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發布的《決定》洋洋洒洒幾萬字,提出了60個題目和幾百項改革課題,彷彿是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靈丹妙藥。但細究其內容,會發現這些治理措施不僅沒有真正為中國經濟紓困,也沒有促進經濟發展。相反,它們主要是政府放棄減輕危機的努力,所謂的「拒絕為中國經濟下猛葯」,其實就是袖手旁觀。把經濟困境的痛苦後果全部轉嫁給民眾,對經濟下行和民眾困苦視而不見,繞過矛盾,借力取巧,政府希望通過時間的推移和廣大民眾的犧牲,為中共幾十年貪腐所造成的債留未來買單,以換取未來經濟的復甦。
習近平的改革大綱,表面上看是為了延續改革開放大業,發展經濟富國強民,實際上就是舒緩上層壓力,應付執政危機的臨時措施。幾乎每一項重大改革措施中,都隱藏著更深層的戰略意圖,具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性。
第一. 軍民融合戰略充分體現了中共擴充軍力的用心。其核心目標是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技術革命性突破,加強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和顛覆性技術創新。重點領域包括信息技術、人工智慧、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生物醫藥、量子科技等戰略性產業。推動這些領域的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根本上是為了實現軍民融合。
這一戰略在表面上看似推動民用企業的發展,但實際上是通過「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方式,藉機發展軍事工業,製造更多先進武器。可以預見,習近平政府將以此作為中國產業的立足點,把巨額資金投入到這些國營事業當中。然而,中國在上述高科技產業的核心技術上仍存在重大缺陷,勢必使這些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面臨難以想象的技術難題。
與此同時,這種戰略也意味著放棄了以小商品生產和輕工業生產為主導的工業體系,片面追求中共軍隊的武器現代化。這樣做的後果是,窮兵黷武的政策將置國家百姓的福祉於不顧。大規模的軍工投資不僅會導致資源的極大浪費,還可能進一步加劇國內外的緊張局勢,危及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此外,這種戰略可能導致民間科技和工業創新活力的削弱。民營企業在國家資源分配中處於不利地位,難以獲得應有的支持和機會,進一步阻礙了中國經濟的全面發展。總之,軍民融合戰略在實現軍事現代化的同時,忽視了經濟多元化和社會福祉,可能使中國陷入技術封鎖和經濟困境,最終對國家的長遠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第二. 發展信息科技的首要目的是加強對網際網路的控制,完善並強化信息流通的長城防火牆,從而及時掌握社會動態,將任何反政府言行扼殺在搖籃中。習近平政府通過加快構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完善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政策體系,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在各個層面和鏈條的普及應用。
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健全了平台經濟的常態化監管制度,確保國家對各大網際網路平台的全面控制和監督。此外,政府還致力於建設和運營國家數據基礎設施,提升數據安全治理和監管能力,確保黨對數據的絕對掌控。通過這樣的措施,數據不僅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也被轉化為打擊反對勢力和維護政權穩定的強大武器。
這一策略意味著將數據視為國家安全的核心要素,通過嚴格的監管和監控,將數據用於政治控制和社會管理。黨管數據的方針,將使得任何潛在的反對聲音和異議行為被迅速發現和壓制。與此同時,政府推動數字經濟和信息技術發展的表面意圖,是提升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經濟競爭力,但實際上,背後隱藏的真正目的是確保政權的絕對安全和穩定。
通過這種方式,政府不僅在經濟層面上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層面上,利用信息技術鞏固自己的統治基礎。這種發展模式可能會導致創新活力的減少,因為過度的控制和監控會抑制自由思想和創意的萌發,從長遠來看,可能對國家的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第三. 重新做大做強國企,開歷史倒車。習近平提出的「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兩個毫不動搖」為原則,即「堅持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但從決定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增強國有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和創新能力,使之做大做強,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這些國有企業是共產黨的嫡系,承擔著壟斷重要經濟命脈,實現新質生產力的主力軍,不惜投入重金,其社會功能和政治功能超越了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成為社會主義的根基。
