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四重證據說視野下的京都考證學派（中）》

第二，地下新材料

狩野直喜和王國維先生的學術交流，使他們雙方全得到了好處。王國維《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一文所使用的資料，就有狩野直喜直接從歐洲抄錄回來提供給他的。這一點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狩野直喜提供的是他個人的手抄本，其中有些字當時他無法判斷是何字，就大致畫出，後來回國后卻怎麼也不明是什麼字了。這些字到了王國維先生那裡都成了可以辨識之字。王國維使狩野直喜的手抄資料變成了可以利用的信史，這是對雙方大有裨益的事情。

從1909年狩野直喜知道敦煌文物的發現開始，他先後到北京、法國、英國、俄羅斯等地的大學和博物館、圖書館中，去實地考察和抄錄所能看到的敦煌文獻，親自核對從羅振玉那裡得到的文獻抄本、照片與英法等國收藏實物之間的文字差異。將這些文獻利用到對古代文學史的考證上。他已經熟練運用了二重證據。並且，還在日本學術界舉行「敦煌發掘物視察談」、「關於敦煌遺書」等專題學術報告。實地考察、核對文字和文學史研究三項工作，基本上就劃定了敦煌文獻的研究方法和學術價值的定位。他從敦煌發現的唐代寫本唱本中（如《唐太宗入冥記》、《秋胡變文》、《伍子胥變文》、《董永變文》等）直接找到了宋元演義類和雜劇類戲曲故事的前身，正式提出了「唐末或者五代已經明顯看出是俗文學的盟芽」的觀點，把元代戲曲文學的誕生直接推到了晚唐五代時期。

正是在他任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部長期間，甲骨文獻和歷史研究的結合、敦煌文物和文學研究結合，確立了古典文獻和考古實物相結合的實證的研究方法，促成了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迅速崛起。

晚清時期敦煌文書的發現，在中外學術界成了和甲骨文發現同等重要的事情。在日本的內藤湖南通過羅振玉得知了這一消息后，立刻上報日本文部省和京都帝國大學，請求派出特別考察隊，前往北京，進行學術調查。於是，1910 年 8 月，京都帝國大學立即派遣內藤湖南教授與狩野直喜教授、小川琢治教授、濱田耕作和富岡謙藏兩位講師五人來京，調查保存在學部的敦煌文書。

高田時雄在《京都文科大學清國派遣員北京訪書始末》一文中也分析說：

「1910 年，第三次大谷探險隊正在從事有關調查活動。毫無疑問，大谷探險隊的活動也促使京都學者的『敦煌熱』日益升溫。就在京都的敦煌遺書熱潮日益高漲之時，京都文科大學獲悉殘存於敦煌的寫本已被全部送往北京這一信息后，隨即匆匆將五位教官派往北京。由此可以推測，校方對此行寄予了極大的期望。反之也可以充分認為，在北京的羅振玉、李盛鐸等人的熱心推動下，京都學術界對敦煌遺書關心的驟然高漲，也為敦促清朝政府對此加以重視而發揮了一臂之力」。

回國后，小川琢治發表了《北支那旅行概報附敦煌石室遺書》一文，向日本學術界正式報告了這次調查活動的經過和敦煌文書的情況。

1919年，小川琢治又發表了《中國本草學的起源與神農本草經》一文，這是中外學術界第一篇研究敦煌中醫藥學的專業研究論文。本來，1908年的大谷光瑞探險隊來華，就已經從敦煌石室中獲得了一種《本草經集注》的捲軸殘卷本。在內容上，它和保存在日本的古卷子本殘卷十分接近。而新發現的敦煌卷子《本草經集注》在最後一行留有「本草集注第一序錄華陽陶隱居撰」一段文字，可以斷定當是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於是，小川琢治從對版本的比較研究開始，寫出了上述研究敦煌中醫藥學的論文。

