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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請不要在六四的旗幟上塗抹……
送交者: 安田 於 2004/04/30 20:50:52 [天安門情人]
戴晴，請不要在六四的旗幟上塗抹……
題目寫完，自己也覺得心頭一顫。一來，戴晴女士曾經是我青年時代尊敬的師長。特別是她因為「六四」而入獄的經歷，一直讓我敬佩。二來，安田向來尊重女權，不願意在這方面有所冒犯。但牽涉到「六四」，而且從戴晴女士這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口中說出了「不是民主運動」的評價，也讓安田忍無可忍。寫一篇這樣的文章，權當作一次正常的學術交流。
對「六四」的評價，曾經是眾口一詞：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當初就是那些下令鎮壓的屠夫們，儘管極盡造謠毀謗之能事，但心裡也不得不承認這場運動的偉大意義：喊出了人民渴望自由、民主的心聲。
整個89學運中，雖然口號變換萬千――甚至喊過「擁護共產黨」這樣的口號――但這並不能否定那場運動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民主」的事實。也許戴晴女士會辯護：要民主爭自由的口號，在整個的學運過程中一點也不響亮。確實，相對於「五四」時，學生們高喊「德先生」「賽先生」，「六四」一開始就捲入了比較具體的對胡耀邦的悼念活動，然後又提出了急迫的「打官倒」「反腐敗」的明確目標。
但這場運動要「民主」的目的性一點也沒有被這些細節所掩蓋。相反，只要戴晴女士掠去浮雲抬望眼，應該一點也不難釐清貫穿整個「六四」過程的主線就是要民主、爭自由。
在4月18日學生第一次衝擊新華門事件中，學生代表提出了七點要求，主要如下：重新評價胡耀邦是非功過；儘快公布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確認新聞自由；要求國家領導人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財產收入情況；查處官倒，公布詳情；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等。
其中兩條明確提出了爭取「自由」的呼聲。而另一條重新評價胡耀邦，也是對自由的變相追求。相信戴晴女士比安田更明白自由與民主的關係。所以，418的新華門之夜，學生以七點要求拉開這場偉大的愛國運動序幕的時候，已經明確了自己的方向：爭取自由民主。而這次事件最後以警察暴力收場，一方面在學生的心裡埋下了繼續抗爭的種子，另一方面，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暗示了整個學運的最終結局。
418可以說是整個學運的起點。如果說在這之前幾天還純粹是對胡耀邦的悼念活動的話，正是當天晚上（其實是419的凌晨），警察的暴力激起了學生的公憤，也凝聚了學生團結抗爭的決心。第二天，校園裡就貼出了要求調查事件真相的大字報和警察打人的照片。從現在披露的資料看，當時趙紫陽曾經下令武警避免傷害學生。但最終結果，事與願違。不知道戴晴女士是否責問過「本來在改革的上層」：到底誰下了暴力行動的命令？而在整個89學運期間，這樣違背最高層的命令，蓄意激怒群眾的行動數不勝數。
正是從418以後，各個高校才有了鬆散的聯盟。也就在這時候，有幾個北大往屆學生開始在校園裡活躍起來。也許這就是戴晴女士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極端冒險份子」，也就是共產黨一直強調的「黑手」。六四以後，這些人也很樂於承擔「黑手」這樣的稱謂。不過，安田在這裡不得不提醒一下：如果真的有這樣的「黑手」，那麼這隻手上的每一個毛孔里都浸透著「天安門母親」的孩子們的鮮血！
