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出中國最高價的國畫的最後二位畫家的悲慘

畫出中國最貴的國畫的最後二位畫家的悲慘

拍賣出最高價的中國畫

拍賣時間：2017年

成交價：9.315億元人民幣

《山水十二條屏》是齊白石最貴的畫，創作於1925年，可以說是其風格轉型期里最具代表性的山水作品，同時也是目前社會可流通的尺幅最大的山水十二條屏。

蘇軾《枯木怪石圖》

拍賣時間：2018年

成交價：4.117億元人民幣

宋代大文豪蘇軾的《木石圖》（又名《枯木怪石圖》）以3億港幣起拍，4.636億港幣成交，創下了蘇軾作品的拍賣最高紀錄。

 

王蒙《稚川移居圖》

拍賣時間：2011年

成交價：4.025億元人民幣

《稚川移居圖》描繪了東晉葛洪攜帶家眷移居羅浮山，修道煉丹的故事。

 

北宋佚名《子母猴》

拍賣時間：2011年

成交價：3.62億元人民幣

圖繪一母猴呈側蹲式扭首坐立，閉嘴抿鼻雙眸炯視，神態安詳而嚴肅，似在眺望無限之遠方，流露出一種超然而清淡的超逸之感。

 

房大年、文宗帝《萬歲山圖稿本》

拍賣時間：2010年

成交價：3.348億元人民幣

此時罕見之藝術精品。文宗帝和房大年二人所畫《萬歲山圖稿本》，峰巒競秀之間，雲水樓台掩映，亭廊軒榭，縱延蔓回，楥檐高琢，勾心鬥角，圖中心位置繪有巨型太湖石。

  

徐悲鴻《九州無事樂耕耘》

拍賣時間：2011年

成交價：2.668億元人民幣

《九州無事樂耕耘》是一幅農耕題材的作品，這種人與動物相結合的宏幅巨制在徐悲鴻的創作中是極為少見的。此圖的題材、構圖、造型與任何古人的圖式完全不同，直接從生活對象出發，以樸實的藝術語言表現對象的現實性和典型性，以呈現普通生活中所流露出的情味，以涵容大自然內在的生命律動。

 

張大千《桃源圖》

拍賣時間：2016年

成交價：2.34億元人民幣

全幅高約七尺，上方几近滿畫，以極厚重的石青石綠等礦物顏料，反覆潑灑，層層堆疊。從該畫中可看出大千潑墨和潑彩的結合可謂駕輕就熟、爐火純青。畫面下方留白，近岸處醒以桃花數叢，嫣紅粉嫩，爛漫怒放，清香襲人，旁有漁翁釣艇，似入桃源之境，這樣的景象也是張大千畢生所求。

李可染《萬山紅遍》

拍賣時間：2012年

成交價：2.935億元人民幣

創作於1964年的《萬山紅遍》是成就李可染在中國近現代畫壇地位的里程碑式作品。該畫題材取毛澤東「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詩意而成。1962至1964年之間，李可染偶得半斤故宮內府硃砂，大膽嘗試用硃砂寫積墨山水，創作了「萬山紅遍」題材。據考證，「萬山紅遍」共有7幅存世。

 

潘天壽《鷹石山花圖》

拍賣時間：2015年

成交價：2.7945億元人民幣

《鷹石山花圖》創作於上世紀60年代，是潘天壽藝術生涯的巔峰之作，亦是其「中西繪畫要拉開距離」理念的最佳詮釋。此畫採用了潘天壽獨創的山水與花鳥相結合的創作圖式。所寫內容則由其花鳥畫中經典的鷹石、山花、野草等元素構成，捨去了文人畫逸筆草草的隨性，在當時反傳統呼聲此起彼伏的大環境下，最大限度地結合傳統養分與時代精神，開拓出全新的花鳥畫創作體系。

