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再看竇文濤

作者:蘇誠忠  於 2019-7-20 18:10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很長時間沒見到竇文濤了,最近看到他的一個節目圓桌派S4 熟人:中國式人際關系」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xmIquqwnBQ

感覺到這個節目受到局限。文濤的心態與能力的確與眾不同。但是,一旦涉及民主社會的時候,他僅能管中窺豹地說上兩句。更多的思考無法展開,甚至根本不知道。

整個視頻圍繞著熟人社會與生人社會討論。有過海外經歷的人不難發現,他們討論的,不是什麼陌生人社會vs熟人社會。而是小康社會(熟人)與大同社會(生人)的差別。小康社會從來都是由一伙人玩權術的人來掌控。小康社會的道德觀念也像《水滸傳》,《三國》中的劉、關、張,這種哥們義氣形成的社會,成王敗寇,在西方人眼中是黑社會,流氓社會。用feud這個詞表示,它既是世仇,也有封建的意思。歐洲在莎士比亞時代也是這種小康社會,莎翁的很多劇本就是揭露這種沒完沒了的仇殺。四大悲劇中,除了奧賽羅以外,說的都是這個問題。後來他們逐漸明白過來,這種社會不但很多道德問題無法解決,而且社會無法進步。中國人如果不將這種仇殺的本質揭露出來,反而在各種武俠,抗日,內戰題材的劇目中,反覆歌頌,那將永無寧日。

大同社會之所以能夠出現在西方,先是他們懂得了什麼是小康社會。再是因為福利制度的關係。福利國家中,絕大多數人,其實都不富裕,可是政府將,醫療、教育、住房等問題解決了,人們的基本生活就有了保障,為什麼還要作案?萬一給你逮進去,那不是大傻瓜嗎?這種國家的所有問題都是全民各抒己見,透明統一解決。他們運用保險公司的機制解決各種問題就顯得有錢了。保險公司和銀行一樣,都是用信用做抵押做成很多原來做不成的事情。比如,對於疾病,不可能人人都得,但是,為了保證得病的人受到社會的照顧,就用高稅收來解決問題。這等於說,強制命令當有人生病的時候,大家必須幫忙出資;不是你願不願意,而是強迫,同時,也為你解除了大病的後顧之憂。又由於對於集體資產,有完整的法律系統監督,醫院不得亂用。而醫生不必為了創收看病,他們看病是為了提高自己能力和人品。或者說,在大同社會中的作案成本與小康社會的作案成本是不一樣的。小康社會的民眾,被新三座大山壓得死死的,每個人都被迫準備一筆看病,教育,住房的巨資,不敢動。這就使整個社會的資金停止流動,各種產業難以升級。因為,對於個人來說,只要一座大山壓下來,日子過得比監獄差不了多少。犯一次案,沒準就能變成人上人,擺脫這種厄運。如果不成功,那就要命一條。小康社會的問題是幾個有權的人在私密空間解決;其本質是任人唯親。既然權利是依靠軍事力量拿到的,那麼有軍權就有一切。整個中國有文字的歷史,或者說文明史,基本上就是:用軍權獲得一切,再由皇帝將這一切分配出去。既然由皇帝分配,那麼,自然就是皇恩浩蕩。皇帝分給大臣,大臣再分下去,誰得到,誰就必須知恩圖報。否則就違背了中國人情債的原則。這些人情債需要經過長時間的揣摩才能弄清楚各種關係,因此,中國有一種特殊的知識,叫關係學。蔣方舟說的,還不起債不如將對方殺掉。實際上就是升恩斗仇的現象,它是小康社會的特色,因為,只有這種社會才有特權階層,才有可以左右人命的『大恩』。既然用生命都無法還清,那麼,殺掉恩人也是一個擺脫的選擇。而大同社會中,誰也沒有特別大的權力,朋友之間只能幫一些小忙。活不下去的大問題,都由政府用公開,透明的手段解決了,也就是說,不會出現升恩斗仇。最要命的是,小康社會中,科技人員的晉陞之路,也是依靠人情關係,而非真正的能力。比如,為什麼三峽工程上馬時,有那麼多知識份子敢於提出批評,南水北調就沒有人批評了?不是南水北調對社會和生態的影響不如山峽工程那麼壞,是中國的知識份子聰明了。三峽工程中在最後報告上簽字的那些專家們,最後都成了工程院和科學院的院士,成了對國家有貢獻的特殊專家和院士,得了這個獎那個獎。再看看那九位沒有簽名的專家,他們的水平絕對在簽了字的人之上,但是沒有一個人成為院士。這些還想進入科學最高殿堂的知識份子,他們在三峽工程的學習過程中,知道了還是不說為好,說了也沒有用。如果他們說了,現在很可能連一個科研題目的經費都拿不到,就像黃萬里一樣。

大同社會之所以先進,是人人有了平等的發言權后,正義感使得科技界的晉陞之路暢通,只有這樣才有真正的科技進步,而科技的進步又帶來巨大的利潤;所以越均貧富越有錢。相反,中共五十年代的均貧富是建立在不講理道理,不透明,壓制異己的基礎上。強把墳頭改菜園子,越均越窮。

小康社會,以孝治天下,雖然局部高效,但是,當世界用科技實力來劃分強弱以後,小康社會就無法持久下去。本次貿易戰,西方人正是使用他們的整體力量(包括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來對付中國這種宗族社會的局部高效。所謂的集權辦大事,其實是只辦一件事,其他的不管不顧。由於當權者是為了面子和名聲才辦的大事,並非為了科學。因此,基本上辦的都是大壞事。比如大躍進,大鍊鋼鐵,畝產過萬,南水北調,為了市場經濟的名聲,將國有企業分配給了各級幹部等等。也許圓桌派的幾位成員還不知道吧,西方國家修一條道路可能二、三十年,而中國修一條路往往不到一年。我們先不說豆腐渣工程,先說西方國家的築路工人比中國少很多,但是,他們不失業,生活平穩。中國的築路工人很多,一旦路修成了就失業,生活動蕩。無論他們怎麼轉型,都需要巨大的成本。築路工的生活動蕩,他們能建造合乎標準的道路嗎?大同社會的道德也是與利益緊密掛鉤的。各種法律,法規的不斷修改,就是讓利益與道德一致起來。比如油管上的視頻就與利益掛鉤。根據點擊人數分成廣告收入。可以說公平的交易有利於買、賣雙方的道德,不公平的交易,將它敗壞。小康社會要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大同社會要求,「不守公道,就算偶爾發財也是犯法。」川普認為與中國的貿易不公平。因為進入中國的美國產品,除了海關稅以外,還要受到有各種暗中的訛詐、勒索。總金額遠遠超過25%,因此才發動貿易戰。中共的這個思路依然是小康社會的軍事佔領思想,他們依然是想將外國的財富強行弄到手,從而掌握更多的分配權,當然,大多數的利益歸他們自己,少量的留給百姓,就好象用魚鷹捕魚還要留給魚鷹一些似的。因此,中共必須主權大於人權,否則,人和魚鷹還有什麼區別?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當今社會依然成立。只不過,現代科技將這個理論體現在創新能力上。沒有道德,不講道理的國家,在創新能力上是無法領先的。我在過去的文章中曾經討論過,小康思維與大同思維的根本區別在於,相信個人操守還是相信制度?中國人相信操守已經兩千年了,如今道德淪喪。為什麼不能換一種思維方法。難道就是因為西方人改變制度在我們之先,我們就必須堅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嗎?那麼,四十年來,我們為什麼要學西方人乘飛機,開私家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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