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封建社會起,人與人之間最大的仇恨莫過於毀人祖墳和抄人的家。
文革中,千千萬萬戶人家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抄家,民主人士、資本家被抄家,一些小本經營的人也被抄家,甚至於只要日子過得比周圍人滋潤的家庭都被抄家。被批鬥的幹部,當然也要抄家。
整個中國,被抄家的家庭的數字是無法統計的了,各方面有不同的估計,但是至少是不少於三千萬。
文革抄家、打死人這筆賬應該算在誰頭上呢。
粉碎四人幫后,這筆賬就算在四人幫的頭上。
大家都明白,這筆賬只算在四人幫的頭上是不夠全面的。
現在,有人還要為四人幫翻案了。文革抄家打死人這筆賬應該算在誰頭上另有說法了。
這些人拿出戚本禹寫的回憶錄作為根據,像模像樣的描繪出,文革抄家、打死人這筆賬應該算在另一些人的頭上,而四人幫倒是反對這麼做的。
有人說,眾所周知,北京文革打死的第一個中學副校長是卞仲耘,但是第一個被打死的大學校長魏思文,我就納悶怎麼沒聲沒氣。現在找到答案了——儘管戚本禹書中既未點校名也未點人名。魏思文是北京工業學院(就是現在的北京理工大學——原編注)書記兼院長,被打死後總理很憤怒,要戚本禹去查。他一查,「原來這是個連禽獸都不如的人」,他姦汙了一個女學生,學生母親找他告狀,也被他姦汙,此事曝光後魏思文被毒打致死。戚本禹將調查報告總理,總理邊看邊罵,下令「把屍體燒了算了,不要再提了。」作者到網上查了查,發現魏思文是運動初期被國防科委工作組揪出來的,現在公開的死因則稱是在他家牆壁夾層里發現兩隻手槍,被造反派逼迫交代毒打至死,完全沒有戚本禹所說之事,有「為尊者諱」之嫌。其實即使如此,打人也是惡行,打死人更是犯罪。但往大了說又該怪誰呢?魏思文建國初任川東區委副書記,主持土改工作。川東土改打地主很殘酷,打死者自殺者比比皆是,參加土改的中央民主人士工作團強烈不滿。魏思文為此在作報告時稱:「群眾激於義憤打一下是可以的,有利於打開僵局」,梁漱溟當場提問:「吊打是造成僵局還是打開僵局的辦法?」魏想一想后回答:「絕對禁止。」結果打得更厲害。
有人說,戚本禹用一系列事實證明,文革初期打人抄家等駭人聽聞的暴行並非中央文革的責任,而是在高層反文革勢力的策劃慫恿下,以高幹子弟為主的老紅衛兵所為。他發誓:「這些行動絕不是中央文革小組叫人去做的。在中央文革小組召開的所有會議上,沒有一個人在會上提出過這樣的建議。如謂不信,可以翻查所有的文革會議記錄。」他披露,中央文革當時就了解到這些行動是葉劍英領導的「首都工作組」支持的,中央文革對這種暴力行為持堅決反對態度。還講了兩件自己親自處理的事。一是受總理和江青委派去了解和制止亂打亂殺行為,在關押刑訊「黑五類」的王府井東風市場,親眼目睹被關押者被打得皮開肉綻滿身鮮血,牆面上用受害者的鮮血寫著「紅色恐怖萬歲」等標語,女紅衛兵用鋼鞭抽打女「壞分子」等血腥場面。經他追查,是派出所根據北京市的指示給紅衛兵提供的「黑五類」名單,一直追到副市長萬裡頭上。派出所有人告訴他,他們也看不慣這些紅衛兵的暴行,「他們每天打死很多人,然後他們打個電話就叫火葬場來把屍體運走,當天就燒了,查都沒法查。」他把沒收到的刑具直接帶到中央文革會議室,向總理和江青等彙報,所有人都非常震驚和憤怒。謝富治告訴他,這絕對不是公安部乾的,是北京市自己布置的,估計是「首都工作組」下的命令,萬里是負責公安的副市長,也是首都工作組的成員。
有人說,中央文革得知大興縣發生大屠殺的消息后,戚本禹和王力連夜趕到大興縣調查,認為這是「建國以來聞所未聞的法西斯暴行」。他們向中央寫出報告,反映紅衛兵亂打人的現象,證明各地派出所是根據萬里等人的指示,給紅衛兵提供的抄家抓人名單,包括大興縣的滅門慘案的名單。提出「他們用打、砸、搶、抓、殺、抄的方式來干擾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大方向。」報告經陳伯達、江青簽名上報主席,主席隨即召集總理、葉劍英和中央文革的人開會,他們在會上彙報了老紅衛兵亂抄亂抓亂打亂殺的情況,特別是大興縣發生的滅門慘案。主席追問「這又是誰的發明啊」,總理說中央肯定沒有布置,謝富治說公安部事先並不知道,「葉劍英則一聲不吭」。
有人說,可以用事實證明,文革初期大批知識界文化界名人被害,也是反文革當權派轉移目標所致,舉了李達、老舍、上官雲珠、馬思聰、傅聰等人的例子。他說老舍死後,江青一直在追問是誰幹的,甚至懷疑到周揚等人,說「他們這是要打著紅衛兵的旗幟來反文革。」有趣的是,後來審查戚本禹時,審問者糾纏他組織斗劉少奇王光美的事,戚本禹氣不過反問:「老舍是誰弄死的?」對方就啞巴了。事實上,老舍正是1966年8月的「紅色恐怖」中,被老紅衛兵毒打后投湖自盡的。
有人說,文革初期的暴行罪魁禍首是誰,清楚的人本來就不多。幕後指使者是誰、中央文革是什麼態度,知道的就更少。再經幾十年的隱瞞歪曲,都整到四人幫造反派頭上去了。戚本禹所言都是親歷親為,有時間地點、有文件、有批示、有會議記錄,有檔案可查。他說,「把這些打人的事實都說成中央文革支持下進行的,這完全是謊言。
是奇談怪論,還是有根有據,各有各的說法。
不過,我們總是不忘記,是偉大領袖戴上紅袖章,表示對革命小將的一切革命行動的支持。
我們沒有忘記,這個永遠健康的副統帥,在天安門高叫,紅衛兵抄出金銀財寶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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