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訪全國最大「讀經村」：只讀經 不識字

　　開學四天後，崔小萌（化名）決定退學。她要離開的不是學校，而是一家私塾。崔小萌今年15歲，她在私塾中背誦四書五經。

　　2014年8月23日，一大早，她給父母打了電話，要求接她回去，

　　語氣果斷，但聽著又有些失落：「我是來學國學，不是來背經的。」

　　梧桐山是深圳的最高峰，山腳有著全國規模最大的「讀經村」。在深圳這個以創新為標誌的城市，教育的民間改革也最先發端。三四十家私塾，散落在火柴盒似的民房裡。在巷陌間遊走，冷不丁「某某學堂」、「某某書院」的匾額就出現在門首。而孩子們整齊的誦讀聲，也從窗戶里跳了出來。

　　鼎盛時，近千名孩子放棄了體制內的學校教育，在梧桐山讀經誦典。《論語》、《大學》、《中庸》、佛道老莊……學生們朗朗而讀，喁喁而誦，在一遍遍的記誦中，將聖賢之言裝進腦子。

　　自2004年第一間私塾開辦，這場投注無數人心血的教育實驗，已經持續十年。在京、滬、浙，乃至全國各地，私塾、學堂、讀經聯誼會等已超過3000所，影響了上千上萬的家長和孩子。

　　如今，這場體制外的實驗走到了十字路口。

　　　耐心耗盡，動蕩來了

　　「以後梧桐山的聖賢，得一卡車一卡車地往外拉啦。」

　　「今年，讀經的孩子比以往少。」一位私塾老師遲疑著說，背後，是一幅至聖先師孔子的行教圖。

　　2004年，畫家張中和辦起了梧桐山第一所私塾，取名「蒙正學堂」。他是梧桐山私塾教育的肇始者。後來，在他的拉動下，小學教師，餐館老闆，也在梧桐山開辦了自己的私塾。數年間，越來越多的國學愛好者匯聚這裡，租民房，掛上學堂的匾額。梧桐山從一個寂寂無名的山村，一躍成為民間國學教育的重鎮。

　　張中和喜歡南懷瑾描繪的讀書畫面—「一群烏鴉噪晚風，諸生喊破好喉嚨。」

　　培養這個時代的聖賢之人，才是張中和的理想。「我的教育理想十年來都沒改變。」

　　梧桐山最輝煌的時候，一所所學堂像雨後的蘑菇般紛紛生長，堂主們互相鼓勵，「以後梧桐山的聖賢，得一卡車一卡車地往外拉啦。」

　　但今年，張中和的學生只有最多時的一半。

　　出現同樣狀況的私塾不在少數。

　　「原本期望的教學效果沒有出現。」2009年，劉海峰在梧桐山開辦了己謙學堂，「我們像古人一樣付出了那麼多，但沒有效果。」

　　危機發軔於2013年。

　　這一年，梧桐山讀經時間最長的孩子讀經已近十年，許多則已讀了兩三年不等，按照規劃，他們已經讀完乃至背完了四書、五經。

　　從小讀經的孩子，可以將經典讀得爛熟，但五六年後，家長卻發現他們中的一部分認字都有問題。而那些曾經引以為傲、將整本《大學》、《詩經》、《易經》一口氣吐出唇邊的文字，也早就忘得一乾二淨，若想重溫，只剩吞吞吐吐和自找難堪。

　　這是因為，學生從小隻是跟著老師一遍遍復讀，就和唱歌一樣，聽熟了就能唱，但既不認識音符，也不了解意思。

　　很難說之前沒有人察覺，這更像是一個終於耗盡耐心的故事。

　　「當時家長就『反』了。」在某一家學堂，十幾個家長，接走了自己的孩子。

　　對私塾的失望，迅速演變成一場金融危機。失去了每個學生5萬到10萬不等的學費，這一年倒閉的私塾就有十來所。

　　對一部分堂主而言，更難忍受的是精神上的重創。因為私塾的第一個學生，讀得最久的那一個，往往是自己的孩子。

　　劉海峰的第一個學生就是5歲的女兒。

　　曾經每一天，他帶著女兒誦讀古書，將「子曰成仁，孟曰取義」讀得口乾舌燥。他想讓女兒逃離體制教育的深淵，想讓她變得不一樣，換來的結果，卻只是互相辛苦。

　　「她完全不願讀經了。」疲憊的父親語氣累極了。

　　2013年9月，劉海峰關掉了自己的學堂，離開了梧桐山。

　　風雨飄搖，堂主們說，這是梧桐山最動蕩的時候。

　　　十年烏托邦

　　「我們要培養的人物，能夠引領人類前進方向。」

　　現代意義的兒童讀經運動，在中國大陸興起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主要推動者是台灣學者王財貴。隨後二十年，他成為大陸民間讀經運動的精神領袖。