但從已經有的資料看，並不存在這樣的「黑手」，因為貫穿整個學運始終，他們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事實上，跟他們聯繫最緊密的學生領袖可能只有王丹。象劉曉波和吾爾凱西之間所謂的師生情誼，也是在劉先生於學運中途匆匆忙忙從國外趕回北京以後，建立起來的。而北高聯的第一任主席，政法學院的周勇軍，與後來的「黑手幫」更是沒有什麼聯繫。到了學生絕食廣場，以及戒嚴後期，整個學運的主導權更是被柴玲、封從德、李祿死死地抓在了手裡。北高聯已經形同虛設，更不要提後來幾個自稱「黑手」的人搞起來的「知識界聯合會」以及後來的「聯席會議」了。這一點有柴玲的證詞為證：廣場指揮部和「聯席會議」之間是相互獨立的關係，「聯席會議」只起到參謀的作用。到這時候，就是王丹對整個後期激進的學運方向也影響甚微，更不要提局外的「黑手」了。
權力總是吸引人的，到了誰的手裡都一樣，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廣場指揮部」。由這一點，也更說明了民主制度對於權力約束的重要性。
「六四」後期，由絕食團指揮部派生出來的「廣場指揮部」控制了整個學運的方向。這樣的權力不由讓人眼紅，甚至引出了「綁架」風波。那時候，沒有誰會想到需要承擔今天人們對學生領袖的指責吧？
也許戴晴女士指責的「極端冒險份子」中，除了「黑手」就是這些掌握了絕對權力的學生領袖，而柴玲無疑首當其衝。毫無疑問，柴玲屬於激進派，而且掌握了後期學運的領導權。也正因此，在反思六四血案的時候，她成了眾矢之的。即使筆者，也曾經多少年懷著怨恨的心情看待她，也會假設：如果不是這樣激進的領導……
但歷史就是定稿，沒有假設只有事實。而這些事實，也充滿了歷史的必然性。試問：學生領袖中也不乏溫和派，但為什麼大浪淘沙的時候，卻成了滾滾洪流下的石子？學運領導權並不是一開始就在柴玲手中的。周勇軍、吾爾凱西、王丹都曾經掌握了這樣的權利。周勇軍因為想取消427的遊行，失去了領導權；吾爾凱西因為在戒嚴後主張撤離，也失去了領導權；王丹當時本身就不是一個可以大包大攬的領袖，所以，在整個學運中風頭一直不是最足的。
這樣對比，我們是不是很明白：在那樣的氛圍下，只有激進派才會被群眾接受？十五年後的今天，如果還有人一定要撇清自己當時激進的嘴臉，還要否認當時全民激進的事實，安田只有對他們認錯：是我這樣的極少數激進派害了你們。但我清楚地記得，大約5月22日左右，有研究所的人到廣場徵詢大家的意見，是否撤離。當時我和身邊的同學都投了反對票：我們還在憧憬著一個巴黎公社的夢想。這件事後來就不了了之。如果我們是極少數，誰是大多數呢？
歷史之河奔騰不息，在那個特定的轉折點，柴玲因為符合條件漂浮上來，引領潮頭。這就和木頭一定會飄在水面一個道理：不是因為她的輕飄而是因為流水的沉重。這樣的選擇不是她所可以掌握的。而她被選擇的本性卻必然引領著潮流奔向宿命。可以說，是歷史選擇了激進派。這是一個悲劇，但不應該由柴玲一個人承擔。
戴晴女士應該明白，在共產黨40年的嚴酷統治下的人民，一旦得到了爆發的突破口，積蓄的能量決不是「上層」美好的願望所可以控制的。也希望當今為政者，從正面吸取「六四」的教訓，不要忘記：即使有排氣孔的鍋爐，也有爆炸的時候。但戴晴女士開出了拯救鍋爐的良方：下層人民只應該做鍋爐裡面的水而不要變成蒸汽，這樣才不會全民變成「極端冒險份子」，這樣才可以讓銳意改革的「上層」可以按部就班地實施大計。
這樣的願望當然沒有錯，如果能夠實施，也就是中國人有福了。因為這很符合中華文化的傳統模式：皇天后土，清官大人。但是我們的傳統，哪一次選對了正確的方向了呢？以中國近代史的轉折點戊戌變法為例，那只是一次小小的維護皇權的改良，最終的結果也是以流血告終。根本的原因，不過是觸動了皇權中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已。對於這些人來說，不要提國家民族大義，就是皇權也比不上自己當時當事的權位重要。而在六四中，一小撮來自「上層」的以鄧、李為代表的小丑，只不過又一次演繹了這樣的故事而已。
