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的思考

35年前的今天，北京出現了六四運動。用今天的視角重新回顧那段歷史會發現，當時的政府與學生之間，似乎都有一些不成熟的動作。我認為，世界各國的政治矛盾，最終都是權力治國，還是資本治國的問題。是加權平均分配還是商品市場分配的問題。資本主義治國理念是建立在人類的貪婪之上的。但是，人類還有一個天性，就是懶惰。它使人喪失鬥志，卻想不勞而獲。這就使得權力治國者有機可乘。民主國家如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滑向貧窮並非不可能。獨裁國家，如果大搞資本主義，在幾年之內可能暴富。但富裕之後，還會遇到權力與資本的衝突。說到底，無論那種國家，最後都是權力與資本的衝突，也就是左派和右派的衝突。

直到今天，海外民運人士，依然反對資本主義。這說明那一代人依然沒能認清，世界上如果沒有資本主義帶來的巨大財富，一切自由、平等、博愛只能是紙上談兵。因此，柯林頓的助選者幫他提出的口號是：「笨蛋，問題是經濟」It』s the economy, stupid! 

民主與創造力是相輔相成的。沒有真正的民主，就沒有創造力。失去了創造力，貧窮就逼迫民主變形。當今的美國，其實是因為本土的創造力下降，出現了民主在變形。弗里德曼曾經說：「你們中國人，什麼都可以拿走。但是有一招，你們沒學會，我們就不怕，那就是美國民間的創新能力和創新文化。」這話是指當年的中國。而如今的台灣已經有了民主，隨之而來的就是創造力。並且，日本、新加坡和南韓都是如此，他們依靠的是本土的創造力，逐漸走向世界的中心。而美國則是依靠進口的創造力，逐漸被動。

中國大陸，就是由於集權，而失去了創造力。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就有了光刻機，1980年，中國第一架大飛機也已經飛上了天。但都因競爭不過西方，至今仰人鼻息。原因就是沒有資本主義和民主，沒有私有財產，就沒人盡心工作。哈耶克說：「經驗和利益的結合，往往會向人們揭示出事件中人們還很少了解的方方面面。」沒有資本主義的中國，就是經驗不能與利益相結合；每一位參加者；從主管到提議者，從設計師到工人，他們的利益，不被承認。而西方國家則使用資本的力量，讓每一個人認真做好自己的事情。福特汽車公司總經理和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總裁，里度·安東尼·艾科卡Lido Anthony Iacocca，對待下級的態度是：溝通，理解，檢查，鼓勵，放權。在民主國家，民眾對於選舉人的態度也是相應的：溝通，理解，檢查，鼓勵，信任。上下級間的這種互相激勵，使得國力不斷增加。

相反，社會主義的工作態度是：參加無聊的會議，揣摩上級的意圖，說領導愛聽的話，蒙蔽檢查團，盡量把權力和撥款拿到手中，責任推給太空。

左派獲得絕對權力以後，就變得像林語堂說的那樣：「在安全的時候最勇敢，在危險的時候貪生怕死，在弱者面前是強者，在強者面前是奴僕，在善良面前非常兇狠，在罪惡面前是驚人的沉默。」原因是左派不懂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教育。而儒家文化卻極力為這種人辯護，因為儒家只為權力工作。正是這個原因，儒家文化被歷代王朝尊崇。也正是這種文化逼反了勇敢，不怕死的人揭竿而起，造成歷代王朝的崩潰。因此說，只懂得左派文化的人像是豬，它不明白餵養自己的人與殺掉自已的人是什麼關係。載舟覆舟的道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

我認為，用資本主義理論可以重新認識六四現象。六四運動的失敗是，在沒有資產階級的支持下爭取民主；還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試想，如果當時中共交出了政權，新的領導班子是依靠什麼原則治理？會不會像蘇聯解體一樣，全面腐化？台灣轉型是學習美國的經驗，因為，台灣當時有大量的具有美國管理經驗的留學生，可以回台灣幫助建設。此外，台灣已經有二十年的縣市長選舉經驗，就差最後的總統選舉了。總的來講，那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有經驗的人，不會搞短平快。在資產階級民主的道路上，英國是最早的開拓者，數百年來，人類遇到的每一次危機，基本上都是英國人解決的。所以，撒切爾夫人才說：「在我生活的年代，一切的問題，都是歐洲大陸挑起的，而一切的解決，都來自英語世界。」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成功的改革家基本上不去發明什麼新制度，而是照搬英美的經驗。我們不妨看一看資本主義是如何登上世界政治中心的？從英國的君主制放權開始。權力逐漸被貴族取代，然後，貴族的與資產階級結合，逐漸將權力移交到資產階級的手中。假如你生活在那個時代，你對這種權、錢的交易生不生氣？不知道你怎麼想，反正我很生氣。但理智告訴我，生氣也沒用。只有當資本主宰了社會的時候，按照哈耶克的說法：金錢才能流向窮人。也就是說，如果還是權力主導的社會，那麼，永遠是零和博弈。只有將權力融化成資本以後，權力才會逐漸跟隨金錢走。當權力和金錢流到平民的手中，真正的民主就開始了。在此期間，防止腐敗最為關鍵。對於平民來說，要克服的困難，首先是推動權貴們啟動改革，其次是，接管權力的同時，也能律己。在這個問題上，波蘭就做得比較好，而相鄰的烏克蘭就較差。對於權貴來說，不理解民為邦本的道理，就是慢性自殺，你不知道哪天會被取代。只靠權力吃飯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大陸的民主化轉型之所以無法進行，是因為多年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從根本上抗拒資本主義。不理解資本主義，結果是庸人自擾，耗盡民財，掐斷了自己的生命線，也動搖了自己的統治。托洛斯基說：「在一個政府是唯一的僱主的國家裡，反抗就等於慢慢地餓死。『不勞動者不得食』這箇舊的原則，已被『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的原則所代替。」正是在這個新的原則之下，這種國家的財富與權力逐漸逝去。因為，創新才能使國家的財富增加，而沒有創造力的國家，只會衰弱。創新的思想在每一個平頭百姓的腦子中，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只有民主才能把它們開發出來，而任何想要抓住權力的人，都試圖擴大「不服從者不得食」的群體。這與創新的條件相矛盾。這個悖論也出現在大學教育中。索維爾說，「在民主國家，我們過去總是擔心未受教育者的無知。今天，我們卻不得不擔心擁有大學文憑之人的無知。」