看看，到文革年代，李可染和潘天壽的遭遇。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李可染被剝奪了作畫的權利，作為「反動權威」關進了美院的「牛棚」。和他一起被關進「牛棚」的還有中央美院、中國美術家協會的黨政領導、系主任、教授和個別的學生，那一年丙午，李可染59歲，正是他的老師齊白石「衰年變法」的那個年齡。

在文革中，他受到批判的作品是《苦吟圖》、《鐘山風雨起蒼黃》、《萬山紅遍》等，還有他寫的《寂寞之道》——那是前輩藝術家的名言，從事藝術要有苦行僧精神，不能急功近利，要甘於寂寞。李可染屢次以此教育學生，很多人從這裡受到教益。

房子被別人佔住，剩下不到一半，被佔去的四間房子里的東西，全堆在美院的小廚房裡，書則堆進了過道，屋裡屋外貼滿了大字報。為李家做飯的王大娘氣不過這些黑白顛倒的事，幾次要去揭大字報，都被鄒佩珠勸止，生怕因此連累了這位秉性正直的大娘。當時李家和全國千萬個家庭一樣生活艱苦，有時一天只有幾角錢的伙食費，但她總是盡心儘力地把飯做好，維持李家老小的生活。

李可染後來極少向人談及他在那黑白顛倒歲月中的經歷。只是當時曾經與他一同患難的人們在回憶文章中講到他一鱗半爪的情況。他在「學習班」，曾因背不好「老三篇」而遭受斥責。開飯值班時分不勻饅頭，被學生看守惡言相加。無端的欺凌、侮辱，他只能忍受。但同時，他為「專案組」中有像梁樂山這樣暗中保護他的學生而感到欣慰。他也竭盡所能地暗中保護、照顧比自己更弱的人。當時，有個美術史系的學生萬青力和李可染、吳作人等人關在一起，大家睡在上下兩層的木床上。萬青力的下面是李可染。

1966年李可染剛過60歲，他動作遲緩，持重寡言。最初的十幾天，沒說過什麼話，只是有時見人微微一笑，神情寬厚慈祥。關進牛棚的人彼此之間是禁止說話的，還不如同牢的犯人。每天除了背語錄、早請示、晚彙報、掃校園、洗廁所以外，就是寫認罪交待材料。寫那玩意兒，是再苦不過的事。屋子中間，是小課桌拼成的檯子，寫交待時幾個人就圍坐在檯子旁邊。李可染寫字慢極了，短短的一橫，好像要拉半分鐘，圓珠筆在紙上走不動的樣子，而且每天都是一頁紙，兩三行(許多年後，李可染告訴萬青力說，當年他是在「練字」呢)。有一次，萬青力實在寫不下去，就在紙上畫了三百二十四個方格，塗黑點，畫白圈，自己跟自己下圍棋玩。正玩得聚精會神，忽然，李可染身體向萬青力靠過來，用左胳膊肘壓在萬青力畫的棋盤上。萬青力猛一抬頭，見兩名看守正好邁進門檻，便慌忙把紙藏了起來。晚上睡覺前，萬青力爬上床，低聲對李可染說：「多虧您……」李可染伸出一個手指頭搖了搖，示意他不要說話。後來萬青力被轉移到別的房間，收拾行李時，李可染和吳作人分別把兩個小紙包塞在他的口袋裡。萬青力搬到別的房間以後，還是睡上床。睡覺之前，他打開那兩個紙包，吳作人給他的紙包里是5塊餅乾，李可染給他的紙包里也是5塊餅乾。萬青力只覺得鼻子一酸，淚水止不住涌了出來。

李可染一生在藝術上有膽有識，做人則忠厚誠樸，清白磊落，沒有什麼把柄可抓。1968年，他和版畫家古元一起，最早被「解放」。1969年，他被召到北京飯店作畫，但畫出的畫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才又被請去補上了署名。