但「六四」不是改良，是一場偉大愛國的全民民主運動。這不僅體現在學運一開始就提出「爭自由」的主張，也不僅體現在全國人民的轟轟烈烈的遊行示威中，根本而具體的表現是：學運由始至終要求的「對話」。
誰跟誰對話？中共建立政權以後，除了自說自話，又跟誰對過話？而89民運第一次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不僅如此，還明確要求對話的層次和公開性。倒是想問戴晴女士：這不是在爭取民主，是什麼呢？而這樣對話的主張，卻一次次被中共當局要麼拒之門外，要麼敷衍了事。我相信他們也看穿了「對話」的本質在於還權於民（當然還不是全部），而這正是他們中一小撮的心頭之恨。所以，才會有422拒絕接見學生代表的蠻橫，讓他們下跪了半小時，進一步激化矛盾。這如果不是故意，至少說明愚蠢。但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在這場偉大的爭民主運動一開始，就發現了夢寐以求的篡取「兒皇帝」寶座（還不是最高權力呢）的良機，陽奉陰違，倒告黑狀。4月25日在鄧的寓所，獲得了「不怕流血」的諭旨，炮製了426社論，引發了427百萬人大遊行，終於讓已經漸趨平息的學運再次走上街頭。學生中的「極端分子」哪裡有李鵬陳希同的小報告厲害呢？
作為同情改革派官員的戴晴女士，本應該追究李鵬等保守派官僚陰謀詭計倒行逆施的責任，卻無端把「一個挫折，一個後退，一場悲劇」完全歸咎於「下層」的熱情上，實在讓人不可思議。這隻能說明她的幼稚：認識不清民眾運動的無序性。象六四前期那樣全民激憤的狀態，任何事情發生都是可能的，這決不是柴玲、王丹幾個乳臭未乾的學生可以控制的。而當時掌握了國家行政立法執法全部資源的中共，由於內部派系鬥爭的原因，反應遲鈍進退失據，才是造成這場愛國民主運動走投無路的根本原因。在這一點上，不僅鄧、李一小撮應該負責，即使趙紫陽先生――行文至此，容許安田對他的偉大人格表達敬意，也強烈呼籲中共當局還他自由――也要負擔一部分判斷失誤的責任。
比如，423出訪朝鮮。那樣一個民不聊生的獨裁王朝，值得嗎？特別是在田紀雲提出反對意見的情況下，執意前行。何謂一失足成千古恨？朝鮮之行也。而貌似愚鈍的李鵬恰恰大事不含糊，抓住了這個權力真空期，拋出了426社論，點燃了學生抗爭的熊熊大火，也烤焦了「兒皇帝」的小龍椅。趙紫陽後來和鄧由此分道揚鑣：趙主張否定426。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沒有朝鮮之行，何有426社論之歇斯底里？
不過，看看今天戴晴女士的文章，也就可以明白趙紫陽當初的無奈：如果周圍都是這樣的糊塗謀士，「主公」的大業哪裡還有成功的可能性？
當然，我們不可否認，六四民運與趙系的改革派缺乏良性的互動。按照當時學生的說法，就是「不要捲入政治鬥爭」。但最後的結果證明，民運恰恰成了被保守派利用的籌碼。其實道理很簡單，在事實上存在兩派你死我活鬥爭的時候，作為第三方的學生不願意和改革派合作，本質上就是在和保守派合作。套用共產黨的官話，就是「不以個人的美好願望為轉移的」。而幼稚的學生們就是看不清這個事實。但這並不是戴晴女士可以做個事後諸葛亮的理由。怨天尤人地怪罪「下層」，只說明了自己的是非不清罷了。
學生方面和改革派最不合作的一個決定無過於絕食。安田也覺得，這是學生方面的失算。在究竟誰提議絕食這一點上，現在出現了許多推諉抵賴的文章。但根據安田接觸的資料看，絕食是完全由王丹提出的、吾爾凱西贊同的違背北高聯決議的個人主義行為。這也給了我們一個很深刻的教訓：個人是否能夠凌駕於組織程序之上？但這樣的情況就是在一場爭取民主的運動中發生了。尤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贊成絕食的學生，當時是以「改革派希望我們鬧大」為理由，勸說北高聯接受既成事實的。北高聯最後屈服於王丹、吾爾凱西的領袖壓力，通過了保留北高聯意見的絕食決議。
由此看來，即使在「最不合作」的事件上，也曾經有過「下層」盲目遵循「上層」權威的話。想必戴晴女士知道的內幕比安田還多，是不是還掌握了什麼證據沒有暴露，不妨在紀念「六四」十五周年的時候拿出來，還歷史以清白。
