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正教授論文《空談容易實作難──從漢學史家的學術素養談漢學史的寫作原則》

空談容易實作難

──從漢學史家的學術素養談漢學史的寫作原則兼答劉躍進

《中國圖書評論》2008年第8期上刊發了署名「劉躍進」的文章《<海外漢學研究>和<圖說漢學史>指謬》一文，作為被該文所批判的對象，我卻是直到10月20日才看到此文。

我首先很感謝貴刊和劉躍進對拙著的關心和指謬，在學術問題上，錯了就是錯了，沒有絲毫辯解的必要，正如該文作者「劉躍進」真實的工作單位和職稱，與該文發表時文後所註明的「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人一樣。不論是作者的無意還是編輯的誤解，所謂「無錯不成書」，推導下來，無錯也就不成刊了。我想：作者和編者、讀者三者之間，重在相互理解、相互溝通。如果只是一味地以己之長，輕人之短，乃至於棒子、帽子飛來飛去，那無助於學術探討和學術發展。

的確，研究漢學史首先遇到的學術素養就是外語。只能看懂英文還不具備進行漢學史研究的資格。至少還需要能看懂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喃文、韓文。英文很好的漢學史家們在介紹英美漢學家時要是也出錯，那讓我們這些只是粗知英文的，又該如何是好？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組織的由我國第一流的英語兼漢學史專家們編著的《世界中國學家名錄》一書第423頁介紹的一位美國漢學家「Tong,Lik Kuen」時，居然把這位學者的中文名字錯譯為「董力坤」！而實際上，「Tong,Lik Kuen」就是著名美籍華裔哲學家唐力權教授。把「Tong,Lik Kuen」錯譯為「董力坤」是英文水準下降還是漢學知識貧乏呢？我不得而知。而且，以我對日本漢學了解的一點專長來看，該書對日本漢學家的介紹，無論從選取的人物還是代表論著上看，基本上是不及格的，不客氣點說：該書對日本漢學家的介紹基本上是學術垃圾。但是，我知道為了編寫這本《世界中國學家名錄》一書，將近二十位學者為之努力和辛勤工作了十幾年！當然，我在兩卷本漢學通史中對美國漢學的介紹時，的確錯誤頻出，劉躍進先生的指正不少是對的，但有些也未必盡然。如該文中所說的一例：「又如Edward H.Shafer是美國最著名的漢學家，他的中文名字為薛愛華，然而劉正先生卻將之翻譯成肖孚」。看起來劉躍進先生沒有注意到此書。因為《世界中國學家名錄》一書雖然錯誤很多，但是在涉及到西方學者名字的漢譯上，我國學術界的慣例一向是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首先公布的譯名為主。在該書第402頁介紹「Edward H.Shafer」時，首先就註明了他的中文名字是「肖孚」，而不是什麼「薛愛華」。

接下來，再談研究漢學史遇到的第二個學術素養就是國學。通過閱讀劉躍進的文章，我可以很不客氣地說，他對傳統易學、金石文字學、禮學、四書學等等幾乎是不怎麼了解的。而這些正是構成傳統國學的核心範疇，也曾經是日本、法國、荷蘭和德國漢學研究的主流課題。鄭鴻芹先生在《人文素養和文化憂患意識》一文中抓住了我的兩卷本漢學史對上述幾個領域的分析研究，應該說基本上把握住了我研究的這一側重點。（我至今也不認識這位先生。）不過，國內有些著名大學的國學教授、博導在很專業的學術著作中居然也出現重大的、小兒科級的謬誤，就讓人難以理解了。請看中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古文字學家孫稚雛先生的《青銅器論文索引》一書，該書第85頁如此寫著「金文氏族表初稿（上、下），陳述，歷史語言研究所集5本3分、4分（1935，12）」。查1935年12月出版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3分冊、4分冊上刊發的是「《金史氏族表初稿（上、下）》，陳述」。從遼金時代的「金史氏族」一下子變成兩千多年前的商周時代才有的「金文氏族」，我真不知道這位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是怎麼出的錯！至少也該知道陳述先生只是遼金史專家，他對晦澀難懂的吉金之學完全是外行。說到這裡，我也不由得自慚形穢了。因為我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正如劉躍進指出的墨子刻「從其撰寫的四本著作60多篇論文來看，沒有一篇與墨子有關」。可是我在兩卷本漢學通史中卻說他是一位研究墨子而著稱的漢學家。

第三個學術素養就是客觀的漢學史觀。

說到這裡，我就想先說本文的題目：《空談容易實作難》。在我的兩卷本漢學通史出版后，在報刊雜誌上，在網路上，在國內外，我先後看到了二十幾篇相關的評論文章。基本上是褒貶參半。而「貶」的主要理由又集中在對美國漢學介紹錯誤太多上。我不得不再次感嘆一下：「空談容易實作難」。

其實，對我來說，在研究和著述此書時最大的難點不是外語掌握的多少，不是資料解讀的難易，而是客觀而公正、準確的漢學史觀的建立！我發現，要想建立一個貫穿東西方兩千多年的漢學史觀，以此來評價各國漢學著作幾乎是挾泰山以超北海了。在沒有進入著述之前，你可以大談特談自己的漢學史觀和所謂的「漢學史的寫作原則」，而一旦你真的開始進行漢學史的著述，你就會發現你的那些漢學史觀和所謂的「漢學史的寫作原則」其實不堪一擊、讓你處處捉襟見肘。再三感嘆之餘，我不得不由衷佩服那些只是坐而論道、夸夸其談的學者們，真羨慕你們那超凡出塵的氣度，還有那高屋建瓴的理論！既然你們已經有了之一之二和之三等如此精妙的漢學史觀和所謂的「漢學史的寫作原則」，請你來寫漢學通史吧。

