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共對台新政策，我們應該怎樣看待我們的國軍

十九大后中共對台灣現狀和形勢有了新說法；

一是要全國人民認識習近平的統一新概念。

說到台灣，比起毛澤東、鄧小平時代，習近平在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是有發展和變化。毛用『解放』、鄧提『一國兩制』，習把國家統一提在『新時代』的三大歷史任務上，提出統一新概念。

 2018年北京對台政策將延續所謂「兩手策略」，即「反獨促統、齊頭並進、硬的更硬、軟的更軟」。也就是「反獨、促統」局面將更有力度。中共19大會議將解決台灣問題作為其大戰略的至關重要部分，「已經不是留給後人的思路」。

對外關係上，大陸將加劇與台灣的邦交國爭奪、加入國際組織及享有國際組織權利等方面的博弈，加大對台灣的壓力。經濟和文化方面，北京會增強與台灣民間交流，提高所謂兩岸民眾的「心靈契合」，減少兩岸民意對立。比如，為台灣民眾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民眾同等待遇，密集加速便利民間交流的政策措施，以及出台「卡式台胞證」、「准國民待遇」等措施。

二是宣傳台灣形勢受台獨和美國的影響走向嚴峻。

在北京看來，2018年台海形勢更加複雜嚴峻，體現如下兩方面：一、中國發展的態勢已引起美國及其盟友警惕，他們將利用台灣問題與中國抗衡。中共19大報告明確將解決台灣問題和實現中國完全統一，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在北京眼中，這將損害美國在台海地區利益，讓美國更焦慮，干預台灣問題的力度就會升高，插手台灣問題的手段也更直接，使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大。美國國會通過美台軍艦互泊對方港口、通過「台灣旅行法」等，就是這類策略的宣示。

北京認定，島內台獨勢力蔓延，民進黨「引領台灣民眾進行兩岸民意對抗」，兩岸民意進一步疏離的風險持續增大。台灣推進國家正常化，推動「不當黨產條例」和「轉型正義條例」，將「轉型正義」從政治化轉化為法律化，是進一步走向台獨的表現。

 「轉型正義」本身包含「台獨史觀」的落實、「台獨論述」深化、「台獨政策」細化、「台獨實務」生活化。中共擔心，「轉型正義」持續推動，將讓台灣的民主在兩岸問題上轉化為兩岸民意對抗的工具，台灣民意對抗大陸將更明顯和激烈，突發事件更容易發生，兩岸關係的衝突點更容易在偶然性事件上爆發。

三是告訴台灣，中央的 「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已經確定不得修改。

中共19大把解決台灣問題明確提上日程，使「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呼之欲出。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謂分權模式和授權模式的「一國兩制」。分權式統一模式指兩岸以達成和平協議的方式實現在台灣「一國兩制」，即雙方在認同一個中國的法律框架和事實存在的基礎上，達成和平協議。授權模式的「一國兩制」則指，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大陸在必要的時候建立特別行政區，制定台灣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央政府在台灣行使一定的管轄權，包括特別行政區的設置權、組織權、中央立法的管轄權、中央司法的管轄權。

四是警告台灣要自己爭取更多自治的方案。

至於最終採取哪種模式對台灣實行「一國兩制」，北京認為，取決於台灣政府對統一方案的態度，即「台灣越早了解解決問題的迫切性、可能性和現實性，越早考慮『一國兩制』台灣模式的形式和內容，就越能創造既解決國家統一問題，又為台灣爭取更多自治權方案；越晚考慮，就越容易失去各種可能性，等待被統一和授權的『一國兩制』或其他國家治理的方式來治理台灣。」

五是明確統一手段『和平為主，實力為輔』。

可以看出，台灣今後誰執政，誰下野，已不是北京對台政策主要考量因素。2018年起，北京最關心如何改變台海「不統」現狀，製造條件逼迫台灣面對北京統一的訴求，加速解決台灣問題進程。習近平時代的對台政策特點是，不再沿用鄧小平時代的妥協式和平統一，而是實力基礎上的俯視性脅迫統一，即不再等、不再拖，全力完成統一。其發展值得台灣和海外關注。

北京提出，台灣越早考慮『一國兩制』台灣模式的形式和內容，就越能創造既解決國家統一問題，又為台灣爭取更多自治權方案；越晚考慮，就越容易失去各種可能性，等待被統一和授權的『一國兩制』或其他國家治理的方式來治理台灣。

要台灣考慮接受『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台灣又怎樣昵。

現在的民進黨是很難應付了。台灣內部不團結，又沒有明確的目標，國際形勢對台灣不利，只求維持現狀了。

台灣的國民黨人是左右搖擺失去民心。

習近平的『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不一定就會成功，或者有變化根本是個中國夢。

不管怎樣，我們想到的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軍（國軍）前途怎樣昵。

國軍原來全名是『國民革命軍』，是孫中山締造的，是推翻滿清封建統治的革命軍隊，是經過抗日戰爭維護中國獨立自由的國家的軍隊。相信在大陸的中國人也不會忘記他們。

習近平能夠學習俄羅斯的全民和解嗎。

俄國承認鄧尼金為俄羅斯內戰時期愛國將領。

2005年10月，鄧尼金以愛國將領的身份被重新安葬在莫斯科，俄政府還為此舉行了隆重的儀式。此舉被認為是俄羅斯全國和解的一部分。

鄧尼金成為俄羅斯內戰時期愛國將領，這是俄國人將顛倒的歷史真正的反正過來了。

安東·伊萬諾維奇·鄧尼金，蘇俄內戰和外國武裝干涉時期白衛軍首領之一，俄國步兵中將。出生在華沙郊區。1892年和 1899年先後畢業於基輔步兵士官學校和總參學院。參加過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歷任旅長、師長。1916年秋任羅馬尼亞方面軍步兵第 8軍軍長。

 十月革命后，鄧越獄逃往俄國南部，與科爾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組織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艦隊,"士官生",頓河哥薩克,高加索各地區,,烏克蘭軍區白軍組成的「志願軍」進行反對蘇聯共產黨的軍事行動。1918年4月，鄧成為這支軍隊的指揮官(即任「志願軍」司令)。同年秋，在協約國扶持下擔任「南俄武裝力量」總司令，在其盤踞地區建立地主資產階級軍事獨裁統治。他率領白衛軍從頓河出發由南方北上，大舉進犯莫斯科，並幾乎攻佔莫斯科，但10～11月被紅軍擊潰。進攻莫斯科失敗和北高加索白衛軍被粉碎后，鄧率部退入克里米亞半島，他的領導地位也被迫交給彼得·尼古拉耶維奇·弗蘭格爾。

 1920年4月5日，鄧尼金攜家人來到英國，8月來到比利時，開始編寫五卷本著作《俄國內亂史》。1926年，鄧尼金定居法國繼續從事寫作。1936年，他主辦一份名為《志願軍》的報紙，被視為世界各地200萬白俄流亡者的精神領袖。

中國也有愛國將領，也有總司令，習近平能夠正視這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