不過無論合作也罷，不合作也罷，在那樣的歷史關頭，都只能是個人的意見而代表不了運動的主流：因為人民被束縛的時間實在是太久了，一旦鐵籠子露出了一點的縫隙，對自由的嚮往就吸引了所有人前進的方向。但這樣的結果，就形成了擁擠不堪的人潮，即使有願意逆水行舟的清醒者，也必將被淹沒。反而是那些順應了潮流的人，登高一呼，立刻被賦予了合法領導的權力。這樣的事例，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並不鮮見。所以，反思「六四」中學生這方面的責任，實在太過苛求，他們不過是時勢造英雄的必然。何況他們由始至終也沒有提出過，足以構成血腥屠殺借口的暴力主張。
「六四」的悲劇，就是由那些習慣於黑箱操作的「上層」一手製造的冤案。也許，誠如戴晴女士所言，他們已經啟動了「扒拉扒拉扒拉」一系列的改革。但那種黑箱體制，讓局外的人民如同瞎子摸象。從這一點看，「六四」血案也無疑是中共黑箱操作體系的必然結果。如果硬要倒過頭來，責怪瞎子看不清大象的全貌，不知戴晴女士是否應該首先打碎「黑箱政治」，讓人民看見光明？
在中共當局繼續堅持對「六四」錯誤定性的今天，信口否定「六四」民主運動的偉大意義，無疑是忘記了「天安門母親」們的傷痛，助紂為虐。不可否認，在那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中有心懷叵測的人，但我們不要忘記法拉奇的話：「即使是最崇高、最純潔的旗幟上，都沾有鮮血和糞便」。所以，在這裡我想提醒戴晴女士，在犧牲的英烈猶未瞑目的今天，請不要在六四的旗幟上塗抹……
Apr 20 2004
附：美國之音對戴晴女士的採訪報道
中國自由撰稿人、1989年曾因支持民主運動而入獄的戴晴女士日前在美國某大學舉行的一次有關中國民主化的討論會上說，十五年前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不是「遭到鎮壓的偉大的民主運動」，而是中國在實現社會轉型時的「倒退」和「悲劇」。戴晴認為，六四悲劇破壞了中國社會的轉型，改變了中國的發展軌道。
上層本來在改革
美國之音報道，她說，1980年代的中期和後期，中國本來存在著自上而下、以比較小的代價和比較公平的方式向法治與民主和平轉型的可能性。處於最上層的領導人，不但已經採取了一系列改革、並且正打算在重大領域繼續向前推進。
她舉例說，鄧小平在1980年代初就已經打算把「四個堅持」從憲法里拿出來放進共產黨黨章，這明顯是多黨制的第一步。戴晴還說，另外一個方面，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提出撤消「書記處研究室」，把最優秀的幹部朱厚澤先放在中宣部，以密切關注所有制轉化過程中對工人利益的保護；另外，人大委員長彭真提出並策動基層村民直選。而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不僅同意公開討論《新聞法》草案，還公開許諾 「報紙的版面由總編輯自己決定」。
戴晴說，所有這些，都在艱難地推進，不僅遭到黨內僵化強硬的「老革命」頑強抵抗，而且由於典型中共式的不公開和不透明，也使得身受專制壓迫、卻開始睜眼看世界的中國民眾不耐煩、不放心。
改革斷送在「極端冒險份子」手中
戴晴指出，當時叫得最響亮的「民主」，其實是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學生心中的一種憧憬。她認為，改革派的努力與民眾推進改革的熱情，斷送在她所說的「極端冒險份子」手中。
戴晴說：「自天安門事件發生，已經過去十五年。這不是一場得到了控制的暴亂，也不是一個遭到鎮壓的偉大民主運動。它是中國在實現其社會轉型時候的一個挫折，一個後退，一場悲劇。這一挫折改變了中國發展的軌道。」
誰破壞了中共溫和派和解努力？
戴晴還認為，調查六四真相，除了要弄清楚誰下令鎮壓之外，也要知道抗議示威者中，究竟是什麼人在「一次次踢開溫和領袖」，破壞了她所說的中共「黨內溫和派」的「一次次」和解努力。
