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公報》為民喉舌廿八年

    在浙江寧波，曾經有過一份影響深遠，歷史悠久，發行廣大，廣受讀者歡迎的民營報紙，叫《時事公報》。在今天還健在的老寧波人中，對它仍然記憶猶新。現在傳媒界的一些專家學者也將《時事公報》作為研究課題撰寫論文。

《時事公報》創刊於1920年6月1日。之前，由於「五四」運動風起雲湧，盪及寧波。金臻庠、陳章鴻（筆者祖父）和陳荇蓀等熱血進步青年組織了救國十人團聯合會，任正副會長，和寧波學聯攜手行動，提倡國貨，抵制日貨，打擊奸商，以維護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同時他們投稿寧波當時最大的《四明日報》，抨擊時弊，揭露奸商。但該報謹小慎微，見稿生畏，不敢刊登措辭激烈的愛國文章，激起了救國十人團的強烈不滿，於是金臻庠，陳章鴻，陳荇蓀和原《四明日報》主筆烏一蝶（此人為筆者家父於1935年至1937年在寧波國文專學校就讀時的校長和老師，家父臨終前不久還和筆者提起這位80多年前的先生）發起創辦了一份能發出自己聲音的報紙，取名為《時事公報》，國民黨開國元老於右任親筆題寫報頭。

年僅23歲的金臻庠任社長，他在《發刊詞》中寫到：「以戰士姿態，本無畏精神，不偏不倚態度，公理正義立場，披荊斬棘作風，為民眾作喉舌，為文化充前驅。」 該報揭反帝反封建，維護國貨的大旗，堅持獨立辦報的原則，以改造社會，監督政府，做國民喉舌，民眾先導為己任。並在創刊的首月，每天都將「宣達民意，社會先導，代表言論，國民喉舌」的辦報宗旨以特大字體刊登在頭版醒目位置。報紙發行後，頗盡言責。

經過艱苦創業，經營有方，又順應民意，堅持正義，為民請命，不畏強權，深受廣大讀者的熱愛，發行量增長迅速，很快就擠垮了《四明日報》，成為浙東地區最大的民營報紙。第二年，報社資本從創刊時的二千元增至7355元，改為股份有限公司，選舉產生了以滬甬金融巨子俞佐庭為董事長、工商業者陳章鴻為常務董事的五人董事會，金臻庠為獨立辦報人和陳荇蓀一起任正副經理。

      總編輯烏一蝶主筆《時事公報》廿多年，以葉蝶的筆名為該報寫下無數好文章，社論《國將不國》更是喚醒民眾抗日救國的戰鬥檄文。

      有「寧波魯迅」稱號的著名老報人庄禹梅在當該報編輯其間更為文字入獄多次，1923年5月，庄禹梅寫了《兵化為匪之可危》社評，激怒了地方軍閥而入獄，社長金臻庠甘願同獄，後經多方營救，關押25天獲釋。 經此事，反而贏得了讀者贊許，報紙聲譽聚升。金臻庠更直言：「報紙不封不是好報紙，編輯不抓不是好編輯。」

      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在未入蔣幕府前，也曾在《時事公報》當過編輯，並以「畏壘」的筆名發表文章，文筆恣肆，鋒芒篳露，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時事公報》雖無政治背景，但堅持正義，主持公道，不畏權貴，為民喉舌，不接受官方津貼。一些地方官員們經常邀請金臻庠參加他們的喜慶宴會，他一概拒赴，並說：「我若趨奉官廳，就不必辦報了。」使那些地方官員們非常惱怒，把他視為眼中釘，不時找茬。

    1927年1月28日，金臻庠在上海休養，代經理陳荇蓀突然被拘押，次日報社被封，只因該報轉載了《愛國青年》半月刊的《蔣介石革命果成功耶》一文。後經各方幹旋交涉，籌款交保，於2月5日陳荇蓀獲釋，《時事公報》才啟封營業。此次文字獄後，使讀者更加喜愛，發行量激增。報社不僅在上海設立辦事處，建立電台，快速傳遞新聞，還開辦了自己的印刷廠。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軍將戰火燒至上海，十九路軍頑強抵抗。寧波反日會發出急電，要求國民政府同日本「斷然絕交，毅然宣戰，檄調勁旅，增援驅寇。」 隨即，《時事公報》以它在廣大讀者中已經形成的極大影響力發出緊急募餉通告，指出：「十九路軍之勝敗關繫上海之存亡，而上海之存亡實關系全國之安危，」 呼籲寧波民眾「節衣縮食，踴躍輸將，救國保種。」 各界民眾立即響應，在短短的幾天內捐得麻袋二萬，餅幹70萬片，銀洋1萬5千元，角幣5萬7千角，銅錢4萬1千文，以及大量食品，衣被和生活用品，有力支援了十九路軍的滬松抗戰。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8月13日戰火蔓延至東海前沿，14日《時事公報》率先發表社論疾呼：「這種共赴國難的精神和態度，是中華民族復興的象徵，是中華民族不亡的主要力量......目前的中國，唯有抵抗，才是出路；當這個關頭，只有國家，是高於一切。」 同日，國民政府也發表了《自偉抗戰聲明書》，指出：「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開賦之自偉權以應之。」