　　在一千餘場講座中，王財貴的理論一以貫之：中國的孩子需要學習中國的經典，學習的方法則簡單明了—大量讀經，大量背誦。

　　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對經典的推崇。「讀童蒙不如讀唐詩，讀唐詩不如讀古文，讀古文不如讀四書五經」。讀了四書五經，其他的也就無需花時間，這被譽為「教育的經濟學」。

　　而讀的過程，也無需講解和認字，不認字的跟著老師讀就好了，學會拼音后就自己看，高深的內容小孩子本就無法理解，而且即使不理解，經典也自有妙用。

　　「讀一遍有一遍的好處，讀一百遍有一百遍的好處。」

　　在王財貴流傳最廣的一次演講中，他舉了一個例子，闡釋了經典的魔力。因為懷孕的母親堅持讀了十個月《論語》，出生的孩子不僅相貌不凡，而且知禮懂事，晚上從不哭鬧。

　　「第一批推廣讀經的人，許多是佛教徒，讀四書五經和讀佛經的感覺差不多。」一位私塾堂主說了自己的理解。

　　這還是一種推廣的「不二法門」，由於不講解，讀經教育中，對老師的要求簡化到了極點，只要是對私塾教育感興趣者，都可以組織私塾。

　　在梧桐山，私塾的堂主和老師們背景各異，輟學學生、茶藝服務員、IT工程師、餐館老闆、報社編輯、健身教練……熱愛國學的人們彙集到梧桐山，他們一邊自學一邊授課，最主要的教材就是王財貴編寫的一套注音版的《國學經典誦讀系列》。

　　憑了經典本身的價值，「老師只有一杯水，但可以給學生一條河」。

　　私塾老師吳太雪在高二時接觸到了讀經，那時她的學習不上不下。聽了王財貴的講座光碟，才恍覺原來經典的價值那麼永恆，立誓將《論語》讀完一百遍，說不定對數學也有幫助。還沒讀完，她就退了學，輾轉來到梧桐山。

　　如今，在她的私塾里，每天都二十四小時循環播放著一位法師對《弟子規》的講解，無論學生是在上課、玩耍還是吃飯，又或者根本不在屋裡，電視里的諄諄教導都永不停休。

　　這是一種混雜著教育觀和文化情懷乃至文化自尊心的理念。人們將對體制教育的不滿投射其中，又將對傳統文化的熱忱附著其上，最後形成的，既有一種宗教性的熱忱，也有一種使命感：「我們是在為國家和民族，培養真正的人才。」

　　讀經的雄心還不止於此。

　　「我們要培養的人物，能夠引領人類前進方向。」一家私塾的堂主說。

　　在這家私塾的教學規劃表上，學生除了要讀背四書五經外，還要在六年的時間內，用同樣的方式，在完全不懂外語的情況下，跟著錄音機，朗讀背誦英文的十四行詩、德文《聖經》、法文《聖經》以及日文的《論語》。

　　與體制內教育的強烈對比，吸引了許多熱忱的家長：學校沉重的課業負擔，白熱化的考試競爭，甚至複雜的人際關係，都推著家長將孩子送入另一種聽起來遠為純粹而雄心勃勃的教育。

　　「現在大學讀出來也找不到工作」、「我想讓孩子了解一些傳統文化，變得知禮」這是家長頻繁給出的理由。

　　「這是一種烏托邦。」北京師範大學國學經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徐梓教授發現，許多讀經教育的推動者，熱衷於培養聖賢，而傳統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他看來，應該是培養既有知識又有文化的現代中國人。