戴晴是星期六在美國威斯康辛州比洛伊特學院舉行的中國民主化問題研討會上發表的這番看法。戴晴目前是這所大學的客座教授。
送交者: 安田 於 2004/04/30 20:50:52 [天安門情人]
戴晴，請不要在六四的旗幟上塗抹……
題目寫完，自己也覺得心頭一顫。一來，戴晴女士曾經是我青年時代尊敬的師長。特別是她因為「六四」而入獄的經歷，一直讓我敬佩。二來，安田向來尊重女權，不願意在這方面有所冒犯。但牽涉到「六四」，而且從戴晴女士這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口中說出了「不是民主運動」的評價，也讓安田忍無可忍。寫一篇這樣的文章，權當作一次正常的學術交流。
對「六四」的評價，曾經是眾口一詞：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當初就是那些下令鎮壓的屠夫們，儘管極盡造謠毀謗之能事，但心裡也不得不承認這場運動的偉大意義：喊出了人民渴望自由、民主的心聲。
整個89學運中，雖然口號變換萬千――甚至喊過「擁護共產黨」這樣的口號――但這並不能否定那場運動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民主」的事實。也許戴晴女士會辯護：要民主爭自由的口號，在整個的學運過程中一點也不響亮。確實，相對於「五四」時，學生們高喊「德先生」「賽先生」，「六四」一開始就捲入了比較具體的對胡耀邦的悼念活動，然後又提出了急迫的「打官倒」「反腐敗」的明確目標。
但這場運動要「民主」的目的性一點也沒有被這些細節所掩蓋。相反，只要戴晴女士掠去浮雲抬望眼，應該一點也不難釐清貫穿整個「六四」過程的主線就是要民主、爭自由。
在4月18日學生第一次衝擊新華門事件中，學生代表提出了七點要求，主要如下：重新評價胡耀邦是非功過；儘快公布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確認新聞自由；要求國家領導人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財產收入情況；查處官倒，公布詳情；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等。
其中兩條明確提出了爭取「自由」的呼聲。而另一條重新評價胡耀邦，也是對自由的變相追求。相信戴晴女士比安田更明白自由與民主的關係。所以，418的新華門之夜，學生以七點要求拉開這場偉大的愛國運動序幕的時候，已經明確了自己的方向：爭取自由民主。而這次事件最後以警察暴力收場，一方面在學生的心裡埋下了繼續抗爭的種子，另一方面，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暗示了整個學運的最終結局。
418可以說是整個學運的起點。如果說在這之前幾天還純粹是對胡耀邦的悼念活動的話，正是當天晚上（其實是419的凌晨），警察的暴力激起了學生的公憤，也凝聚了學生團結抗爭的決心。第二天，校園裡就貼出了要求調查事件真相的大字報和警察打人的照片。從現在披露的資料看，當時趙紫陽曾經下令武警避免傷害學生。但最終結果，事與願違。不知道戴晴女士是否責問過「本來在改革的上層」：到底誰下了暴力行動的命令？而在整個89學運期間，這樣違背最高層的命令，蓄意激怒群眾的行動數不勝數。
正是從418以後，各個高校才有了鬆散的聯盟。也就在這時候，有幾個北大往屆學生開始在校園裡活躍起來。也許這就是戴晴女士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極端冒險份子」，也就是共產黨一直強調的「黑手」。六四以後，這些人也很樂於承擔「黑手」這樣的稱謂。不過，安田在這裡不得不提醒一下：如果真的有這樣的「黑手」，那麼這隻手上的每一個毛孔里都浸透著「天安門母親」的孩子們的鮮血！
