琢治教授、濱田耕作和富岡謙藏兩位講師五人來京，調查保存在學部的敦煌文書。
高田時雄博士在《京都文科大學清國派遣員北京訪書始末》一文中也分析說：
1910 年，第三次大谷探險隊正在從事有關調查活動。毫無疑問，大谷探險隊的活動也促使京都學者的「敦煌熱」日益升溫。就在京都的敦煌遺書熱潮日益高漲之時，京都文科大學獲悉殘存於敦煌的寫本已被全部送往北京這一信息后，隨即匆匆將五位教官派往北京。由此可以推測，校方對此行寄予了極大的期望。反之也可以充分認為，在北京的羅振玉、李盛鐸等人的熱心推動下，京都學術界對敦煌遺書關心的驟然高漲，也為敦促清朝政府對此加以重視而發揮了一臂之力。
回國后，小川琢治博士發表了《北支那旅行概報附敦煌石室遺書》一文，向日本學術界正式報告了這次調查活動的經過和敦煌文書的情況。

1919年，小川琢治博士又發表了《中國本草學的起源與神農本草經》一文，這是中外學術界第一篇研究敦煌中醫藥學的專業研究論文。
本來，1908年的大谷光瑞探險隊來華，就已經從敦煌石室中獲得了一種《本草經集注》的捲軸殘卷本。在內容上，它和保存在日本的古卷子本殘卷十分接近。而新發現的敦煌卷子《本草經集注》在最後一行留有「本草集注第一序錄華陽陶隱居撰」一段文字，可以斷定當是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
於是，小川琢治博士從對版本的比較研究開始，寫出了上述研究敦煌中醫藥學的論文。　　
第三，歷史地理研究
小川琢治博士對中國歷史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古地名研究和神話研究。比如張騫出使西域時，《史記·大宛列傳》記載：「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這裡所謂的「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即有「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的安息，也有「其西則條支，北有奄蔡、黎軒」等國。小川琢治博士考證出「條支」是Antiokia被省去An音后而形成的音譯地名。而Antiokia也就是音譯地名「安條克」，也就是兩河流域南部底格里斯河口的安條克城。至今，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學術界的肯定和贊同。
小川琢治博士以歷史地理學家的視野，經常從中國古籍中發現出新的價值。比如，1910年，他在《地學雜誌》第258號上發表了《近世西洋交通以前の支那地圖に就て》一文，注意到《五嶽真形圖》的地圖學價值。因為《五嶽真形圖》與現代等高線繪製的五泰地形圖很相似。1928年，他在《〈山海經〉考》中推測《山海圖》當是「據周職方氏所掌天下之圖而編纂」，與中世紀歐洲的古地圖相似。等等。今天，對地理學的研究表明：《五嶽真形圖》確與五嶽的地形地貌有一致性，在《五嶽真形圖》中「黑者山形，赤者水源，白者是室穴口也。畫小則丘陵微，畫大則隴岫壯。葛洪謂高下隨形，長短取象，其源畫神草及石室之處，自是後來仙人輩於其圖處盡識之耳。」已經達到了對地圖和地貌的客觀描述，具有了和地圖同樣的實用價值。
1921年，因為神田喜一郎博士的大學畢業論文中大量引用《山海經》，這使得桑原騭藏博士極為不滿，認為十分不嚴謹。眼看神田喜一郎就要畢不了業，同為畢業論文審查委員之一的小川琢治博士及時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不惜與桑原騭藏博士當場展開爭論，以他和王國維先生對《山海經》的史料考證為根據，反駁桑原騭藏博士的質疑。桑原騭藏博士把《山海經》看成是中西交通史的古籍，他對那裡記載的國與國之間的距離和位置是極端表示懷疑和不信任的。而小川琢治博士則把《山海經》看成是歷史地理學的古籍，他只要看到那裡面的古代神話記載得到了印證，就有理由相信這些史料作為歷史地理學文獻的可信性。於是，審查論文變成了兩個審查委員之間的學術爭論。一時間成了京都帝國大學的熱門話題。實際上，小川琢治博士在《山海經的考證及補遺》一文中幾已經公開表明：
《山海經》一書遠比一向認為金科玉律之地理書《兩貢》為可靠。其於中國歷史及地理之研究為唯一重要之典。
其次是關於地緣政治地理學的研究
在地緣政治地理學的研究上，小川琢治博士則是日本侵略政策和軍事行動的急先鋒。他比京都帝國大學任何一位教授都更早地涉足於對華侵略的各項準備活動中。他的《論黃河下流平地之戰略地理的意義》、《最近支那的歷史概觀和作為戰場的地理考察》、《北支那黃土地域的戰爭地形考察》、《反映戰爭的支那地理特色》和《北支那大平原的諸戰場及其地名意義以及讀法》等論文就是他為日本軍政府直接服務的地緣政治地理學論文。
