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雯露跳樓與攪勺政治

中國古代的政治理論是：「天命無常，惟有德者居之。」細想起來，這個理論沒有一點操作意義，誰都能說自己代表天命。但儒家利用它為任何獨裁者塗脂抹粉，並獲得高官厚祿。直到今天，還有一大批馬屁學者用這種無意義的春秋筆法，換取巨額的報酬。他們能用劉徽割圓來解釋雷鋒日記，能用基因工程與統一領導掛鉤。

中國古代的政治風格是：天子受命於天，好似握有生殺大權的董事長。他是太平盛世的基石，因此將道德和權力集於一身，從根本上把強權與真理合併。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子把國家委託給宰相，古代把幫助天子治國的宰相，稱作調羹手，喻其能調和五味，善用鹽與梅也。調羹就是勺子。從這種說法中能夠看到：它是在一個有限的容器之內進行加權平均分配。這就是中國的特色政治，我把它稱之為，攪勺政治。它沒有留給個人，依靠智商上升的通道，只有用情商諂媚后，得到提拔的途徑。於是，整個社會變成一個按照貪污、阿諛、腐化、墮落等方面的能力，劃分出的等級。出了那個容器，也就是到了國外，這套理念則處處碰壁。巧的是，漢朝以後，由於信息與交通的落後，華夏不再擴張了，一心一意研究攪勺，使得千年來，攪勺理論深入人心。直到近代與更加廣闊的世界遭遇到，措不及防。

這一次，中國還是使用三十六計，它實際上是各種騙術，古人已經發展到頭，有限的方法，容易倒背如流。因此中國總能人胸有成竹。西方使用的是高科技。而各種科技卻有無限發展的空間。當雙方相遇的時候，西方人經常心中忐忑不安。老神在在的中國人，總能在氣勢上佔領先機，最後在事實面前一敗塗地。相反提心弔膽的西方人，總是擔心中國抄了後路而哀兵低調，卻笑到最後。

原因是，攪勺政治使得天子、宰相，在自己的碗里不講信用，不遵守道理，沒人敢管。但是，國與國的交往，不講信用，那就是戰爭。西方國家原本在低效率的勞動，以及對外掠奪之中掙扎。後來，逐漸發現，開發殖民地可以獲得更大的利益，那時，殖民地尚未覺醒，戰鬥力遠不及西方人。這種情況類似周朝建立時，也是從國都鎬京派出一支支殖民隊伍到各地進行開發，由於文化的差異，被當地人接受，並尊為君主。歐洲開始殖民的時候，那裡的人民也抱有類似心態。他們認為西方人給他們帶來幸福。因此，早期的殖民地是歡迎西方人的。他們教會原住民種植農作物，擺脫了靠天吃飯的窘境。教給他們書寫，治病，使用先進的快槍狩獵等等。但是，原住民中民族主義者，為了獲取統治權，就向自己人民宣傳外來人的壞。類似中國人記不住日本人曾經把東北建設成亞洲最發達的工業區，卻被民族主義者要求，只記住中日交戰的各種殘酷片段。又好比，巴勒斯坦人記不住以色列人為他們提供工作機會，把這片荒地，變成真正流著蜜和奶的樂土，卻被哈馬斯逼迫，時刻牢記他們佔領的土地曾經是自己的。所以丘吉爾大罵：「我不承認馬槽里的狗對馬槽有支配權，儘管它可能已經在那裡躺了很長時間，但我不承認這種權利。例如，我不承認對美國的印第安紅人或澳大利亞的黑人犯了大錯。我不承認，一個更強大的種族、更高級的種族，或者說是一個更開明的種族，來取代他們的位置，對這些人造成了傷害。」的確，如果按照物質的豐富來評價，西方人所到之處，給當地居民帶來的是財富和工作機會，儘管不多，但總比沒有強。

到了現代世界，人類逐漸接受了，踢開民族主義，依靠創新和貿易才能繁榮的觀點。只有當這個正經的賺錢通道開啟之後，靠貪污、教唆、腐化、墮落等上升的通道才能被堵死，才有了現代意義上的法律。只有法律上定義了什麼是正當賺錢，才能決定什麼是非法得錢。而堅持攪勺政治的國家，既然沒有創新和貿易的通道，那隻能對各種貪腐，欺騙聽之任之。因為，在攪勺政治中，總要有人來管理別人，管人者的收入，必須比被管者高，否則就成了笑話。因此，堅持加權平均主義，攪勺政體才能存在。

西方人可以與落後國家分享科學技術，但是，落後國家不能硬搶。西方人能夠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但是，他們不能拿走西方人的飯碗，否則只能兵戎相見。類似救助落網的野生動物時，如果動物溫順，就可以直接救助，否則，只能將動物麻醉再施以援手。心比天高的中共卻提出針鋒相對的理論：科技無國界，人人享受之。這樣一來，知識就被共產了。在國內，你隨便共別人的產，沒人敢惹，因為攪勺政治根本不承認百姓的私產。但在西方人眼中，盜竊知識產權等同於敵對行為，只好切斷中共的技術供應。而中國卻為盜竊知識產權洋洋得意。各種媒體上，不斷看到有人在自豪地講：西方人討厭中國，是因為其他地區的原住民任由發達國家收割，而中國人自強不息，學會知識后，就將西方原有的技術變成自己的，使得西方人不能再收割別國了。這種話只說一半，後半句是，西方人收割不了窮國之後，輪到中共去收割了。所以中國謀略又一次勝利了。