但從已經有的資料看，並不存在這樣的「黑手」，因為貫穿整個學運始終，他們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事實上，跟他們聯繫最緊密的學生領袖可能只有王丹。象劉曉波和吾爾凱西之間所謂的師生情誼，也是在劉先生於學運中途匆匆忙忙從國外趕回北京以後，建立起來的。而北高聯的第一任主席，政法學院的周勇軍，與後來的「黑手幫」更是沒有什麼聯繫。到了學生絕食廣場，以及戒嚴後期，整個學運的主導權更是被柴玲、封從德、李祿死死地抓在了手裡。北高聯已經形同虛設，更不要提後來幾個自稱「黑手」的人搞起來的「知識界聯合會」以及後來的「聯席會議」了。這一點有柴玲的證詞為證：廣場指揮部和「聯席會議」之間是相互獨立的關係，「聯席會議」只起到參謀的作用。到這時候，就是王丹對整個後期激進的學運方向也影響甚微，更不要提局外的「黑手」了。
權力總是吸引人的，到了誰的手裡都一樣，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廣場指揮部」。由這一點，也更說明了民主制度對於權力約束的重要性。
「六四」後期，由絕食團指揮部派生出來的「廣場指揮部」控制了整個學運的方向。這樣的權力不由讓人眼紅，甚至引出了「綁架」風波。那時候，沒有誰會想到需要承擔今天人們對學生領袖的指責吧？
也許戴晴女士指責的「極端冒險份子」中，除了「黑手」就是這些掌握了絕對權力的學生領袖，而柴玲無疑首當其衝。毫無疑問，柴玲屬於激進派，而且掌握了後期學運的領導權。也正因此，在反思六四血案的時候，她成了眾矢之的。即使筆者，也曾經多少年懷著怨恨的心情看待她，也會假設：如果不是這樣激進的領導……
但歷史就是定稿，沒有假設只有事實。而這些事實，也充滿了歷史的必然性。試問：學生領袖中也不乏溫和派，但為什麼大浪淘沙的時候，卻成了滾滾洪流下的石子？學運領導權並不是一開始就在柴玲手中的。周勇軍、吾爾凱西、王丹都曾經掌握了這樣的權利。周勇軍因為想取消427的遊行，失去了領導權；吾爾凱西因為在戒嚴後主張撤離，也失去了領導權；王丹當時本身就不是一個可以大包大攬的領袖，所以，在整個學運中風頭一直不是最足的。
這樣對比，我們是不是很明白：在那樣的氛圍下，只有激進派才會被群眾接受？十五年後的今天，如果還有人一定要撇清自己當時激進的嘴臉，還要否認當時全民激進的事實，安田只有對他們認錯：是我這樣的極少數激進派害了你們。但我清楚地記得，大約5月22日左右，有研究所的人到廣場徵詢大家的意見，是否撤離。當時我和身邊的同學都投了反對票：我們還在憧憬著一個巴黎公社的夢想。這件事後來就不了了之。如果我們是極少數，誰是大多數呢？
歷史之河奔騰不息，在那個特定的轉折點，柴玲因為符合條件漂浮上來，引領潮頭。這就和木頭一定會飄在水面一個道理：不是因為她的輕飄而是因為流水的沉重。這樣的選擇不是她所可以掌握的。而她被選擇的本性卻必然引領著潮流奔向宿命。可以說，是歷史選擇了激進派。這是一個悲劇，但不應該由柴玲一個人承擔。
戴晴女士應該明白，在共產黨40年的嚴酷統治下的人民，一旦得到了爆發的突破口，積蓄的能量決不是「上層」美好的願望所可以控制的。也希望當今為政者，從正面吸取「六四」的教訓，不要忘記：即使有排氣孔的鍋爐，也有爆炸的時候。但戴晴女士開出了拯救鍋爐的良方：下層人民只應該做鍋爐裡面的水而不要變成蒸汽，這樣才不會全民變成「極端冒險份子」，這樣才可以讓銳意改革的「上層」可以按部就班地實施大計。
這樣的願望當然沒有錯，如果能夠實施，也就是中國人有福了。因為這很符合中華文化的傳統模式：皇天后土，清官大人。但是我們的傳統，哪一次選對了正確的方向了呢？以中國近代史的轉折點戊戌變法為例，那只是一次小小的維護皇權的改良，最終的結果也是以流血告終。根本的原因，不過是觸動了皇權中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已。對於這些人來說，不要提國家民族大義，就是皇權也比不上自己當時當事的權位重要。而在六四中，一小撮來自「上層」的以鄧、李為代表的小丑，只不過又一次演繹了這樣的故事而已。
但「六四」不是改良，是一場偉大愛國的全民民主運動。這不僅體現在學運一開始就提出「爭自由」的主張，也不僅體現在全國人民的轟轟烈烈的遊行示威中，根本而具體的表現是：學運由始至終要求的「對話」。
