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王與美國大選

上周查爾斯國王造訪了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給予了高規格的接待。但是有數位州長拒絕參加歡迎儀式，以表達對君主立憲制度的反感。

對於國王的兩種態度反映出左右兩派對於道德的認識。左派的道德就是不斷變化的道德。他們說：在原始人時代，如果沒有叛逆者，那麼，人類今天依然活在山洞裡。這話反應出，左派要求不斷變化，不斷追求各種美好的夢想。但是，夢想越大，能夠堅守的東西就越少。所謂：不被改變，唯有百變。可喜的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終於使得左派的大部分訴求得以實現。這使得左派歡欣鼓舞，認為保守的右派是社會發展的絆腳石。全然不知，沒有資本主義提供的大量資金和物質基礎，左派的那些政策，不過是痴人說夢。右派的道德，就是資本主義道德，只要是說出的話，無論多少年都不能改變。五百年前發行的股票，到今天依然保持應有的法律地位。九百年前與英王簽訂的憲章，依然有效。對於資本主義來說，金錢就是建立在信用之上的。失去了信用，錢也就失去了價值。

從現實的角度思考問題，任何一個國家，不講誠信就將遭到報應。當今的美國大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當年，美國從英國的統治下獨立出來，建立了三權分立的共和制度。一度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合理的制度。但是，今天，美國人民為什麼在選舉年，憂心忡忡？雙方都認為一旦對手獲勝，就可能走向獨裁，以後就再沒有自己說話的份了。這就說明，美國人民還是對於三權分立的體制不放心。因為，總統的權力太大，稍不留神便會變成獨裁者。世界上已經有過太多這樣的先例和教訓了。

其實，這次引起美國社會動蕩的根源就是誠信！假設美國依然是君主立憲國家，王室依然存在。百姓們還會擔心這個嗎？一個君主立憲的國王雖然只有名義上的權力，但是，到了關鍵時刻，他就能夠喊停，讓雙方冷靜一下，就好像股票市場震蕩太厲害，需要叫停一樣。只要國王的權威還在，就沒有人敢於獨裁。君主制自發地在世界各地存在了那麼多年，說明它有一定的道理。這個道理就是：最不願意看到國家失敗的人，就是國王。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常識。美國社會的撕裂，不是因為美國的思想家缺乏邏輯推理，而是精英們缺乏一般的常識，這就是蘇軾說的：「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在君主立憲國家就不缺乏這種常識。古代的君主集運動員與裁判於一身，他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鞏固權力，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對外擴張。它的本質就是搶劫，沒有邏輯和道理可以遵循，倒是陰謀與欺騙往往贏得勝利。這使得古代君主很容易變成暴君。但是，資本主義出現以後。君主立憲體制改變了君主的作用。君主過去的雙重身份，在新的體制下，變成了單一的裁判員。他不必思考陰謀詭計，只需要弄清楚什麼的正義，什麼是常識。他的工作就是維護社會不被撕裂，這個最低的底線。他變成了一個旁觀者清的局外人，一個普通常識的仲裁人。當兩黨鬥爭失去理智后，只有常識能使他們解脫出來。精英們可以巧舌如簧，證明歐洲應該屬於穆斯林，或者非洲黑人，但為何英國人放心讓這些人顛倒黑白？因為，英國的憲法上規定，國家是國王的，再怎麼詭辯和折騰也不敵國王的常識。只要這個常識還在，英國就還是英國人的。法國人可沒這麼幸運，他們沒有國王，國家屬於全體公民。只要某些不良份子猱搔虎癢，騙取選民的信任，說不定真有一天，法國就真變成穆斯林或黑人的。

君主在立憲國家中是一個衣食無憂的人，這使他不會因為受賄而失去理智。另一方面，他處在各大媒體的聚焦之下，所以，即位后就被監督。美國的十位大法官擁有終身的職位，也是學習君主的榜樣來換取大法官的絕對良知與常識。法國出現過多次權力真空的狀態以後，也模仿君主立憲制，在總理上面又設立了一個總統。新加坡把總理的薪酬拉得很高也有類似的考量，高薪養廉，精簡機構，然後重手整治腐敗。但無論是美國的大法官，法國總統，還是高薪養廉都比不上國王。