　　「在這個價值多元的時代，傳統文化成了社會產生認同的最大公約數。」

　　劉海峰會告訴家長讀經的好處，在古文方面，讀經一年有高中語文程度，讀經二年有大學語文程度，讀經三年有中文系語文程度，大家都這麼說，「但其實這是不可能的」。

　　　　治「病」學校

　　「這不成了另外一種應試教育嗎？」

　　崔小萌退學的鹿鳴學堂，是梧桐山規模最大的私塾，學生人數常年超過百人。

　　六歲那年，她就在鹿鳴學堂待過一年。那時學堂還沒有搬來梧桐山，在深圳市內的一個小區里。學生只有她和堂主孟丹梅的女兒。

　　每天她和堂主的女兒從早讀經到晚，但讀的什麼都忘了，崔小萌有印象的，是那時堂主的女兒好像得了厭食症，每天背完經吃完飯就要吐。

　　一年後，她被父母接回家。再次來到鹿鳴學堂時，已經十五歲，作為問題少女被送了進來。

　　「老師面前我很乖，但在學校天天打架。」崔小萌留著一頭長發，語音平實，只有當對方表示難以置信，才習慣性地皺皺眉。

　　崔小萌代表了一大批被送來私塾的學生—問題少年。

　　「家長將孩子送來私塾的動機有兩種，一種是真的有傳統文化的情懷，另一種就是孩子太頑劣，在學校混不下去了，想用傳統文化在道德上『治病』。」一位私塾堂主說，現實是，后一種占的比例更大。

　　「有的私塾，完全成了問題少年學堂。」堂主們都認為，這影響了讀經教學的效果，他們抱怨道，管理問題少年，吃力不討好，耗費了大量精力。

　　「我感覺是那一年的私塾產生的陰影，太壓抑了，長大了才要發泄出來。」2014年，當崔小萌再次來到鹿鳴學堂，她感到這種壓抑的氛圍依然存在，她的同學們，那些13歲以上的大孩子，顯得都有些沉鬱。

　　學堂實行封閉式寄宿制管理，不能看電視，不能用電腦，不能用手機，也不準隨便出入。目的是為了將學生隔離於社會的「污染」之外，好讓他們「一心只讀聖賢書」。

　　但崔小萌說，每天讀完七八個小時的經書後，那些大孩子，也會偷偷地抽煙，跑出去上網吧，或者打架談戀愛。每天讀誦聖人的教誨，並沒將他們變成謙謙君子。「有的比我在學校認識的壞學生還要壞。」她想了想，接著補充，「是那種陰陰的壞。」

　　崔小萌來到學堂的時候，堂主的女兒在讀經十年後，已經被送到了北京，進入王財貴開辦的文禮書院。

　　「十年讀經，十年解經」，王財貴為讀經的孩子構想了一個超過二十年的學業過程，先用十年時間記誦中外經典，再用十年時間加以意義的理解。

　　「這也是為私塾的孩子找了條出路。」一位堂主說。

　　2012年9月28日，書院在北京正式成立，這所私塾路上的清華北大，面向全國招生，標準可謂嚴苛，「能背誦經典三十萬字（中文二十萬，外文十萬）以上」。

　　「我的女兒背完了二十萬字，」孟丹梅說，「是作為陪讀生進去學習的。」

　　但一位同學告訴崔小萌，孟老師的女兒曾經說過，她其實想當明星。

　　一直到今年，書院才有兩個學生真正達到了背誦三十萬字的要求，一位還來自台灣。

　　「我覺得這顯然不合理，現在我們國內最有學問的學者，是古典學者，也沒有人能背誦三十萬字。」徐梓對此不以為然。

　　但這個標準卻實實在在改變了崔小萌和她的同學們的生活。

　　原先，對於背誦，學堂並沒有嚴格的要求，現在則有了「包本」的制度，所有學生，都要求將某本經典讀誦百遍后，進行「包本」，也就是一次性背誦，同時錄像，作為以後進入文禮書院的證據。那些原本幾年前就背完了的學生，由於沒錄像，背了也不作數，重背時，又早忘得一乾二淨，狼狽不堪。