誰跟誰對話？中共建立政權以後，除了自說自話，又跟誰對過話？而89民運第一次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不僅如此，還明確要求對話的層次和公開性。倒是想問戴晴女士：這不是在爭取民主，是什麼呢？而這樣對話的主張，卻一次次被中共當局要麼拒之門外，要麼敷衍了事。我相信他們也看穿了「對話」的本質在於還權於民（當然還不是全部），而這正是他們中一小撮的心頭之恨。所以，才會有422拒絕接見學生代表的蠻橫，讓他們下跪了半小時，進一步激化矛盾。這如果不是故意，至少說明愚蠢。但更可怕的，是有些人在這場偉大的爭民主運動一開始，就發現了夢寐以求的篡取「兒皇帝」寶座（還不是最高權力呢）的良機，陽奉陰違，倒告黑狀。4月25日在鄧的寓所，獲得了「不怕流血」的諭旨，炮製了426社論，引發了427百萬人大遊行，終於讓已經漸趨平息的學運再次走上街頭。學生中的「極端分子」哪裡有李鵬陳希同的小報告厲害呢？
作為同情改革派官員的戴晴女士，本應該追究李鵬等保守派官僚陰謀詭計倒行逆施的責任，卻無端把「一個挫折，一個後退，一場悲劇」完全歸咎於「下層」的熱情上，實在讓人不可思議。這隻能說明她的幼稚：認識不清民眾運動的無序性。象六四前期那樣全民激憤的狀態，任何事情發生都是可能的，這決不是柴玲、王丹幾個乳臭未乾的學生可以控制的。而當時掌握了國家行政立法執法全部資源的中共，由於內部派系鬥爭的原因，反應遲鈍進退失據，才是造成這場愛國民主運動走投無路的根本原因。在這一點上，不僅鄧、李一小撮應該負責，即使趙紫陽先生――行文至此，容許安田對他的偉大人格表達敬意，也強烈呼籲中共當局還他自由――也要負擔一部分判斷失誤的責任。
比如，423出訪朝鮮。那樣一個民不聊生的獨裁王朝，值得嗎？特別是在田紀雲提出反對意見的情況下，執意前行。何謂一失足成千古恨？朝鮮之行也。而貌似愚鈍的李鵬恰恰大事不含糊，抓住了這個權力真空期，拋出了426社論，點燃了學生抗爭的熊熊大火，也烤焦了「兒皇帝」的小龍椅。趙紫陽後來和鄧由此分道揚鑣：趙主張否定426。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沒有朝鮮之行，何有426社論之歇斯底里？
不過，看看今天戴晴女士的文章，也就可以明白趙紫陽當初的無奈：如果周圍都是這樣的糊塗謀士，「主公」的大業哪裡還有成功的可能性？
當然，我們不可否認，六四民運與趙系的改革派缺乏良性的互動。按照當時學生的說法，就是「不要捲入政治鬥爭」。但最後的結果證明，民運恰恰成了被保守派利用的籌碼。其實道理很簡單，在事實上存在兩派你死我活鬥爭的時候，作為第三方的學生不願意和改革派合作，本質上就是在和保守派合作。套用共產黨的官話，就是「不以個人的美好願望為轉移的」。而幼稚的學生們就是看不清這個事實。但這並不是戴晴女士可以做個事後諸葛亮的理由。怨天尤人地怪罪「下層」，只說明了自己的是非不清罷了。
學生方面和改革派最不合作的一個決定無過於絕食。安田也覺得，這是學生方面的失算。在究竟誰提議絕食這一點上，現在出現了許多推諉抵賴的文章。但根據安田接觸的資料看，絕食是完全由王丹提出的、吾爾凱西贊同的違背北高聯決議的個人主義行為。這也給了我們一個很深刻的教訓：個人是否能夠凌駕於組織程序之上？但這樣的情況就是在一場爭取民主的運動中發生了。尤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贊成絕食的學生，當時是以「改革派希望我們鬧大」為理由，勸說北高聯接受既成事實的。北高聯最後屈服於王丹、吾爾凱西的領袖壓力，通過了保留北高聯意見的絕食決議。
由此看來，即使在「最不合作」的事件上，也曾經有過「下層」盲目遵循「上層」權威的話。想必戴晴女士知道的內幕比安田還多，是不是還掌握了什麼證據沒有暴露，不妨在紀念「六四」十五周年的時候拿出來，還歷史以清白。