美國很早就發現，三權分立是有問題的，因此後來又出現了第四權力，也就是媒體。可是人們逐漸發現，媒體也是靠不住的。我相信，歷史的發展會告訴後人，即便再加幾個權力，只要不講誠信，國民心中依然相互猜忌。因為，國家缺少了一個關鍵的人物。這個人需要對國家絕對的忠誠，不受財富、美色的誘惑，具有普通人的常識，在民眾中享有崇高的權威，卻又不參加政治，永遠保持中立。三權分立的美國，本來希望用大法官來替代這個角色，但現在發現，大法官都有自己的政治傾向，代替不了這個人。也就是說，三權分立是有漏洞的。孟德斯鳩說：「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因為人們將要害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制定暴虐的法律，並暴虐地執行這些法律」美國的立法權在議會，而行政權在總統。當某一派即是總統，又佔據議會的時候，效率最高，也最容易出現孟德斯鳩說的惡法。什麼是惡法？不給犯錯者活路的法律就是，比如，將朱利安尼的財產全部罰沒，使他晚年無法體面地生活，這就不是維護社會和諧的做法。再比如，美國黑人佛洛依德案的判決，給予執法過當警察過分的處罰，以及給劣跡斑斑的受害者過高的賠償。我認為，這兩個案件不是在解決矛盾，而是在泄私憤。法律的作用應該是懲前毖後，而非矯枉過正。還有，2020年1月，美國國會山案件，數千人被認定有罪。這就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了。如果衝擊國會有罪，那麼孟加拉和委內瑞拉反政府運動是否也有罪？誰規定的，政府不能反，政府不是為人民辦事的嗎？國會山衝擊政府的那些人至今依然無法正常生活。而另一方面，零元購的犯人被抓以後，卻立即釋放，這說明了什麼？說明政府的利益已經遠遠的凌駕於人民的利益之上。觸碰政府的，即便無罪也要和你沒完沒了，損害人民利益的，即使是搶劫，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索維爾曾說：「那些總是指責私營部門『貪婪』的人，幾乎從不指責政府貪婪，不管政府做了什麼。」而如今已經發展到：只許政府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地步了。

柏拉圖說：「善良的人不需要法律去告知他們。而那些行為不端的人，會找到法律的漏洞並濫用它。」在這一點上，國王往往比烏合之眾組成的政權好得多。尤其是有理智，受過教育，沒有財務負擔的國王。

法國革命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殺死了願意接受君主立憲的國王，接下來就是血流成河。俄羅斯步其後塵，殺掉願意改革的沙皇，結果是伏屍遍野。這就是孟德斯鳩所說的：「對一個人的不公，就是對所有人的威脅」。生為王子沒有罪，就如生為奴隸，生為日本人，華人，美國人一樣，都沒有罪。前面說過，國王具有雙重身份；運動員和裁判。運動員代表了競爭，而裁判代表了常識。當你殺死國王的同時，也消滅了常識。君主立憲的國王在理論上是不能有政治傾向的，也不能在政治上發言。因為言多必失。但是，他又必須懂得世界上發生的一切（這是非常困難的工作）。只有這樣，當國家出現危機時，國王才能挺身而出。比如，二戰時，日本天皇，一句話，就投降了。少死了很多人。而德國沒有國王，只能等待希特勒消失后，問題才能解決。同樣，當下的俄羅斯，沒有沙皇，國家的命運就與普京牢牢地捆綁在一起，死多少人都解決不了問題，只有等待普京的消失。而他也騎虎難下，一方面要考慮，如何面對那些抬轎子的小兄弟。另一方面，想辦法安排自己的妻兒老小。但如果是君主立憲，沙皇就可以出來打圓場。再看看中國，當年的國民革命如果不推翻清廷，而是實行君主立憲，像英國和日本那樣，建立真正的議會和憲法，後來的中國可能就是議會道路，而非武裝衝突。兩黨輪流執政最大的問題就是：「饒恕敵人易，原諒朋友難」It is easier to forgive an enemy than to forgive a friend--by William Blake，但如果有一個公平的仲裁，事情就會不一樣。

澳洲人民並不反對國王，幾次公投脫離英聯邦，都沒通過。那麼，澳洲數位州長為何拒絕歡迎查爾斯國王？有人說：「乞丐不嫉妒富翁，卻會嫉妒比他混得好的乞丐」。反過來也一樣，富翁會嫉妒比他更有錢富翁，而不關心乞丐的事情。這就是州長與選民在心態上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