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法

最近，大量的法律、法規像井噴一樣，在中美之間不斷出台。因此，我希望談一下，什麼是法律。中國人認為，非要有執行力的人，才需要考慮法律問題，草民不要想太多。因此，我們先要站在有權力者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

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說得簡單一些，就是用各種苦難磨練一個，將要立法和執法的人。中國人一直把這種磨練當作成功人士的必修課。的確幾乎所有的成功人士都走過這條路。但是，沒人願意進一步探討，為什麼只有經過這種磨練，才能成為完人？答案是，王在古代封建社會中，地位實在太重要了，他的任何一個小失誤，會導致非常嚴重的後果。因此，必須在他沒有成王以前，先要理解各式各樣的人生。對於貴族來說，他們很難理解受苦人的生活。所以，想要統治別人，最難的就是用磨練來理解受苦人怎樣過日子。當時的人認為，連這種最底層的苦難都能理解，那還有什麼樣的人生不能理解的呢？

由這種經過長期訓練的王來制定的法律，稱為王法。王法有一個重大的缺陷。一個王，窮其一生，只能體會他所經歷時間段的疾苦，而不能理解他未經歷時間段的疾苦。這樣一來，他還是有很多東西不理解。怎麼辦呢？解決的方法是從兩個方面進行的，而這兩個方面正好是儒家與墨家的兩個最重要的矛盾。

第一個矛盾，為了把王的控制力放大，儒家採用周公的「尊尊親親」政策。也就是讓自己的親人，依照關係的遠近來協助管理。它的理論根據是：既然貴族都經過各種從政的訓練，那麼，王的親屬也不會差到哪裡。正是在這種思維之下，儒家建立了：「以孝治天下」的體系。就是說，把天下看作是一個大家庭，皇帝是家庭中的『慈父』，下面是王公貴族，再下面是士大夫，最後是賤民。這其實就是中國的奴隸制形式。彝族人稱奴隸為『娃子』，因為古今中外都有一個共識，即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所有關係中最親密的。它沒有金錢的參與只有無條件的敬愛與慈愛。那麼，在這種關係下，把別人當娃子就可以不必給予報酬，隨便指示對方幹活，因為父母當初撫養兒女的時候，也沒有任何報酬。由此看出，儒家的所謂「尊尊親親」是一種美化奴隸制的把戲。東西方文化中都有用這種以『親情』方式來對抗市場經濟的『責任』。

墨家與儒家正好相反，主張人人平等「兼愛」就是對於任何人的愛都是一樣的，愛沒有等級，沒有親情，沒有慈愛，也沒有敬愛，就是愛。此外所有的人都要對自己做的事負責。犯了錯誤，只懲罰犯錯誤人，別人不能代替，不能滅九族，也不能說情，更不能走後門。孟子對墨家的抨擊是，「墨氏兼愛，是無父也。」意思是，「墨家的這種一視同仁的愛，是無父無母的大不孝。」難道父母犯了罪，當皇帝的兒子不能赦免嗎？由此看出，王法的國家，個人犯了錯誤，要根據王的想法做統一的安排。因為，個人的一舉一動牽扯到整個家族的利益。貪腐問題便由此產生。當矛盾尖銳后，只好改朝換代。這就是為什麼，王法的國家無法擺脫王朝更迭的命運。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就是最好的例證。站在中國歷史的角度根本無法找到出路。

墨家說的「兼愛」類似現代民主社會的觀點，盡量一視同仁。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福利制度，以及各種保險制度。因為，人生的各種不幸，往往無法由一家一戶自己解決。所以，政府要徵稅，在重大災難面前，幫助個人解決。相反，儒家的觀點是，自己家的不幸，自己管。這就使得只有權貴才能解決重大的不幸，窮人只能倒霉，除非權貴恩賜。更要命的是，權貴掌控了大量的財富以後，往往不是去解決自己的不幸，而是對外擴張，以獲得更大的權力。認為自己地盤大了，在親友面前就有面子。曹植在他的詩中就這樣寫道：「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手中無權，盡量少交朋友，因為，朋友有難，自己救不了。這與民主國家的觀點不一致，在民主國家裡，朋友的不幸，自會有法院，警察和政府救助。朋友即使幫忙，也不會依靠手中的權力，而是幫助聯繫這些公共部門。儒家以親屬之間的權利來解決一切的做法，最終導致了封建割據，軍閥混戰。中、日都有一個戰國時代。這種戰爭的起因，都是為了保全幾個家族的權勢，彼此殺戮。如果人人平等，每個人的生命都受到尊重，本來不該有這種戰爭的。西方思想家早就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很早就在思考，如何杜絕這種無謂的殺戮。莎士比亞的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就是討論這個問題。

