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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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VS士氣

作者：蘇誠忠於 2017-2-25 16:08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3評論

在腐敗猖獗的時代，只能重典治亂。可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公務員的士氣。政府運作還是需要公務員來完成的，如果他們的士氣盡失，很多事情就無法進行。面對一個沒有士氣的政府，倒霉的還是百姓。香港和新加坡政府以高新養廉來保持公務員的士氣。但慾壑難填，政策超過限度就會走向反面。過高的工資會拉大貧富差距，產生了不該有的等級。等級的實質是對下的壓迫和對上的腐蝕。香港能維持到今天，是因為亞洲地區殘存的儒家思想依然對百姓有束縛力。一旦人民覺醒，學會表達，政府將陷於困境。比如，香港警察最低工資是一萬三千元/月，最高工資十八萬元/月。不但退休待遇優厚，而且雞犬升天，遠超實際需要。最終出現了警察圍毆無反抗能力市民，警察可以罵法官，旁人不得辱警的怪現象。它導致了黑社會的產生；物不平則鳴。中國大陸的反腐，也有士氣問題。如果不能有效解決，很難有條不紊地完成一個自上而下的民主轉變。其實，亞洲國家都還沒有認識到，社會環境改變后，公務員也有自律的可能。

舉例來說，數年前，澳洲一位省長將該省的經濟搞得風生水起，結果，因為一次個人財產的不當舉措受到媒體指責。他立即辭職，緊接著，兩家大型私企聘請他做顧問。在任時，他的年薪不足三十萬刀，辭職后，歲入達到二百多萬刀。這就是澳洲精英願意當官的原因。他們在任上可以說官不聊生，飽受各方曝光、非難和指責。一旦下野，所有的老闆就只信這種人。因為，媒體可以爆料高官，不能爆料常人。一位經過各種爆料的高官就如經過修道院的洗禮一樣。而他們又是最有能力的一批人，不信他們信誰？所以，澳洲高官離職、退休后，官聲就是最大的資本。換句話說，澳洲的官場是一所另類的學校，在那裡，你學到了各種管理的技能、與媒體互動的方法、躲避和拒絕貪腐的本領等等。畢業以後，只要高興，很容易大發橫財。因此，鼓勵財產已經公示的高官，離開崗位后發財，將大大提振士氣，打擊隱瞞財產的官員。中國古人提倡：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而澳洲社會本來就能做到，古希臘人所說的：「誰也不必以承認自己的貧窮為恥；真正的恥辱是不擇手段以避免貧窮（伯利克里在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的演說）」。當鄙視炫富成為全社會自覺的共識以後，富人只能依靠品位來與窮人拉開檔次，人生最高的境界無非讓百姓說聲「好」。因此，反腐力度越大，公務員的士氣就越高。澳洲絕大多數官員退休后，就懷著「痴兒了卻公家事」的心情經營歷年的積蓄，或者和百姓拿一樣的養老金。總理有退休金，比平均工資高出數倍，但是稅後差距就沒那麼大了。外加，高收入者要交醫保，而領養老金的人和低收入者就不必交。換言之，澳洲的高稅收讓全體納稅人使用一本帳，它保證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在此基礎上，如果有人願意活得更有成就感，那別人就為他高興。貧富差距小，黑社會生存空間就小，世界各地富豪則願意來此度過晚年。而亞洲國家是一人一本帳，用加大貧富差距的方法拉動GDP。

孔子談到管仲的時候說：他「是個人才。他剝奪了伯氏駢邑的三百戶采地，（伯氏）只得吃粗糧和蔬菜，（可是）直到老死，也沒有怨言。」為什麼管仲能夠做到這一點？這就是榮譽和尊嚴的作用。有了它，就有可能做到，即解決問題又沒有產生摩擦。對中國來說，更容易或者更難提高士氣的，是高官財產公示。其他國家是用立法和輿論的有效監督來完成。而中國的特色是權利集中，人民當家，做不了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