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樹紅旗不管大寨造假陳永貴有漢奸歷史

毛澤東樹紅旗不管大寨造假陳永貴有漢奸歷史

「農業學大寨」是上個世紀60年代毛澤東親自樹立的一面旗幟，在全國影響深遠，陳永貴甚至因此出任了國務院分管農業的副總理。

大寨造假最早被發現於1964年。那一年的冬季，大寨被上級派駐的「四清」工作隊查出，糧食的實際畝產量少於陳永貴的報告。此事等於宣布大寨的先進乃是一種欺騙，其所引起的震動可以想見。但結果上達中央之後，毛澤東卻將陳永貴請到了自己的生日宴會上，於是，如何對待大寨的糧食問題便轉化成了對偉大領袖是什麼態度的問題，成了政治問題。這樣一來，陳永貴和他的大寨便度過了政治危機而安然無恙了。可以說，沒有毛澤東的支持，就沒有陳永貴和大寨。

 因為大寨成為了全國樣版，所以通往昔陽的公路，在1968年時即被修築成柏油大馬路。昔陽城裡也興建了氣魄非凡的招待所，可以一次容納上千人同時用餐的大食堂，參觀者在這裡不吃大寨玉米，而是可以吃到全國各地的山珍海味。由此可知，當時從中央到省，為大寨輸送了多少資金和物資，才樹立起這個全國農業樣版。

 多麼風光的陳永貴

陳永貴其實是這一流人物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文化大革命」進入「清理階級隊伍」階段，在陽泉市副食品公司炊事員李觀海（大寨公社武家坪人）的檔案中，發現李在１９５５年鎮壓反革命時交代他曾參加了昔陽縣日偽特務組織「興亞反共救國會」，並擔任情報員。該情報組中還有陽泉市糧食局管理員王久榮（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王寫的材料，也承認自己參加過日偽組織「興亞會」，內中還有「領導人是陳永貴」的字樣。

當時六十九軍在陽泉市的支左部隊負責人將此情況向黨委作了彙報，軍黨委派人審查了同案人的口供，查閱了抗日戰爭期間八路軍一二九師鋤奸部的一份昔陽縣敵偽情報人員名冊及敵偽檔案，其中就有陳永貴的名字，並註明是偽村長，情報員身份。日本關押時的審訊材料，上面寫的是「歸順釋放」。「興亞會」是日本憲兵的情報組織，陳還是「興亞會昔陽分會領導成員之一」，每周兩次去昔陽城給敵憲兵隊送情報，直接與日寇憲兵隊長清水聯繫。支左部隊負責人說，當時群眾稱他是「陳二鬼子」。

六十九軍軍長謝振華，後來的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在他的《謝振華回憶文集》這樣寫道：「當時我約他在迎澤賓館六層中間靠左邊的一個房間里和他談話。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說：『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請罪』。我說：『不要著急，有什麼問題可以詳細談出來。』他說，『我在抗日戰爭的１９４２年，被日寇抓去后，被迫自首了，後來還被迫參加了日偽情報組織『興亞會』，給日寇送了情報。我是三人小組的負責人。』我又問他，送情報和什麼人聯繫？陳回答：『是和日本駐昔陽憲兵隊的清水大隊長直接聯繫，規定每周去送兩次情報。』」

然而，真實的大寨究竟展現的是怎樣一番景象呢。

真實的陳永貴和宣傳中的一樣嗎。

不妨先從1978年專家眼中的大寨說起。

1978年夏，中國農學會在山西太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結束后，組織代表們參觀大寨。時任副總理的陳永貴親自出面接見，並發表了講話。

據參會的代表回憶，當時陳永貴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談農業科學的重要性，譬如幾年前大寨的玉米得了一種什麼病，農業技術人員告訴他必須趕快把病株拔出燒掉，以防傳播開去。他不相信，就是不拔，結果全部玉米病死，顆粒無收，他才信服了，等等。陳永貴的坦率不免讓與會的專家們瞠目結舌：一個分管農業的副總理，竟可以完全不懂農業科學常識而讓全國農業向他學習。

有意思的是，在陳永貴講話時，台上右角落裡還坐著一個年輕人提醒他農業的統計數據和名詞術語，與會者完全可以從擴音器里聽到他的聲音。

聽完陳永貴的講話后，代表們還被「安排」分組在大寨村裡進行了一次參觀活動。路線是固定的，都有人帶隊。代表們不僅在參觀過程中沒有看到大寨的農民，在田間也沒有看到，而且家家戶戶大門緊閉，也不能進去探尋。

有趣的是，幾乎家家的窗口上，都放有金魚缸，裡面養著金魚；同時，每家的小天井也必有一個大缸，裡面種上花木，而且都在開花。

代表們明顯感到這是「做秀」給參觀者看，因為當時就連沿海城市，也並非家家養金魚、戶戶種花木，何況大寨人的勞動時間長，哪有此等閒情逸緻？！

當代表們來到嚮往已久的大寨山頭最高處時，放眼四周，大失所望。因為大寨為了人造山間小平原，砍掉了樹林，把小麥種到了山頂上，但麥苗卻長得差強人意，夏收季節已過，麥苗只有六、七寸高，麥穗抽不出來。即使抽出來的麥穗，也小得可憐，每穗只有幾粒癟籽。

至於玉米，大寨附近生產隊地里的，生長得都不好，只有大寨範圍以內的玉米地是一派大好風光。這說明大寨的玉米是吃「小灶」的，即有國家額外支援的物資化肥之類為後盾。代表們議論紛紛，有的說沒有樹林，沒有畜牧業，談不上綜合經營；有的說大寨的經驗連自己附近的生產隊都未推開，還談什麼全國學大寨。

當時參會的農業專家、農業部副部長楊顯東也深覺大寨無科學，因此在回到北京后，組織了60多人參加的座談會，決定「揭開大寨的蓋子」。

1979年春，在全國政協小組會上，楊顯東披露了大寨虛假的真面目，並指出「動員全國各地學大寨是極大的浪費，是把農業引入歧途，是把農民推入窮困的峽谷」。

他還批評道：「陳永貴當上了副總理，至今卻不承認自己的嚴重錯誤。」

楊顯東的發言引發了軒然大波，一位來自大寨的政協委員大吵大鬧，說楊顯東是誣衊大寨，攻擊大寨，是要砍掉毛主席親手培植和樹立起來的一面紅旗。不過，楊還是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

1981年，在國務院召開的國務會上，正式提出了大寨的問題，才把大寨的蓋子徹底揭開了。大寨的主要問題是弄虛作假，而且在文革中迫害無辜，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

此外，昔陽挨斗挨批判並且被扣上各種帽子的有兩千多人，佔全縣人口的百分之一。立案處理過的人數超過三千，每70人就攤得上一個。

劉樹崗上台後，昔陽開始了大平反。1979年全縣就複查平反冤假錯案70余件，許多因販賣牲畜、糧食、佔小便宜、不守紀律、搞婚外男女關係、不學大寨等問題而被處分之人被取消了處分；一些由於偷了一點糧食，罵了幾句幹部，說了幾句「反動話」被判刑的老百姓被釋放出獄。

1980年，昔陽「平反」達到高潮，並持續到次年。全縣共糾正冤假錯案3,028件，為在學大寨運動中被戴上各種帽子批鬥的2,061人恢復了名譽。

（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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