國內學術界可能又有很多人熱衷於談論羅振玉和王國維二人居日期間對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的建設性和指導性的貢獻這類話題，在不少人眼中，羅、王二人簡直就是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在草創時期學術上的「紹興師爺」或「學術顧問」。而有的日本學者卻又不顧事實真相，提出了王國維受內藤湖南影響才從文學、哲學轉行研究史學、經學的主張。雙方的觀點都是有失公正的。實際上，內藤湖南和羅、王之二人之間的關係，看起來更多的是學術層面的。毋寧說羅振玉和王國維二人在內藤湖南的心裡只是維持在「漢學知音兼學術顧問」性質的半師半友關係。這也就不難理解當內藤湖南想同時招聘羅、王二人在京都帝國大學任教時，得到的答覆卻是（晚清政府可能會不同意的吧）婉言謝絕。從親密關係程度上講，內藤湖南的第一中國友人是文廷式，而羅振玉的第一日本友人卻是藤田豐八。王國維和藤田豐八有師生之誼，當然和藤田豐八的關係更為親密。甚至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中談到王國維和日本學者的關係時，也寫下了著名的兩句詩「東國儒英誰地主，藤田、狩野、內藤虎」。我曾懷疑「藤田、狩野、內藤虎」這個排序很可能是王國維生前曾和陳寅恪先生有過類似的話題。在我們看來，實際上，從漢學研究成果及其在國內外的影響來說，排在前兩位的「藤田、狩野」是不能和第三位的「內藤虎」相比的。換句話說，羅、王二人對內藤湖南的京都學派的產生究竟具有多大的啟迪和指導性的價值和影響，筆者尚不敢輕下定論。

——以我對東洋史學京都學派成立前後歷史的了解，特別是通過考察內藤湖南一生學術形成過程和與晚清學者交往過程來看，真正對內藤史學和京都學派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作用的是清代乾嘉學派的趙翼，而非時下中國學術界所認為的羅、王二人。相反，王國維的甲骨學研究成名大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卻是在和內藤湖南的相互學術交流和啟迪中完善的。見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序文如下：

「甲寅歲暮，上虞羅叔言參事撰《殷虛書契考釋》，始於卜辭中發見王亥之名。嗣余讀《山海經》、《竹書紀年》，乃知王亥為殷之先公，並與《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辭·天問》之『該』，《呂氏春秋》之『王冰』，《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之『振』，《漢書·古今人表》之『垓』，實系一人。嘗以此語參事及日本內藤博士，參事復博搜甲骨中之紀王亥事者，得七八條，載之《殷虛書契后編》。博士亦采余說，旁加考證，《作王亥》一篇，載諸《文藝雜誌》。並謂『自契以降諸先公之名，茍后此尚得於卜辭中發見之，則有裨於古史學者當尤巨』。余感博士言，乃復就卜辭有所攻究，復於王亥之外，得王恆一人。案《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恆秉季德。』王亥即該，則王恆即恆，而卜辭之季之即冥（羅參事說），至是始得其證矣。又觀卜辭中數十見之田字，從甲，在□中。及通觀卜辭，而知田即上甲微。於是參事前疑卜辭之（即乙丙丁三字之在或中者，與田字甲在□中同意），即報乙、報丙、報丁者，至是亦得其證矣。又卜辭自上甲以降皆稱曰示，則參事謂卜辭之示壬、示癸，即主壬、主癸，亦信而有徵。又觀卜辭，王恆之祀與王亥同，太丁之祀與太乙、太甲同，孝己之祀與祖庚同，知商人兄弟，無論長幼與已立未立，其名號、典禮蓋無差別。於是卜辭中人物，其名與禮皆類先王，而史無其人者，與夫父甲、兄乙等名稱之浩繁求諸帝系而不可通者，至是理順冰釋。……乃為此考以後質諸博士及參事，並使世人知殷契物之有禆於經史二學者有如斯也。」

請注意這裡的「博士亦采余說」和「余感博士言，乃復就卜辭有所攻究」二句，已經說得十分明白了。內藤湖南的《王亥》和《續王亥》二篇甲骨學考證論文是在「博士亦采余說」的基礎上才產生的。而毋寧說是內藤湖南的上述論文啟迪了王國維，而王國維先生在甲骨史料中「復於王亥之外，得王恆一人」的精湛的考證論文，則是他「余感博士言，乃復就卜辭有所攻究」而成的。從內藤湖南首先「博士亦采余說」、利用甲骨史料寫出並不十分成熟的《王亥》和《續王亥》二篇來看，是內藤湖南在王國維的啟發下寫成的，但是他卻立刻提出了「自契以降諸先公之名，茍后此尚得於卜辭中發見之，則有裨於古史學者當尤巨」的觀點，注意到了這一重要的史學考證方法的潛在價值，到了王國維史學思想中得到了徹底的運用和成熟。這正是王國維先生的智慧和學識所在！