儒家與墨家的第二個矛盾是關於發明創造的問題。儒家認為，為了保證各種等級關係不變，所以，不能允許隨便發明。因為，當低等級的人有了發明創造，他的地位就會不因等級而提高。社會的等級就無法保證。因此，為了維穩，寧可沒有任何發明。孔子說，「君子循而不作。」也就是說，君子不該有任何創新，而要按照古人的做法，亦步亦趨。這就是中國在科技上的停滯不前的原因。對於儒家的說法，墨子予以反駁，「照這麼說，古代發明弓箭、車馬的都是小人嗎？」從這裡看出，中國人並不比西方人差，只不過，儒家的思想限制了中國人的發展。直到今天這個矛盾也沒有解決。當領導的意志與科學發生矛盾的時候，民主國家的領導就向科學低頭，而獨裁國家的領導則讓科學低頭。

介紹了儒、墨兩家的做法以後，就可以介紹什麼是西方人制定的憲法。『憲』這個字表示知識與聰明，憲法可以解釋成，以知識與智慧為準繩的原則。它不同於王法那種，僅僅以王的個人才智和個人利益為標準。憲法則利用了全人類自私的心理，讓大家相互監督，從而達到社會公正的一套行為準則，也稱為普世價值，它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之間的相互約定。當大家都明白，雖然這套約定對自己都是一種約束，但背離這個約定就會使整個社會失去相互信任，對自己傷害更大；權衡利弊以後，還是願意做出一些犧牲以換取更大的利益。它要求所有參加者都必須考慮對方的利益。比如，你想對遺產加征100%的稅，那麼，等你做了富人再提這項法案。你想免除富人的稅賦，那麼，當你變成窮人後，再提這項法案。有了這種機制以後，人們就能逐漸建立納稅的意識。

不難看出，無論是憲法還是王法，它們所要達到的目的都是尋求一種完美的評判方法。用蘇軾的話說是，「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翻譯成白話文就是：「當與它相遇后，王公大臣就算不上高貴了，山西和江南的富商也算不上富有，張良和陳平的謀略不值一提，古代的猛士孟賁和夏育，無法稱為勇敢。張儀和蘇秦的辯才黯然失色。是什麼使它變成這樣的呢？其中必有一些，不是按照形象，讓人一眼就看出來的東西。不會是依靠權力、武力、財力製造出來的東西，不是因為生存於世才能表現出來的東西，也不會因為死去就消亡的東西。」

不同的是，王法要求盡量把王訓練成最聰明的人，以便激昂了發號施令。同時，也需要盡量把人民訓練成順從聽話的傻瓜。憲法則不然，他只要求所有的人不侵害別人的利益就可以了。憲法的國家，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最聰明的人，更不相信依靠訓練，能把人變成『聰明人』。因為，只有當知識的範圍是有界限的時候，才能訓練出符合某種定義的『聰明人』。而憲法國家的知識沒有界限。正是這種不同的意識形態使得，憲法國家的各行各業百花齊放，而王法國家，永遠是按照王的意志，政策傾斜，一枝獨秀。當這兩種法律體系碰撞的時候，就表現出各自的功能。實行憲法的國家，各行各業按照市場規律，相互支援，相輔相成。實行王法的國家，由於王的理解有限，所以，各行各業，相互傾軋，相干相消。這就使得美國無論做什麼事情，其投資都遠遠小於實行王法的國家。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美國正是利用了這個差距造成了前蘇聯的解體。當時里根大力宣揚的『星球大戰』計劃，挑動了蘇聯稱霸世界的野心，他們將整個經濟向著同樣的方向傾斜，緊追美國，結果事倍功半，整個國民經濟破產。

這一次，美國對付中國，還是類似手法。馬斯克的星鏈計劃是發射一萬兩千顆衛星。由於美國各種技術到位，發射的不是火箭而是多次往返的宇宙飛機。中方由於政策隨時傾斜，各種技術都不到位，雖然想盡一切辦法降低火箭的成本，但無論如何也比不上宇宙飛機。中國每公斤發射成本在5000-1萬美元，而SpaceX的每公斤發射成本僅為2000美元。這就是兩種不同法律體系的差距。

由於王法的多年統治，中國人很難理解憲法是怎樣運作的，在中國人眼中，凡事有興必有亡。這個想法大概來自周易，把一個團體或個人看作一條龍，分成六個階段，潛龍勿用、見龍在田、終日乾乾、或躍在淵、飛龍在天、亢龍有悔。用這套邏輯推導，美帝興盛百年，應該謝幕了。可是，民主制度不按這個邏輯走，因為，中國的邏輯描寫的是一個個人，一個朝代，一種思潮。而美國不是，它的邏輯時時在變。中國一個朝代可能上百年，在這百年之中，用一種思維方法進行統治。美國一任總統就是一個朝代。甚至，同一位總統的第二任，就可能出現重大變革。也就是說，美國每四至八年就把前面的錯誤和缺陷總結一下，改弦更張。它怎麼會有興衰的規律？這也是為什麼，只要其他國家的改革速度跟不上美國，它就永遠是世界老大。革命這兩個字的意思是，改變原有的天命。也可以說是原有的思維方法。如果為了維穩，不肯改，那不就是反革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