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運,「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這話說的也是上面的意思,怕讀者不懂,再重複一遍。每次說話前,先感到了思想的美妙(此時尚未形成文字),之後,形成了文字,形成讓人能夠接受,抓得著(徼)能夠被感知的文字,或形態。再往後,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這種不斷循環往複的,從發現到靈感,到形成文字、表達出來的過程,不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嗎?」
李聃拍了兩下巴掌。
吳運一包拳,「李聃先生見笑啦。」然後,他轉向了大家,「從李聃先生的理論中,我們能夠看到,意識形態,就是一組符號而已。它的出現,本來是為了激發更多的人能夠產生更多的靈感。如果被人反覆模仿和記憶,那就必然出現內卷化。因為,新的靈感枯竭了。周禮其實就是這樣一部著作,它的作者並不希望別人反覆的照搬、咀嚼。可是,後世的人就是不明白這個道理。就是不懂得什麼是『眾妙之門』。」
孔丘,「越說我越糊塗,我們研究禮樂文化,研究周禮,礙著別人什麼事了?」
吳運,「當政治干預后,把周禮奉若神明,別人就會因為各種利益關係,放棄了對其他方向的研究。無論什麼意識形態,只要它被推崇為絕對真理,那麼在它面前,即使有不同的想法也不敢說出來。久而久之,凡是污齪的,不可告人的東西,都成了私下的秘訣,在最親近的人之間傳播,而原本那些有益的東西,都被遺忘。」
孔丘,「我不清楚,除了周禮之外,其他方向還有更有價值的研究?」
吳運,「這樣解釋吧,內卷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學習的問題,而是向哪裡學習的問題。人們傾向於學習聖人的語錄,忽略草民的想法,忽略了大自然的存在。失去了自己的判斷力,將造成你的新思想得不到發揮;或者別人的新思想無法被發掘。」
晏嬰,「如果新思想衝破了周禮的範圍,那麼,人們的想法還有什麼限制?你怎麼知道你學習的內容是有益還是有害?」
吳運,「衝破了周禮的限制,還有一個普世價值的存在,普世價值基本上就是對等原則。類似孟軻的說法,『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君和臣的位置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可以通過選舉相互顛倒。有了這個條件,就有可能,不斷跳出內卷的陷阱。」
晏嬰,「人人平等,反倒不內卷,這是何意?」
吳運,「只有人人平等的條件下,才會認真對待每一個人的意見。實際上,各種創新思想幾乎無處不在,難就難在,這些新思想是否能夠得到重視。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創新的真正困難在於,能否被承認。這才是迄今為止,所有學宮與書院的最大缺陷。」
吳運所說的,其實是東方文化的最大短板。亞洲人的創造力,並不比歐洲人差。但是,沒有歐洲人的鑒定,亞洲任何創新成果都無法得到開發。這就是亞洲等級制度的惡果;它使得太多先驗的東西充斥了亞洲人的頭腦。更可笑的是,當歐、亞文明發生對碰撞時,人們經常看到,歐洲人利用了亞洲成果戰勝亞洲人以後,亞洲人才明白自己曾經有過什麼樣的創新。
荀況,「難道辦學只能同時引進相反意見的兩種學者?那要是只有一方意見,找不到另一方意見,怎麼辦?」
吳運,「沒找到反對意見,只能說明想法還不夠成熟。比如,我們都說:百善孝為先。這話是絕對正確嗎?」
荀況,「這還能有錯嗎?」
吳運,「封建國家,或者說小康國家,以孝治天下的理論是,養兒防老。但中山國是大同社會的國家,不是小康社會。因此,以『兼愛』治天下;而非以孝治天下。孟軻認為:『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這話說反了,禽獸之間的等級特別森嚴,比如狼群,頭狼的地位不容置疑。待到它的體能不濟時,就被驅逐。猴群也是如此,這是禽獸。大同社會的道德是扶助弱者,小康社會的道德是建立等級。而等級是經常變化的,一旦你變成弱者,人人都能欺負你,這才是禽獸。」
孟軻,「那麼,人人平等的社會裡,父母養育了子女,卻得不到子女的回報。以後,誰還生養?所以,子女照顧父母,父母照顧子女,應該就是人類的天性。」