1941年4月，寧波淪陷。金臻庠避難上海，時任報社協理的常務董事陳章鴻也回原籍姜山隱居，副經理陳荇蓀、資深編輯庄禹梅、報社台柱烏一蝶、《兒童週刊》主編夏風（原名陳冠周，陳章鴻之子）等一批報社骨幹紛紛走避。《時事公報》便停止出版。但旋即遭日偽劫持，所有要職均由偽政府官員擔任，盜用該報的影響力，以同名繼續發行，宣傳日軍侵略「戰果」及其佔領下寧波的所謂「繁榮」，兜售「大東亞共榮圈」，粉飾淪陷區的「太平」，成為日本侵華的輿論工具。金臻庠及時向國民政府電告聲明，並在滬浙各報刊登啟事廣告，遣責日偽盜用本報名義的無恥險惡陰謀，籲請各界明察。偽報社還力邀烏一蝶回報社效力，遭到斷然拒絕。

    1945年8月，抗戰勝利，金臻庠重返寧波，意在復刊《時事公報》，卻遇到當局的阻繞，欲將該報作為敵產沒收。地方當局出於私利，以維護黨報獨大。但經金臻庠和同仁們據理力爭及多方奔走，當局終於同意報紙復刊，但必須在原報名前加「寧波」二字，並不能延用于右任先生題寫的報頭，意欲將《時事公報》貶為地方小報，以抑制其競爭力。報社董事會委屈求全，於1946年2月11日以《寧波時事公報》名義復刊，重見讀者，報頭由鄧散木先生重寫。沒想到復刊後的《時事公報》並未受到報名地方色彩的影響，發行範圍也沒局限在寧波一隅，凡有寧波同鄉旅居的外埠都有相當數量的讀者。

隨著發行量和廣告業務的聚增，報社的設備產業也在不斷擴充。但金臻庠和同仁們「獨立辦報，為民喉舌」的宗旨始終沒變。地方當局將其視為不聽使喚的民營報紙，必置其於死地而後快。

1948年10月24日，當局抓住其在報道鎮海縣一地方新聞失實的把柄，浙江省保安處以「造謠惑眾」罪名，一紙電令，封殺了這份寧波報業史上最悠久、最受讀者歡迎的民營報紙。

其實《時事公報》堅持中立報道的立場始終沒變，不僅揭露當局時弊，也曾於1947年7月24日，刊有中央社關於「毛澤東於抗戰期間，與岡村訂有密約」的報道。

《時事公報》從創刊到被封殺，廿八年四個月有餘，自始至終剛正不阿，為民喉舌。無論作為社長、經理還是發行人，金臻庠將《時事公報》視為一生的事業，他在被迫終刊的《惜別之言》中說：「本報以抗日為目的，以打倒帝國主義與封建思想為目的，以地方惡勢力搏鬥為目的，始終如一，此物此志，怨尤之報，在所不懼，困危之來，甘之如飴。」

    《時事公報》一貫以無黨無派自居，但報社內部卻各黨各派紛然雜處。其中政治背景明朗即有：金臻庠、陳章鴻、烏一蝶和夏風為無黨派人士，陳布雷為資深的國民黨人，陳荇蓀為中國青年黨的國大代表，早年加入同盟會的老報人庄禹梅既是1925年參加國民黨的資深黨員，亦是1929年參加中共地下黨的特殊黨員，並於抗戰初期介紹報社譯電員陳悅蓮(陳章鴻長女,後轉入寧波和豐紗廠從事女工運動)和朱仲倫（陳章鴻女婿，寧波淪陷前為城東區委書記，《寧波人報》創辦人之一）加入中共地下黨。報社夜班校對、夏風摯友呂倩如更是從上饒集中營逃出來的中共地下黨員（夏風介紹其入報社工作，為避免追捕，按排其只做夜班）。雖然各黨派人士同處一室，但同仁們精誠團結，共同維護著《時事公報》的辦報宗旨。

     《時事公報》停刊後，金臻庠擔任寧波江北鎮鎮長，鄞縣參議員，在中共的影響下，為迎接解放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寧波解放後遭到轟炸，損失慘重，金臻庠受政府委託赴滬籌募救濟款項。後來有人請他出山復刊《時事公報》或擔任其它報社社長，均被他婉拒了。金臻庠僅擔任了兩屆的寧波政協副主席，可能是「為民喉舌」的本性不移，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定為「右派」，至1966年2月病逝，終年70歲。直到1979年4月，他的冤案才得以改正。作為一代報人金臻庠，他的名字應該被後人所記得。他那70年的人生價值，將永遠和《時事公報》一起停格在那溶縮的二十八年。

                                                                          完稿於2014年11月，修正於2017年5月

1920年6月1日《時事公報》創刊號，於佑任題寫報頭

《時事公報》創辦人、著名報人金臻庠

筆者的祖父母，右為《時事公報》投資人、常務董事陳章鴻

1947年7月24日，刊有中央社關於「毛澤東於抗戰期間，與岡村訂有密約」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