相較之下,民營企業則被視為非主體經濟,遠離經濟命脈,作為小型經濟體系,主要承擔拾遺補缺的角色。民營企業進入市場后,完全依賴市場調節,優勝劣汰,自生自滅,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部分,難以獲得政府資源和機會,只能在邊緣性產業中生存。
我們知道,在西方發達國家,政府不會與民爭利,主要大型公司都是私營性質,充滿活力,是發明創造和創新科技的主力軍,而不是政府主導的企業。中國幾十年改革的目標,就是要避免國企資源浪費、效率低下的問題,逐漸培養民營企業,使其成為中國創新經濟和豐富市場的主力軍。然而,現在習近平開歷史的倒車,又重新祭出國企大寶貝,希望國企承擔發展經濟和不斷創新的任務,無異於緣木求魚,將中國經濟拉回到40年前趙紫陽總理經濟改革的初級水平。
這種政策導向不僅忽視了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還將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和創新動力的削弱。過度依賴國企,將使中國經濟 缺乏靈活性和適應性,無法有效應對全球化背景下的激烈競爭和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這種做法將極大地限制中國經濟的潛力,阻礙其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第四.財政金融改革實質上就是掠奪。財政金融改革的實質,歸根結底,就是一種掠奪行為。政府在推進這一改革過程中,通過不斷擴大地方政府的稅收許可權和財政支出,實質上是在向民眾和企業收取更多的稅款和費用。這種做法不僅加重了普通百姓和中小企業的負擔,而且還剝奪了他們的基本經濟利益和發展空間。
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將更多的財政職能下放給地方政府,但並未相應增加對地方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和補貼。地方政府為了填補財政漏洞,往往採取提高公共事業服務費用、加大稅收力度等方式,直接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和企業的經營壓力。這種「割韭菜」的做法,實際上是在通過行政手段剝削社會財富,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和矛盾的激化。
同時,金融改革也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政府通過放鬆對金融市場的監管,鼓勵銀行和金融機構加大對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貸款支持,形成了一種虛假的經濟繁榮。這種高槓桿、高風險的金融操作,不僅增加了金融系統的脆弱性,也為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債務風險埋下了隱患。最終,這種以財政金融改革為名的掠奪行為,將會導致更大的經濟和社會危機,甚至威脅到國家的長遠穩定和發展。
此外,政府還通過增加房地產稅,進一步加重了普通民眾的經濟負擔。成立警察稅收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採取強力措施加強對民間的徵稅工作,顯示出政府在稅收問題上的強硬態度。這種強制性的稅收政策,不僅讓普通民眾和企業難以負擔,也使得社會的不滿情緒不斷積累。
第五. 短期措施與長期忽視,全民福利醫療保障流於嘴炮。根據《決定》的精神以及對相關政策的分析,保障社會弱勢群體雖然在短期內被提出,但實際上根本沒有被納入中共執政黨的長期政策框架之中。這樣的政策態度顯露出以下幾個重要問題:
1. 短期措施的虛設:《決定》在談及保障社會弱勢群體時,主要以短期措施的形式出現。這些措施缺乏具體目標和詳細的實施規劃,往往只是為了應付當前的社會壓力,而非真正致力於解決深層次的社會問題。這種做法不僅不能有效改善弱勢群體的實際狀況,反而顯示了政策的短視和應付性質。
2. 減少福利支出的趨勢:在實際操作中,習近平政府的政策往往側重於財政緊縮和支出控制。福利保障的相關措施,雖然在表面上提到,但實際中可能導致福利支出的減少。這種減少往往是以壓縮社會保障資金和削減福利項目為表現,直接影響到弱勢群體的生活水平和基本保障。
3. 無意提供真正的福利保障:習近平政府在福利保障方面表現出明顯的冷漠,政策缺乏對民眾生活實際需求的回應。政府更傾向於通過控制和調整其他經濟領域的策略,而非在福利保障方面做出實質性的改進。這種態度意味著政府並不真正致力於提高民眾的生活質量,也不願意在福利保障上向文明社會靠攏。
4. 政策與文明社會的脫節:在現代社會中,福利保障是評估政府社會責任和人道主義水平的重要指標。相比之下,習近平政府的政策表現出對福利保障的忽視,尤其是在面對社會弱勢群體時。這種脫節不僅反映出政策的非人道主義傾向,也暴露了政府在社會公平和民眾福祉方面的不足。
總之,《決定》的福利保障措施雖然在短期內可以作為應急對策,但由於其缺乏長期規劃和具體實施細則,實際效果有限。習近平政府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注和支持顯然不夠充分,未能在福利保障方面體現出對現代文明社會的承諾。這種政策導向不僅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還可能加劇社會不平等和民眾的生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