西方人能夠從用戰爭獲利，轉而變成用創新獲利，就是由於有了高科技，使他們能夠享有，比發動戰爭更多的利益。但等級觀念影響了新思維的產生。為此，他們放棄殖民地，讓原住民獨立；那並非殖民地人民，在獨裁者領導下鬥爭的結果。但如果盜竊了西方人的高科技成果，那就等於逼迫他們回到用戰爭獲利的過去。所以說，中共自強不息的盜竊，破壞了世界和平。中共至今還企圖依靠戰爭獲利。盜竊西方知識產權，只是想獲得財富，為軍事擴張做準備。準備把已經控制的容器逐漸變大，在更大的碗里攪勺，直至佔領地球。西方人向世界推廣的是資本主義和人文主義。中共自己國內到底信馬克思還是信孔子都說不清楚，無法「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一門心思想的就是佔領土地來推行攪勺政治。除了大陸，沒人能容忍中共的這種做法。西方人保護知識產權的目的是，巧妙地利用人類的貪婪，讓他們在和平道路上，從創新中獲得到更多的利益。勉強將整個世界，從戰爭獲利變成創新獲利模式。豈容有人再次把世界拉回到戰國時代？說了半天，這個世界依然是適者生存，物競天擇。中共這種「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的做法，換回來的只能是歐美國家一個個的制裁。

孟子說：「小國效法大國，卻又把接受大國命令看成恥辱，這就好像做學生卻又把接受老師命令看成恥辱一樣。」這種現象也發生在民國時代。那時的精英看到，西方民主政治採用了政黨間不流血的輪替，取代了東方這種流血的朝代輪替。開始認識到，政權終歸是要輪替的，不流血總比流血好。此外，流血的輪替經常使濫用陰謀詭計，反正人死無對證；頂層無恥，下必甚焉。但是，不流血輪替，使用的手段就要注意道德與信用，因為雙方還會見面；上層理智，下自隨和。這套政黨理論本來就是舶來品，卻礙於麵皮，不肯全面採納，非要把它與攪勺政治揉搓在一起。這就出現一些不倫不類的政治。比如，袁世凱想學君主立憲。金日成自稱首相，沒皇帝，何來首相？毛澤東當不了皇帝，就讓別人喊自己萬歲等等。攪勺政治是天子一人說了算，說錯了，他也是天子。所謂「君逸於上，臣勞於下」。但政黨政治的特色是，為避免流血，錯了就下台。黨魁認了錯，就不是黨魁了。身為獨裁者，於己於人，最重要的品質就是相信臣民。但是，獨裁黨魁卻很難做到這一點，因為黨內的爾虞我詐使他誰也不敢信。這就是為什麼，內心平安而善終的皇帝有很多，但是，內心平安而善終的獨裁黨魁極少。此外，本來是宰相在攪勺，到了騎虎難下時，獨裁黨魁也不得不放下身段親自攪合。或者說，政黨政治如果玩不好，流血更多，比攪勺政治更加殘酷。

我們說過，相對於中華民國而言，大陸就是一個叛亂的政權。中共正是為了擺脫這個惡名，才必須拿下台灣。毛說：「非洲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聯合國。」中共一直沒忘這句話。因為，中共入常的理由並不充分，一種思潮能把你抬進聯合國，那麼，另一種思潮也能把你抬出聯合國。只要中華民國在台灣，中共就必須不斷地賄賂世界所有的小國，包括給他們的留學生倒貼，遠超國民生活水平的生活費，住宿，以及配備學歷高，年紀輕的性伴侶等等。目的就是收買他們在聯合國中的那一票。所有的代價都由中國納稅者承擔，這就是攪勺政治。

高科技是現代社會中的，一種緣自於個體的力量或者資源。而共產黨的理論向來就是破壞或者反對任何個人開發。因為個人的開發，一定會分走中共的權力。分來分去，中共還怎麼獨裁？但如果讓集體開發，則沒人上心，最後都是一個個爛尾工程。這就類似劉備與孔明的關係，劉備交權，還能保住半壁江山，不交權，連長坂坡都過不去。所以丘吉爾說：「我不相信一個限制人頭腦的國家，一個禁錮人思想的國家，會成為世界的老大。不僅我不信，地球人都不信。這是希特勒永遠無法理解的。」

中金公司連年的經濟預測，都是為了拍馬屁而違背事實。表面上，他們按照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做分析，但中國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是根據人類的天性摸索出來的規律，社會主義是根據獨裁者的任性，外加數據造假的偶然；類似里根所說：共產主義就是一種神經病，根本沒有規律。它的存在，需要現滅絕所有人的天性，《韓文公廟碑》中說：「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中金公司女員工，金融碩士鄭雯露，在人生的巔峰，帶身孕跳樓。可能並非因資產縮水，學金融的當然知道資產會有漲落。因此，最大的可能是突然發現公司的預測是個騙局，自己的輝煌是一場謊言，感到人生渺茫；由此抑鬱。進一步還能看出，中共的其他行業，也會存在同樣的問題。

假設鄭雯露事先認清事實真相，至少讀懂了蘇軾，那麼首先，她不會逆勢購房，其次，即便房價落，也有不會認為滿盤皆輸。所以，真實的信息能夠救命。弄清你在攪勺政治下，只能聽天由命，沒有自己任何發揮的空間之後，你的生命才是安全的。否則，下一個鄭雯露可能就是你。在大陸有太多的事情無法用常理推導。就像哈姆雷特說的那句：「霍拉旭，天地之間有許多事情，是你們的哲學里所沒有夢想到的。」There are more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Horatio,Than are dreamt of in your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