1970年的4、5月間，李可染和許幸之、滑田友等一批老教授又被下放到湖北省丹江口的文化部「五七」幹校，開始是下田拔草，後來被安排在傳達室看自行車和接、傳電話。夫人鄒佩珠送李可染到丹江口之後，隨即和美院師生員工一起下放到河北省磁縣的部隊農場勞動。李可染和鄒佩珠的3個孩子，李小可從部隊複員回京，在內燃機總廠當了鍛工，一干就是10年。李庚上山下鄉去了內蒙古草原。李小可和李庚現在都是很有成就的畫家了。女兒李珠自幼喜歡畫畫，文革中插隊到寧夏固原，在六盤山下的生產建設兵團勞動鍛煉，因患脈管炎，幾乎把腿鋸掉，後來分配到涇原縣當小學教師。一家人被分得七零八落。

李可染下放丹江口時，鄒佩珠放心不下，曾前去探望。她去時是十分炎熱的天氣，看到李可染同滑田友他們住的房子地面凹凸不平，這位女雕塑家總算又找到了用武之地，幫他們把地面剷平，墊上煤渣、灰土混合的三合土，用石頭夯實，把屋頂也給修理好了。屋子的外邊長著很深的草，蚊蟲肆虐，鄒佩珠又抓緊時間給他們編了個草帘子。李庚也去過丹江口，幫父親用石頭壘起了豬圈。

文革初期，浙江美院打響了「打潘戰役」，潘天壽成為第一批被批鬥的對象。他卻坦然以對：「沒有做過壞事，所以不用怕。」9月的一個雨天，他被拉上街頭揪斗，強迫他自報罪狀。潘天壽只說自己在「創新」方面沒有做好，而拒絕認罪，當晚回家便高燒不止。

耿直不屈的性格，讓潘天壽在劫難中吃盡苦頭。他被關進「牛棚」長達3年之久，還被勒令寫認罪的思想彙報。1967年初，他被帶到嵊縣參加批鬥大會。1968年，《浙江日報》整版發表污衊他的文章，引發社會鋪天蓋地的批判。「革命幹將」們也群起而攻，把他的家抄得底朝天，抄沒的書畫、文稿有六七車之多。他們還把他的作品批為「黑畫」肆意踐踏，踏上一個個鞋印。

長期的關押批鬥、身心折磨，讓他的身體迅速垮掉，體重驟減30多斤，出現發燒、浮腫等癥狀。然而潘天壽始終堅守道德底線，批鬥時絕不說一句假話，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更不承認莫須有的罪名。

1969年初，紅衛兵不顧潘天壽病弱的身體，強行把他押解回家鄉海寧，讓他跪在雪地上，接受父老鄉親的批鬥和羞辱。紅衛兵逼他喊「我是反動學術權威」，他立刻回絕：「拿掉反動兩字，我是學術權威。」結果，他的臉被塗滿墨汁，還被拳打腳踢。

海寧，這座讓他萌生繪畫夢想的地方，最終成為粉碎他夢想的地獄。在返回杭州的火車上，潘天壽趁看管人員熟睡時，小心翼翼地撿起一枚香煙殼，顫抖著寫下生命中最後的詩歌：

「千山復萬山，山山峰巒好。一別四十年，人老山未老。」

「莫嫌籠狹窄，心如天地寬，是非在羅織，自古有沉冤。」

回到「牛棚」，他更把詩句寫於「思想彙報」中，附上說明「我應當用無話不可對人言的態度寫出來，以示真實而無隱晦」。

1969年4月，潘天壽又被押往工廠參加勞動，因心力衰竭而昏迷。因得不到及時治療，他於1970年8月出現血尿病症。1971年5月，有人向卧病在床的潘天壽宣讀他的定案結論，說他是屬於敵我矛盾的「反動學術權威」。他依舊傲然說：「去掉反動，我不反動。」1971年9月5日凌晨，75歲的國畫大師在黑暗中凄然離世。

（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