　　這成了一種變相的考核，學生和老師，圍繞著「進書院」開始緊張地運轉，一堂讀經課的時間也從六十分鐘增加到了一百分鐘。

　　「讀經的學生，不上書院是沒前途的。」老師們這麼動員他們。

　　「多一個上書院，學堂的名氣就大很多，方便招生賺錢。」崔小萌說，一個學生一年的學費是五萬塊。

　　「我不想上書院。」崔小萌的同學劉靈（化名）也和她在同一天退學了，「但我一說完，老師臉就沉了下來。」劉靈想學中醫，老師告訴她，中醫是聰明人學的。

　　「這不成了另外一種應試教育嗎？」崔小萌本想離開體制學校，沒想到又進了另一所—「讀經學校」。

　　　　唵嘛呢叭咪吽

　　「就像六字真言，不能因為你念了沒用，就怪罪菩薩。」

　　2013年底的時候，凌龍的學堂還只有兩個學生。到了今年夏天，他的學生就有了十多個。其中七八個都來自張中和的學堂。

　　凌龍曾經是張中和學堂的讀經老師，2012年，他開辦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凌龍學堂。

　　在梧桐山，發生的第一場變革是放假。「原來學堂不放假，沒有暑假，也沒有周末，一個月半個月放一次。」不放假的原因，一是防止學生受到家庭、社會的「污染」，二是害怕學生放假了就不來了。

　　這種精神上的緊張情緒在梧桐山貫穿多年，無論學生還是老師，都被這種馬拉松式的「無休狀態」折磨。

　　「我的學堂從一開始就要過周末，學生和老師都要休息。」凌龍今年35歲，他曾經是一名健身教練，現在不介意做出改變。

　　「很多學堂是被理念困住了」。

　　2012年，一種新的教學方法傳入了梧桐山，針對讀經多年還不認字的情況，要教私塾的孩子先認字，再讀經。這在私塾的堂主們之間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一位倡導先認字的堂主走在路上，就被其他堂主質問，「王財貴老師說了不用先認字，你怎麼能這麼做呢？」

　　變化發生在2013年，隨著危機的到來，許多私塾迫於壓力，開始反思，尋求改變。

　　原先，私塾教育與體制內教育完全切割，現在，為了照顧那些讀完幾年私塾還要回歸學校的學生，許多私塾開了數學課。「原來宣傳，讀經的孩子，一個月就能學完小學六年的數學，那是假的。」

　　每天讀經七八個小時的私塾，也在減少，有的私塾一天只讀一個小時了，剩下的時間，都花在了學習才藝和體育鍛煉上。

　　但也有一些私塾變得愈發堅定，「我以後只招願意跟我讀十年的學生。」張中和說，現在的變革是一種妥協和退步。

　　「大量讀經是有用的，不能因為你沒做到，就怪罪這個方法。」張中和2013年入了道籍，他有了新的比喻，「就像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不能因為你念了沒用，就怪罪菩薩。」

　　凌龍想的，則是要留住依然相信私塾的家長。他說曾經有一個慷慨的家長，被堂主們戲稱為陳員外，2012年瘋傳世界末日時，還特意為梧桐山的私塾囤了兩百噸大米。

　　「但現在他也灰心了。」凌龍說。

　　如今，梧桐山依然吸引了大批懷有國學情懷的家長，他們將孩子送入私塾，自己也在山上租了房子，陪讀。

　　「我們叫共學。」凌龍有些得意，其他地方只有高考陪讀，只有在梧桐山，才有家庭，為了小孩讀經而陪讀。

　　「這種氛圍需要維護。」

　　「讀經的民間推動者對這一輪國學教育的興起是有功的。」徐梓說。如今，環境本身也有利於私塾辦學，雖然在法律上還是處於灰色地帶，但政府沒有打擊，而是默認。

　　深圳市福田區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嵇成中的態度，代表了一批體制內教育工作者的看法：「對教育的探索是一件好事。」

　　「培養聖賢很難，萬分之一的概率。」張中和說，當然大部分人都成不了，但只要培養出了一個，就算是成功。

　　「梧桐山是開風氣之先的地方，我敢說，十年之後，這裡肯定要出一個聖賢。」這麼說的時候，一個學生走了進來，鞠躬行弟子禮，然後便到一旁彈起了鋼琴，張中和的眼神也變得柔和了。

　　凌龍不知道聖賢是否會出現在梧桐山，但他表示贊同，「這是個需要聖賢的時代，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