王國維先生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根據對卜辭中相關資料的考證，證明了《山海經》及《竹書紀年》等古籍中的該、核、胲、垓、鮌、氷、振等字是由「亥」字訛變而來。結合《山海經·大荒東經》中的記載：「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牛。」重新復原了郭璞《山海經》注引《竹書紀年》中所述的那段史事：「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也。」

在這一商代傳說和歷史人物的考證上，中日學者之間的互動和交流是很多的，也是很及時的。

因此，有理由說：成功地應用「二重證據法」取得重大成果的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兩文，是在和內藤湖南進行證據學探討與交流的基礎上形成的。

而內藤湖南在和羅振玉、王國維兩先生的來往中，特別認識並肯定了他們利用出土文獻解釋商周兩代歷史的學術方法：

「金文和其它文物的相繼出土，逐漸對此進行深入研究，已經成了最近幾年中國學術界研究的一大傾向。」

內藤湖南還特別指出：

「今後值得發展的方向已經很顯明就是從對先秦古籍的研究、對金文和殷墟遺物研究的進展而展開的。假如能以這樣的方法建構成的新的研究方法的話，對於鼓吹支那古典學的人來說，這才是我們要找的所謂科學的、進步的結論。」

而且，羅振玉正是在內藤湖南那裡才獲知了東北古代金石碑刻的拓本資料，一覽之後大為驚嘆，居然發出了「為平生所未及見」的感嘆。由此也可以看出羅氏對第二重證據的重視與貢獻。辛亥革命局勢穩定以後，羅從日本返回天津（羅和王是在辛亥革命前的日本！），立刻開始了《滿洲金石志》的整編工作。他還在該書出版的序中說：「滿洲古刻石不僅入東方士夫之目，並騰於世界學者之嘆」。這裡的「世界學者」當即內藤湖南。他出版《敦煌石室遺書》則正是在狩野贈送的鈔本的基礎上，參照伯希和的照片而成的。

——當然，我並不否認羅、王二人在和內藤之間的學術交往過程中所帶給他的極其重大的學術啟迪。他們三個人之間的學術交往，是三位史學大師的歷史性幸會！在一等一流而不世出的三位史學大師的學術交往之間，在學術方法論上的相互學術啟迪和學術幫助並不是我們時下喜歡「曰師曰弟子云者」那些浮泛之輩所能理解和概括的。我在這裡再引用一封王國維致內藤湖南的信，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學術交流關係：王國維1924年1月30日致內藤湖南：

「湖南先生有道：違教數載，企仰奚似。春間聞貴體違和，極深馳系，后聞快愈，又極欣慰。歷次惠贈書籍，頃又蒙賜大著《寶左文》及十二物影片，伏讀一過，如親晤對。先生大著作多以貴邦文字書之，若能將重要者譯成漢文，都為一集，尤所盼禱也。」

內藤湖南在與中國學者的交往中，肯定清代史學大師章學誠及其《文史通義》一書的史學思想和學術貢獻，是特別值得讚許的地方。作為日本學者的他，因為看到了章氏此書在治學方法論上的重大突破和學術價值，遠比中國學者更早更全面地發掘了章學誠的遺書。內藤湖南在《支那史學史》一書中對章學誠的史學思想推崇，也肯定了胡適、姚名達、劉咸炘三人對章氏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在該書《章學誠の史學》一章中，他首先闡述了自己發現章氏學說的過程：

「自己第一次讀此人的《文史通義》、《校讎通義》是在明治三十三年，那時覺得非常有趣……十多年前偶然得到他全集的未刊本，通讀之後，做了這個人的年譜加以發表」。

而據貝塚茂樹的回憶：

「內藤先生對我說，章學誠這個人，在西方來說，像是社會學，他的帶有社會學性質的地方很好。正是如此，是社會學啊。是斯賓塞等那一類型的東西啊」。

內藤湖南最為賞識的是章氏全新的史學思想、以及章氏在校讎學和方誌學上的突出貢獻。章氏的六經皆史說、原道說和原學說等觀點，深得內藤湖南的讚賞。在《支那史學史》中，內藤湖南還特別肯定了章學誠創建方誌學的學術史意義，在介紹這一新學說時，他不惜點出了戴震對方誌學的非難，這顯然已經暗含著對戴震的批評。