1923年，小川琢治博士編輯出版了《日本地圖帖》一書。在該書中，他首先從地圖上把整個釣魚島劃歸給了日本。而且，他還很狡猾地把這一地理範圍統稱為「南西諸島」，一個「諸」字則把這一帶地理區域以逐漸膨脹的和範圍不確定的模糊語言全劃歸到了日本一方。此書至今也是日本政界主張他們對釣魚島「享有主權」的重要歷史依據之一。
不僅如此，小川琢治博士還曾親自出馬，參加「滿洲產業調查會」，對撫順、煙台等地的礦產資源進行所謂的「調查」，為日後日本佔領東三省時掠奪我國礦產資源進行先期準備工作。
到了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後，小川琢治博士又立刻展開了戰爭地理學的研究。1939年，他終於給日本軍政府貢獻出了一部戰時重要的「學術」著作：《戰爭地理學研究》。該書對中國黃河中下游的軍事地理學意義有十分老道的論述，對侵華日軍的軍事戰略部署有著指導性的意義和價值。他還急不可待地寫出了該書的第六篇《最近北支那戰爭的地理學考察》三章內容！特別論述了黃河流域的黃土地地理特點在戰爭中的存在價值和防禦策略。
(三) 與中國學術界的交往
小川琢治博士和晚清、民初中國學者們的交往並不是很多。很可能是他的積極地為日本軍政府服務的特殊背景使當時的中國學者們對他退避三舍了吧？
小川琢治博士一生多次來華，僅在上個世紀的初期，他就幾乎是一年一次來華的頻率，進行所謂的地理調查。在某種意義上講，今天我們中國學術界還時常提起他，那是因為有兩個因素造成的，一個是他對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和開創了歷史地理學京都學派的工作，一個是因為他是著名東洋史家貝塚茂樹博士、著名中國文學史家小川環樹博士和日本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湯川秀樹博士兄弟三人的父親。如果只是上述兩者中的其中一項的話，他是不可能成為中國學者們口中的話題常項的。相反，很可能因為他的研究積極地參與了日本軍政府的對華侵略行為，他要面臨著遭受中日兩國學術界對他的痛斥了。
羅振玉是小川琢治博士的好友。
1915年，羅振玉從小川琢治博士那裡得到了敦煌文書《本草經集注》全卷的照片，並將其照片製版，編入《敦煌石室叢書》中影引出版。
王國維先生也是小川琢治博士的好友。
1917年8月，小川琢治博士到上海拜訪王國維先生。他見王國維還保留著頭上的辮子，就勸說王剪掉。王頗有些不快。王國維在給羅振玉的信中還特別提到此事：
小川博士過滬見訪一次，永以不出未能往答，因告以不出之由，彼云：「此甚不便，何不去此障礙物？」殊可笑也。
不過，通過這件事我們也可以看出：小川博士多少還可以和王國維先生直接說得上話，起碼還沒有人敢當面如此談王國維頭上的辮子。
(四) 影響及學術評價
小川琢治博士，作為日本的歷史地理學京都學派的開創者，自然有其存在的意義和學術價值。當時，他和東京帝國大學歷史地理學先驅山崎直方博士，被學術界稱為「東大的山崎，京大的小川」。比如，小川琢治博士關於注意到《五嶽真形圖》的地圖學價值之觀點，就得到了英國著名中國古代科技史家李約瑟博士的肯定。他說：
小川琢治曾注意到一幅很值得注意的泰山圖，這幅圖見於《五嶽真形圖》（作者姓名不詳，現存有十七世紀的版本）。從圖中可以看出，這幅圖中所用勾畫山形的方法完全不遜於近代所用的方法。
1938年，王庸在《中國地理學史》一書中引用了小川琢治博士的觀點：
據日人小川琢治之考證，知吾國中古時期之五嶽真形圖為表示地勢高下之地形圖。
但是小川琢治博士的地緣政治地理學的研究，也遭到了包括日本學者在內的對他的批判。侯甬堅先生在《小川琢治的戰爭地理學研究》一文中就對小川琢治博士的這一研究進行了深入地刨析。鞠德源先生在《破解日本「南西諸島」之謎》一書的第十一章中也特別痛斥了小川琢治博士為日本帝國主義長期霸佔我釣魚島提供理論根據的流氓行為。另一方面，小川琢治博士的地理學研究之間也是引起爭議的話題。石田龍次郎先生的《山崎直方と小川琢治：東西兩大學の地理學講座創設まで》一文和水津一郎先生的《小川琢治先生とその后の日本における歷史地理學》一文，以及岡田俊裕先生的《日本地理學史論》一書都曾肯定了作為地理學者的小川琢治博士對日本地理學建設的貢獻。其實，在研究方法上，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創始人中，只有小川琢治博士的研究方法和論文風格是最中國化的，即，他是百分之百的使用中國傳統的從版本學的研究入手，利用文字訓詁學和地理學來考證文義。他所增加的只是西方的比較語言學的方法而已。這是他和其他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學者們的最大區別。