不過無論合作也罷，不合作也罷，在那樣的歷史關頭，都只能是個人的意見而代表不了運動的主流：因為人民被束縛的時間實在是太久了，一旦鐵籠子露出了一點的縫隙，對自由的嚮往就吸引了所有人前進的方向。但這樣的結果，就形成了擁擠不堪的人潮，即使有願意逆水行舟的清醒者，也必將被淹沒。反而是那些順應了潮流的人，登高一呼，立刻被賦予了合法領導的權力。這樣的事例，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並不鮮見。所以，反思「六四」中學生這方面的責任，實在太過苛求，他們不過是時勢造英雄的必然。何況他們由始至終也沒有提出過，足以構成血腥屠殺借口的暴力主張。
「六四」的悲劇，就是由那些習慣於黑箱操作的「上層」一手製造的冤案。也許，誠如戴晴女士所言，他們已經啟動了「扒拉扒拉扒拉」一系列的改革。但那種黑箱體制，讓局外的人民如同瞎子摸象。從這一點看，「六四」血案也無疑是中共黑箱操作體系的必然結果。如果硬要倒過頭來，責怪瞎子看不清大象的全貌，不知戴晴女士是否應該首先打碎「黑箱政治」，讓人民看見光明？
在中共當局繼續堅持對「六四」錯誤定性的今天，信口否定「六四」民主運動的偉大意義，無疑是忘記了「天安門母親」們的傷痛，助紂為虐。不可否認，在那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中有心懷叵測的人，但我們不要忘記法拉奇的話：「即使是最崇高、最純潔的旗幟上，都沾有鮮血和糞便」。所以，在這裡我想提醒戴晴女士，在犧牲的英烈猶未瞑目的今天，請不要在六四的旗幟上塗抹……
Apr 20 2004
附：美國之音對戴晴女士的採訪報道
中國自由撰稿人、1989年曾因支持民主運動而入獄的戴晴女士日前在美國某大學舉行的一次有關中國民主化的討論會上說，十五年前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不是「遭到鎮壓的偉大的民主運動」，而是中國在實現社會轉型時的「倒退」和「悲劇」。戴晴認為，六四悲劇破壞了中國社會的轉型，改變了中國的發展軌道。
上層本來在改革
美國之音報道，她說，1980年代的中期和後期，中國本來存在著自上而下、以比較小的代價和比較公平的方式向法治與民主和平轉型的可能性。處於最上層的領導人，不但已經採取了一系列改革、並且正打算在重大領域繼續向前推進。
她舉例說，鄧小平在1980年代初就已經打算把「四個堅持」從憲法里拿出來放進共產黨黨章，這明顯是多黨制的第一步。戴晴還說，另外一個方面，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提出撤消「書記處研究室」，把最優秀的幹部朱厚澤先放在中宣部，以密切關注所有制轉化過程中對工人利益的保護；另外，人大委員長彭真提出並策動基層村民直選。而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不僅同意公開討論《新聞法》草案，還公開許諾 「報紙的版面由總編輯自己決定」。
戴晴說，所有這些，都在艱難地推進，不僅遭到黨內僵化強硬的「老革命」頑強抵抗，而且由於典型中共式的不公開和不透明，也使得身受專制壓迫、卻開始睜眼看世界的中國民眾不耐煩、不放心。
改革斷送在「極端冒險份子」手中
戴晴指出，當時叫得最響亮的「民主」，其實是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學生心中的一種憧憬。她認為，改革派的努力與民眾推進改革的熱情，斷送在她所說的「極端冒險份子」手中。
戴晴說：「自天安門事件發生，已經過去十五年。這不是一場得到了控制的暴亂，也不是一個遭到鎮壓的偉大民主運動。它是中國在實現其社會轉型時候的一個挫折，一個後退，一場悲劇。這一挫折改變了中國發展的軌道。」
誰破壞了中共溫和派和解努力？
戴晴還認為，調查六四真相，除了要弄清楚誰下令鎮壓之外，也要知道抗議示威者中，究竟是什麼人在「一次次踢開溫和領袖」，破壞了她所說的中共「黨內溫和派」的「一次次」和解努力。
戴晴是星期六在美國威斯康辛州比洛伊特學院舉行的中國民主化問題研討會上發表的這番看法。戴晴目前是這所大學的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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