在內藤湖南和胡適的往來書信中，特別涉及到了對章學誠的研究。胡適的《章實齋先生年譜》就是在內藤湖南的《章實齋年譜》基礎上的登峰之作。而內藤湖南在讀了胡適所寫的年譜之後，立刻發表了《讀胡適之君新著章實齋年譜》一文，並訂正了胡適文中的十五處錯誤和不準確之處。胡適則虛心接受，並來信表示感謝。

——正是因為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祖師爺對章學誠史學思想和方法的注重，由此開啟了研究趙翼和章學誠的史學著作成了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學者們的看家本領。不了解這一特點幾乎等於不了解東洋史學京都學派。

京都學派早期漢學史上的著名人物西村天囚對第一重證據的重視，使他收藏了上百種研究《楚辭》的中日古籍。根據崔富章、石川佐三郎在《西村時彥對楚辭學的貢獻》一文中的考證，他收藏的上百種《楚辭》研究古籍大致是：

• 中國明代刊本十六種。
• 中國清代刊本四十餘種。
• 中國鈔本二十七種。
• 中國民國刊本十五種。
• 日本刊本十二種。

由此可見，「就規模而言，幾乎無人能與之匹敵，就質量而言，則更是可觀。」特別是他收藏的日本刊本十二種，「對中國學者而言，這些都極為罕見。例如，寬延二年十一月皇都書林刊印《楚辭章句補註》十七卷」。西村天囚在《楚辭王注考異》中從版本學、訓詁學的角度發現了不少用字錯誤和傳抄時註解攙入正文的問題，解決了不少《楚辭》學上的歷史遺留問題。比如王逸注本中的「此言懷襄二王世不明」一句，西村就敏銳地指出：「王逸以《離騷》為成於懷王之時，而此言懷襄二世不明，乃似《離騷》成於襄王之世，可謂矛盾矣」。崔富章、石川佐三郎在《西村時彥對楚辭學的貢獻》一文中評述：「王逸所見之本，多有遺存，沉澱於《章句》之中，是乃矛盾之源頭千餘年來無人識破，西村時彥乃較早發現並設法解決這一問題的人，實屬難能可貴」。可見，西村天囚對第一重證據的深入研究，為京都考證學派的興起貢獻了自己的成就。

現在學術界，著名的神話和古代文學史家小南一郎教授，已經從以第一、二、三重證據的相關使用來考證古代文獻。他的研究範圍大致包括中國傳承文化、古代神話、先秦禮制、古文字學、中國考古學、民間口承藝能、中國宗教史等很多方面。著作甚多，第78卷《東方學報》上專門刊發了《小南一郎教授著作目錄》一文。其中《中國の神話と物語り：古小說史の展開》（1984）、《西王母と七夕傳承》（1991）、《楚辭とその註釋者たち》（2003）、《古代中國天命と青銅器：諸文明の起源》（2006）堪稱現代日本漢學界的名著。在楚辭研究上，他的論文《王逸〈楚辭章句〉研究-漢代章句學的一個面向》一文和專著《楚辭とその註釋者たち》代表了他對這一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他研究十分精細，考證嚴謹，幾乎完整地再現了桑原史學的風格。在治學上，他平時最喜歡的一句話是「結果よりも過程を重んじたい」。1973年，小南一郎將《楚辭》翻譯成日文出版。小南一郎認為武帝命淮南王劉安作「離騷傳」或「離騷賦」這兩種說法，其實早在漢代就有流行了，根據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后敘》，還可以找到漢武帝命劉安作「離騷經章句」的記載。小南發現《楚辭章句》中有些注文採用四字一句、隔句用韻的形式，它既是對《離騷》的訓釋，又是以《離騷》為範本的文學作品，所以對這些訓釋既可稱「傳」，也可以稱為「章句」，更可以稱為「賦」。研究《楚辭》之時，目前，小南一郎還在撰寫著研究《詩經》和《山海經》的兩部專著。

在日本京都學派，貝塚茂樹也是熟練地使用第一、二重證據考證古代文獻的傑出學者。

他率先提出了對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獻的研究，並且將其和傳統的對史料的考證性研究精密地統合起來，既重視王國維的地下新材料和紙上舊文獻的統一，使京都學派更加完美和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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