最後，我還想提一下小川琢治博士在肯定和收買楊守敬《水經註疏》手稿一事上的作用。在當時的京都帝國大學非常注重中國的古文獻資料和著名學者的稿本的收藏。內藤湖南博士對章學誠《文史通義》稿本的收集、狩野直喜博士對崔述著作版本的收集以及他們二人對敦煌文獻的收集就已經很說明問題了。在歷史地理學著作版本和手稿的收集上，京都帝國大學的教授也不甘落後。1918年12月25日《大阪朝日新聞》上刊發內藤湖南博士的訪中視察報告，第一次向日本漢學界介紹了楊守敬的未定稿《水經註疏》鈔本：
在我到達武昌期間，我到菊灣（即菊花灣）拜訪了楊守敬的遺族，並且拜訪了楊的高徒熊會貞。當我問起讓我非常挂念的楊守敬的未定稿《水經註疏》一書去向時，熊會貞告訴我說他正在整理著楊守敬的稿本，兩三年後就該完成了。說著他就拿出了兩三頁清鈔本手稿讓我觀看。
於是，1930年4月，日本人松浦嘉三郎受內藤湖南博士和小川琢治博士的委託，從上海到武昌拜訪楊守敬的孫子楊樹千和熊會貞二人，當時的翻譯是程明超。前京都大學東洋史教授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楊守敬的〈水經注〉研究》一文中以為「松浦嘉三郎可能是日本人中唯一見過熊會貞的人」，由上述資料來看，日比野丈夫博士的此說是不準確的。1936年11月7日，松浦嘉三郎發表了《熊固之翁的追憶》一文，文章中特別提到說「他讓看了放在書桌上的手稿，從內容上可以看出有六、七遍修改抄寫的稿本都堆放在那裡」。六、七遍抄寫之說也見於劉禹生的《述楊氏水經註疏》一文中「書凡六、七校」。可見此說不誤。此事後來由小川琢治博士的弟子森鹿三博士直接負責收購。今天，京都大學所藏鈔本《水經註疏》共計四函三十八冊，原始抄本應該是四函四十冊。但是，此鈔本自當初傳到日本之時就已經缺了兩冊，因此，陳橋驛教授在《關於<水經註疏>不同版本和來歷的探討》一文所言「鈔本分裝四函，共四十冊」之說，實則有誤。具體提到森鹿三博士得到此鈔本問題的是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楊守敬的〈水經注〉研究》一文：
武漢某人給森鹿三來信，說已經弄明白了《水經註疏》鈔本的去向，如果想要的話，可以通過他的介紹，為森鹿三搞到一份此鈔本的手寫複本。於是，大喜過望的森鹿三就支付了重金，希望能得到這份鈔本。幾個月後，這份鈔本就被逐漸地送到了日本。
正是因為經歷了幾個月的逐漸送達過程，所以才會有第二十七冊和第二十八冊丟失一事出現。而這裡的所謂「武漢某人」只能在楊樹千、程明超、松浦嘉三郎三人之中產生。因為這裡的「武漢某人」即可以指「在武漢的某個中國人」，也可以指「當時在武漢的某個日本人」。又據陳橋驛在《關於<水經註疏>不同版本和來歷的探討》一文中所言的「船越教授和我談及，說森教授生前曾親口告訴他，熊會貞當年曾許森錄出一部《水經註疏》的副本。當時相互間訂有一項君子協定，即在中國未出版此書時，森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日本出版這部鈔本」。並不排除此說有為森鹿三開脫「盜取版本」的嫌疑。因為早在1955年7月出版的影印本《水經註疏》的出版說明中，賀昌群教授已經點出了「抗戰期中武漢淪陷時，日人多方搜求此稿，向徐氏加以壓力」。連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楊守敬的〈水經注〉研究》一文中也提到了「日本人森鹿三千方百計想盜取此書手稿的傳說一直流傳在中國」一事。不過至少可以說明《水經註疏》到了熊會貞定稿前後至少有了三套鈔本存在，一套保存在徐行可處（後為中國科學院所得），一套保存在楊勉之處（後為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所得），一套保存在熊會貞處（後為森鹿三所得）。除此之外，熊還是多次修改稿的唯一保存者。前引劉禹生的《述楊氏水經註疏》一文中就已經說了「書凡六、七校」。而又依據台灣中華書局1971年影印出版的鈔本《水經註疏》前言中汪辟疆教授之言「楊熊合撰水經註疏，原稿共八十卷。全趙戴諸家之說，悉皆載入。晚年覺其篇幅冗長……定為四十卷」。誠如是，則八十卷本的《水經註疏》才是完整的定稿，而四十卷本的定稿不過是個刪節本而已。而八十卷本的那部稿本，至今下落不明。我們從出售給森鹿三博士的這份稿本中可以猜測：被楊守敬的孫子所出售的那部稿本（即台灣中華書局出版的那部），或許不過是多次修改本中的之一罷了。……這部鈔本就是這樣到了日本學者森鹿三博士的手中。1964年4月到1970年3月的六年間，森鹿三博士曾領導了一個研究小組，對此鈔本進行了專門研究。後來，他把此稿本送給了京都大學。從小川琢治博士到森鹿三博士，他們連續多年跟蹤終於收購了一套稿本《水經註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