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被毛澤東批判的錢穆最近被許多學者重視起來了

為什麼被毛澤東批判的錢穆最近被許多學者重視起來了。

研究錢穆的『為故國招魂』的現實意義何在。

 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以新華社名義發表他親自撰寫的評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點名批判了三個民國大師——胡適、傅斯年與錢穆。

毛澤東稱他們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控制的其中的極少數人」。

錢穆流亡香港，創辦新亞書院。新亞後來與聯合書院、崇基書院合併，建立香港中文大學。錢穆獲蔣介石父子禮遇，晚年定居台北。

這三人恰好都是慧眼識形勢的罕見的高人。這裡著重談一談著名歷史學家錢穆為故國招魂的記錄。

試圖全面把握錢穆，並非易事，因其學術生涯之長、著作體量之大，在二十世紀中國學人中，罕有其匹。藉助代表著作與研究成果了解其人，自然也就成為了一條重要途徑。在錢穆的著作中，最具聲名者大概首推《國史大綱》。

1937年，雙十節后，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錢穆與湯用彤、賀麟聯袂南下。1938年，他到蒙自的西南聯大文學院任教。其時，同事陳夢家建議他寫作一部「中國通史」，「先成一教科書，國內受益者其數豈可衡量」。於是，他歷時一年，完成了《國史大綱》，在1939年出版。

《國史大綱》以及此後錢穆的諸多著作，都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他對於寫什麼、怎麼寫，甚至為誰寫，通常都有十分具體的思考。因此，在評價錢穆的著作及其影響時，必須充分地考慮到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不能抽象地將他的某個觀點等同於他的主張，再等同於他的立場。

在《國史大綱》問世前，當時學界已有呂思勉、鄧之誠、陳恭祿、繆鳳林與周谷城等人的《中國通史》一類著作行世，但在顧頡剛看來，「錢先生的書最後出而創見最多」。學術演進，自當后出轉精。而錢著的獨異之處，不僅在於其能於學術條件--尤其是圖書資源十分匱乏的戰時「急就」，更在於其以一書而兼「覺世」與「傳世」兩種效果，迄今在通史著作中獨領風騷。之所以能夠如此，其弟子嚴耕望認為，乃是由於此前六年錢穆已在北大與西南聯大相繼講授通史課程。正是在此基礎上，《國史大綱》得以迅速成書。而原本因為條件所限，不能以史實考證為主，只好以史實發揮為要的體例設計，使得錢穆的通史論述更為契合時代潮流，其影響自然從聽眾到讀者，流播開來。

在《國史大綱》中，最是廣為徵引者是錢穆在書前手訂的「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其一即「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錢穆此說，對於「新文化運動」以來形成的對於中國傳統持有批判態度的歷史觀念不無回應。因此，在接受過程中也就逐漸被看作文化守成主義的代表論述。時過境遷，當「國學熱」悄然興起，「溫情與敬意」在此背景中更是成為了足以與「打倒孔家店」抗衡的思想資源，錢穆也就自然成為了「國學大師」的代表。

錢穆寫作《國學大綱》時，正值抗戰，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他對於「溫情與敬意」的強調，乃是一代士林的「心史」。陳寅恪就曾稱道其《引論》是一篇大文章。余英時所謂「為故國招魂」，對於寫作《國史大綱》時的錢穆而言，正是實實在在的情形。早在1937年1月，感受到時局危急的錢穆就曾指出：「竊謂今日當有一部理想之《中國通史》，供給一般治中國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問題者一種共同必要的知識。人類必由認識而後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後發生深厚之感情」。同年7月以後，中國軍隊節節敗退。至《國史大綱》寫作時，半壁江山已經淪陷。此說直接為《引論》所承繼，彼時的憂患已經成為此時的境遇，而這對於從北平「南渡」到蒙自的錢穆來說，無疑更是感同身受，一如其在此書扉頁上的獻詞--「謹以此書獻給前方的戰士」。

錢穆是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大學者。

一部錢穆的闡釋史，可謂二十世紀中國思想風尚浮沉的寫照。僅就肯定其成就的一方而言，當「現代」作為首要的評價標準時，論證其現代性者比比皆是；而當「傳統」成為重要的價值尺度時，表彰其傳統性者又孜孜以求。

既然生逢「現代」，錢穆自然屬於「現代學人」。何況所謂「傳統」，大都也是基於「現代」的「發明」而已。但「現代」並非鐵板一塊，至少在現代中國史學的譜系中，錢穆與胡適就各自建立了一種新的「傳統」。

直到1968年赴台定居，錢穆才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這在胡適與傅斯年等人在世時，幾乎不可想象。錢穆的現代性，自是與這一現代史學的主流範式不同。但在知識與方法的層面外，錢穆同樣以其思考回應了若干重要的現代問題，只是他使用的資源可能更多出自整合的「傳統」罷了。自其表言之，其取法不新；但自其里言之，則其指向不舊。

錢穆的通史論述，最為鮮明的特點是對於思想文化的關注。但在《國史大綱》中，卻還有另外一條線索延伸開來，不可偏廢，那便是錢穆對於從「抗戰」到「建國」的思考。循此展開的，便是錢穆在1945年結集的《政學私言》一書。

《國史大綱》的最後一章《除舊與開新》論述了晚清以降的中國歷史，以《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與《抗戰勝利建國完成中國民族固有文化對世界新使命之開始》兩節作結。《政學私言》收錄了錢穆在抗戰時期寫作的十八篇討論中國政治制度的文章，上下兩卷分別以《中國傳統政治與五權憲法》與《中國傳統政治與儒家思想》開篇，下卷以《中國之前途》與《建國信望》兩節作結，與《國史大綱》的理論框架可謂遙相呼應。而《政學私言》無疑可以視為錢穆以其學術方式貢獻的一種「建國方略」。錢穆在1945年這一蘊藉了歷史可能性的關鍵時刻，對於一個現代國家提供的「信望」是「中國之前途，將決於中國之文化」。這一「文化建國」的方案，本身即是一種現代態度與現代立場。換句話說，錢穆「招魂」的出發點是「國故」之思，但其落腳點顯然是對於一個現代國家的制度設計。倘若不能在這一層面上達成共識，那麼單純表彰錢穆是「國學大師」，充其量也只是源於「全球化」與「后革命」時代的文化補償心理的一種想象而已。

（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