羅素：「我們正面臨一個非常矛盾的事實，即教育已經成為一個主要的智力和自由思想的障礙。」，「人生而無知，但是並不愚蠢，是教育使人愚蠢。」

兩個人的說法，都表明，已經有人注意到了這個悖論；無論是極權國家的仇富教育，還是民主國家的道德教育。其結果都一樣，教育使人愚蠢。這裡至少是指文科教育。因為，沒人能夠準確無誤地表達世界上最正確的東西。就像計劃經濟中，沒人能夠做出絕對正確的計劃一樣。所有的大學教育都只能講一個側面，誰也無法講出最關鍵，最正確的道理。教育別人的人本身就不理解整個社會。

那麼什麼樣的教育比大學更好呢？休謨說，「在商業社會中，暴戾的脾氣被文明和禮貌磨掉了，但榮譽感卻因為勤勉、教育和創造，汲取到了新鮮的活力；持久的勇氣，則可以通過職業道德和私人武裝來達成。這些都是野蠻民族無法實現的。」

今天，我們認為，能夠成功進行民主改革的辦法就是照搬台灣經驗。但是，在1989年，蘇聯尚未解體，台灣還沒有民主改革以前。民運人士的訴求是希望共產黨自己來主持民主制，這可能嗎？沒有發達的資本主義做基礎，搞民主很容易被另一種邪惡勢力掌控，就如法國大革命一樣。1976年，在天安門發生過四五事件。當時，行將就木的老毛，鐵腕鎮壓了。1978年，鄧小平尚未接管華國鋒的權力，西單出現了民主牆，魏京生被抓。到1989年六四的時候，民運人士認為鄧小平比毛更加開明。對他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為什麼說不切實際？因為，民運人士本身就沒有從中共的洗腦中解脫出來，依然認為資本主義是國家的禍害。直到移居海外多年以後，他們依然把中共稱作是「國家資本主義」，與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相提並論。他們心目中的「國家資本主義」其實是指靠壓榨和貪腐獲得的財富，這不是資本主義。但中共歷年來就是這樣宣傳的。其實，很多獨裁政權奉行了，真正的資本主義后，只要遇到一位明君，就會轉向民主。比如，李光耀，朴正熙，蔣經國，南非當年的白人政權以及各個君主立憲國家的君主們。這種願意接受人民意見的獨裁者，在古希臘被稱為僭主tyrant（根據立場的不同，有人稱之為暴君。類似堯舜禹這類人，雖然做過好事，但畢竟是獨裁者）。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能夠比較好的做到機會面前，人人平等。發達社會，更是想盡一切辦法幫助窮人，找回信心。因為，如果一些人天天琢磨仇恨，另一些人時時注意發財，時間一長，兩者一定出現不平等。但是，上個世紀，有些沒有創新能力，卻又不滿現狀的富家子弟和一些窮人，總想用原始的方法擺脫困境。兩者的結合就出現了馬列主義革命。總想大翻盤，破壞原有的道德、秩序。當年，英國光榮革命能夠成功，是因為雙方配合，法國革命的失敗是一方不配合。由此看出，成功轉型需要雙方的共同努力。所謂配合，是指雙方給對手留了活路；說了半天，生活問題最重要，什麼意識形態都是借口。但不懂經濟的中共，從來不知道除了暴力，還有什麼能夠解決問題。被洗腦的民運人士，也沒跳出這個陷阱。六四事件的起因是百姓收入縮水，而提出的訴求卻是民主與清廉。僅靠民主和清廉發不了財；沒錢，民生問題還是解決不了。只有資本主義的創新與經營，才能使整體經濟提升，有了錢，百姓的日子才有希望。錢是最重要的，有些獨裁的社會，只要財源不竭，日子過得也不錯。此外，絕大多數人對於街頭運動的理解，是從中共的各種宣傳材料中得到的，你死我活的鬥爭。這些作品使得學生不敢離場，害怕「秋後算賬」而像李鵬、陳希同這種沒有經過五四運動的人，也以為天要塌了。矛盾越來越尖銳。

胡適說：聰明的人，看到歷史就會覺醒。善良的人，看到真相就會覺醒。無知的人，需要經歷苦難才能覺醒。而愚昧的人，死到臨頭都不會覺醒。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從以上的各種教訓中找到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