天哪，千萬不要指責我在刁難你的所知外語種類不多、所學國學素養不足、所習西學底子不深！絕無此意。

要知道，十幾年前，筆者在日本開始研究漢學史時，起家的只是五卷本考狄博士的《漢學書目》！唯一的一本中文參考書就是那本漏洞百出、時而抄襲、時而翻譯的、十萬字上下的莫東寅《漢學發達史》。到了1997年，我終於拿出了正文加註解總計一百多萬字的《東西方漢學思想史》。我知道，我已經用幹了我全部的心血和知識積累了。1997年以後至今，我全身心研究西周金文，對於漢學史研究，只是在出版前整理一下舊日書稿，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增補和修訂。而1997年至今的十年，卻是國內漢學史研究突飛猛進的十年！當我的兩卷本漢學史書稿分別在2002、2005年出版后，明顯已經感覺到落伍於國內同行的實際水平了。唯一值得自豪地是日本漢學史部分章節，增補后成為我國第一部「學派漢學史」專題著作──《東洋史學京都學派》一書，不日將馬上出版！

寫到這裡，我覺得還需要訂正一下劉躍進文章中的誤解。其實是他知識結構上的欠缺，我想請他注意：

第一，漢學史不等於文化交流史。我在書中主張「葡萄牙的漢學開始於魯德昭教士。1641年，他所作德《中華大帝國史》正式出版，這是葡萄牙漢學史的開始」。該文卻聲稱「魯德昭不是葡萄牙漢學的開創者……在魯氏之前，葡萄牙學者已經出版了多種漢學著作，如皮萊士《東方諸國記》、巴羅斯《第三十年史》……」很顯然，他根本沒有注意到我選取漢學著作的標準！因為他所說的皮萊士《東方諸國記》、巴羅斯《第三十年史》……那些書根本不屬於漢學著作，而是遊記和文化交流札記類書，和我對漢學研究著作的定義和選取有著很大距離。

第二，漢學史並非只有數百年。該文主張「海外漢學就是中國大陸之外的學者對中國的研究，迄今這一研究領域已經由數百年的歷史。這一學科發端於16、17世紀的歐洲」。很明顯地自相矛盾。因為既然他明明知道「海外漢學就是中國大陸之外的學者對中國的研究」，那麼這一研究領域就根本不可能只有「數百年的歷史」！哪怕從日本大化革新開始算起，也有將近1400年的歷史了！而韓國漢學的起點就遠遠走在日本之前了！！

第三，漢學史的發展並非只有兩個序例。該文主張「漢學通史就是漢學的整體學術發展史，它在內容上有學術史和漢學兩個要素，在時空上有200年和以歐美日韓為主的國際學術界兩個序例」。承上所述，漢學史絕非只有200年，這已經是研究漢學史的基本前提了。在這一點還要重複早被西方拋棄的歐洲中心論，我實在不知道是何道理。而且就以近二百年的東西方漢學史來說，也根本不是他所說的「以歐美日韓為主的國際學術界」。在最近兩百年的歐洲學術界，從來就沒有形成過一個完整的所謂「歐洲漢學」，地理的接近不等於學派和研究方法的接近。而韓國漢學根本就無法和日本漢學相提並論，它也根本就不屬於日本漢學體系之內。我不知道劉躍進先生這樣說有何立論根據？

第四，請註明觀點來源。該文作者主張漢學通史的寫作包括六個方面：漢學發展的一般歷史進程、地區分佈、專題研究、學科理論及發展、大事記、漢學論著總文獻書目和專題書目。不難看出，這些全是出自筆者的那兩卷本漢學史中。具體請見我的《海外漢學研究》第237─245頁，《圖說漢學史》1─3頁。相信大家看完后就可以找出他的上述這些觀點的直接來源。當然，既然他已經把我選定為批判的對象，肯定是羞於承認這一點的。不要緊，我相信大家的眼力。

第五，請不要指責余英時先生。請問：難道寫序的人非要親自讀過該書才可以寫嗎？！中國文人之間自古以來就喜歡相互作序，其內容一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讀後感，先睹為快之後，如實而負責地向讀者介紹作者的書。一類是出自友情，寫序多談自己觀點，不涉及對作者著作的評價。余英時先生為筆者寫序就是出於這后一種。而且，余先生行文十分老練，根本沒有想不負責地向讀者推薦拙著的意思。我不知道該文（還有網路上的《余先生，序沒有這樣寫的》一文）作者是怎麼理解的。我很奇怪這樣習以為常的學界、文人之間的友情贈序行為怎麼被余先生的粉絲們理解為「很多讀者就是因為看到余先生的序言才去購買的」？！你作過調查嗎？有多少人是「因為看到余先生的序言才去購買的」？！請拿出實際數字來，否則還是不要空談什麼「很多讀者」！我感到在學風日下之際，余先生和我之間的很正常的文人生活和文字交往被無情地剝奪了。唉，余先生，是我牽連了您老人家。

最後，歸結到本文題目，我不得不想再說一句：空談容易實作難，中國文人（特別是那些英文和西學好得一塌糊塗的）自古以來就喜歡坐而談禪論道，而不屑於下地實作、上陣拿槍。恰恰筆者卻是一個「喜文習武、練氣彈箏、學專彝銘、風尚考證、詩追漢唐宋、心游夏商周、出入文史哲、往來儒釋道，一向自比於為學為文為武為道皆開宗立派、定國安邦之大學者、大思想家、大武術家黃宗羲先生」的人，尤其不喜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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