吳運,「大同社會中不是這樣思考問題。大同社會中的兼愛,是對弱者的扶助。養老的問題由政府解決,政府建立養老院,聘請專人照顧老人;老有所養。而年輕人不必自己負責自己家的老人,但要交稅,這個稅收裡面包含了照顧老人的費用開銷。如果像小康社會那樣,每家自己去照顧老人,那麼,窮人家沒能力照顧,富人家可以自己不動手,請人來照顧,也就是說,富人家自己動手與否,都是孝順,窮人家一定不孝順,這才是禽獸社會。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大同社會裡,把社會看作一個整體,尤其是面對傳染病的時候,沒人能夠置身事外,見到弱者必須救助,否則你自己也會受害。仔細思考就會發現,其他問題都是這樣,不幫助弱者,自己將變成受害者。此外,照顧老人有專門的市場和從業人員。這就等於增加了國民生產總值,調動起更多的人工作。與那種一家一戶,個體找人,或者自己照顧老人的做法,不能同日而語。小康社會甚至購買婢女照顧老人,因此無法統計國民生產總值。此外,老年病是一門專業知識,需要不斷的研究和提高。如果僅僅僱用文化低的人,單獨做這項工作,那麼,只能永遠在低水平上面徘徊,這在智力上和禽獸有什麼區別?生命非常奇妙,如果人人都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那麼,總體的生命就會延長。反之,社會上出現了幾個不尊重自己和他人生命的人,尤其是出現在當權者中,拿他人的生死不當回事的,那就一定導致總體的生命長度下降。」
孟軻被說得啞口無言。
吳運,「沒有資本主義,不懂民主政治的小康思想,是自私自利的溫床。比如,各國之間,為了取得信任,要交換人質,為什麼呢?因為,小康社會推崇父慈子孝;父親不慈,公眾輿論就給你壓力。兒子不孝,就受到路人指責。於是,父慈子孝就成了一切行動的準則。而各國之間就消費這個天經地義的倫理關係,結果就是交換人質。繼續消費,就是戰場上,以家有老母為借口,當逃兵。在大同社會,老母不需你養,你就沒這個借口。其實,古今所有的意識形態,只要你吹捧,都必須為它付出代價,也都會被人消費。比如,吹捧某位領導,那麼他的紀念章就會賣出比材質和加工更加昂貴的價格。吹捧某種膚色的高貴,那麼,這種膚色的人就會欺負其他膚色的人。所以說,推行任何意識形態的人,最終都會發現,自己是個豬,所推行的東西不過是想把別人也變成豬。」
韓非,「看樣子,中庸之道,與不左不右之道,的確是兩回事。」
吳運,「就是,中庸之道,做事極端謹慎,結果等於什麼都沒做。而民主社會是要求大家把真心的感受都說出來,共同尋找一個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結果。所以,沒有成文法是不可能辦到這個結果。因為沒有具體條文,人們可以說話不算數,無論怎麼努力,到頭來都被說話不算數打回到原點。我們以前各家學者的最大短板,就是對於自己已經感受到的東西,如果沒有在書上查到,就不敢說,生怕獻眼。美其名曰『慎獨』。其實,所謂發明創新,正是來自這些,書上沒有,只有你感覺到的東西。你把它們表述得越清楚,那麼,模糊的東西就越少。」
孔丘,「吳運先生能舉個這方面的例子嗎?」
吳運想了想說,「好,我就說一個君主制度的例子。君主制無法辨別黑白,因為沒有平等,就沒有基本的信任,你連親人的真實想法都不知道。但君主制卻必須定於一尊。所以,君王只能硬著頭皮上位。還要遵循以孝治天下的原則。為了保證後代的王位不被篡奪,君王死了,也要讓他不信任的大臣陪他殉葬。太子登基,要殺掉對君權有威脅的兄弟。為什麼不反過來去想,一切交給人民投票表決,那就不需要這些。有了信任,大家就都有安全感。我相信,很多人曾有過類似設想,但都沒敢說出來。」
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突破,就是把權力交給人民。儒、法兩家的存在,恰恰是想方設法讓帝王抓緊權力。因為,這樣,他們就能一方面把帝王放在火上烤,另一方面,假帝王之名壓榨百姓,從中漁利。真正明白這個道理的,也許只有華盛頓總統一人。
墨翟,「吳院長認為,我們如何才能一步一個腳印地實現防止內卷的目標?眼下要讓所有的諸侯國都實現民主大同,不太可能吧。」
吳運看了孔丘一眼,「第一步至少是把過去模糊的東西,明確起來。孔先生極力反對「鑄刑鼎」,自然是為了把寡頭集團美化為領導人民的先鋒隊。但是,這樣做,經不起科學的考驗;科學是容不得半點虛假的。看到中山國的飛機了嗎?那上面有千百個零件,只要有一個零件的加工精度不合格,就會在飛行中,機毀人亡。這可不是你想美化誰,醜化誰玩模糊那麼簡單的事情。無論你是貴族還是賤民,在這種生死攸關的地方,只能人人平等才會同舟共濟。為了你們先鋒隊的自尊心,到處玩模糊,那麼,你的國家最好永遠不要有飛行技術,看著別的國家玩吧。」
李悝,「我倒是認同范宣子將『刑書』,銘鑄於鼎上的做法。」
吳運,「制定成文法,讓大家都在同一基點上思考問題,就能相互驗證對錯。從而找到最正確的那個答案。世界上不是任何問題都有明確的對與錯,或者說黑與白。但是,我們至少把某些能夠分辨對錯的問題先搞清楚,然後用這些已知的答案去思考和衡量那些未知的東西。這才有可能找到解決辦法。可是,如果為了寡頭集團的利益,打從一開始就玩模糊,那麼,這種國家永遠停留在一個水平上,不會有進步。」
李悝,「有意思,真有絕對正確的東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