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義：民主與領導的悖論（六）改革先把領導改掉

我國的改革，實際上就是從增加人民權利，減少領導開始。比如實行農村承包制，使農業生產有了個私生產的特徵。農民可以決定怎麼樣生產，產品由個人所有並可以上市交易。個人經濟行為有自由，可以選擇從事農業，商業，或去打工。沒有了生產隊長，大隊長的指揮和管制，當然也就基本上沒有了領導。現在的村幹部，已大體不符合領導的特徵（如果實行土地私有化，村幹部更不是領導）。國企改革是要使國企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本意就是要取消企業的上級，減少政府的領導（但在國有制條件下，能不能真正減少政府領導，恐怕很難實現）。發展個私經濟，更是發展一種沒有領導的經濟。個人可以自由投資，自由發展，自主決策，自已領導自已，私有經濟本質上就是一種沒有領導的經濟（但在政府管制，准入門坎大多的政策環境中，難以達到無領導）。顯然，改革的實質意義與正確方向就是減少領導。

有人說，改革是偉大的事業。但我一點也看不出偉大。如果我們建國初期不去搞社會主義，不搞公有制，不搞集體經濟制度，不搞社會管制，不搞城鄉二元化，或者說，政府不去做領導。我們現在的很多改革還需要嗎？比如農村承包制，比如國企改革，比如鼓勵個私經濟發展，比如戶籍制度改革等。當初我們不搞社會主義，我們可能是一個專制國家，可能沒有民主選舉，卻一定是一個有社會，有自由，無領導的國家。我們現在的改革實際上是在糾錯，把因為社會主義而把社會變成組織的過程，又逆轉為一定程度上恢復社會的過程。我們正在還原社會。而社會在建國初期是存在的，由於我們無知，我們曾經消滅社會，現在又還原社會，有何偉大可言？

而且這種還原還處於蹣跚前進之中，進進退退，搖晃不定。表面上看，是意識形態之爭（如姓社社資之爭），是經濟效率之爭（如中國模式之爭），實際上是要領導還是不要領導之爭。雖然我們的改革實際上減少了一些領導，但我們只是為了減少一些對人民生產積極性的壓制，是調動政府與人民兩個積極性來發展經濟的需要，是領導方式方法的一種變革，是「改善領導」。我們並沒有意識到我們需要減少領導直至取消領導。理論界提出黨要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但這一說法很模糊，並非一語中的。現代政治，現代民主，對黨的要求是執政，而不是領導。所以改革的根本是改領導黨為執政黨。

學界對改革的另一說法是實行「大社會，小政府」。這一說法同樣不準確。社會分工日益發達，市場交換不斷擴大，要求政府職能擴大。比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個體之間的聯繫，更緊密，更廣泛，維護個體利益之間的平衡，即經濟秩序，比之自給自足的小生產社會，要複雜得多，廣泛得多。當然要求政府擴大職能。再比如，現代文明程度的提高，人道主義的實行要求政府保護弱勢群體，修補因市場經濟帶來失業的缺陷等，這也導致政府職能的擴大。所以改革的目標說是實行「小政府」，也不盡準確。如果擴大政府職能只是擴大執政職能，並不謀求政府成為領導，政府職能的增加並不能說是「大政府，小社會」，只要政府不成為領導，社會就是強大的。把政府的領導職能改掉，正是我們改革的關鍵。

當體制存在領導時，民主選舉就會發生變異。領導意味著權力，領導的事情越多，權力越大。權力可能產生利益（甚至一定產生利益，阿克頓的名言：權力帶來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爭奪權力就會白熱化。權力越大，利益越大，爭奪越激烈。參與權力競爭的目的，就會從執政理念的實現變異為爭奪利益。而使民主選舉的目的異化。同時，領導擁有調動各種資源與指揮管制民眾的權力，權力就不僅會變成欺壓民眾，謀取私利的工具，還會成為爭奪權力的工具。那些掌控權力的人，就會運用權力來保住自已的權力，或爭奪更大的權力。不管在專制體制下，還是實行民主選舉，誰調動資源與管制民眾的權力大，在爭奪權力的鬥爭中，獲勝的機率就更高。比如，薄熙來搞的重慶模式，表面上看，是一種執政理念。實際上，他利用掌控資源和管制人民的權力，收買學者，操控輿論，壓制不同聲音，製造虛假政績，目的是上位，如果選舉，也確有可能上位。所以，當一個體制存在領導時，自由公正的選舉很難實現。在未取消領導之前，實行民主選舉，出現混亂的可能性特別大。民主選舉則會被異化。

顯然，通過去除領導，做強社會，再實行民主選舉，是有序與穩妥的民主化過程。但現在政府遲遲不願放棄領導，放棄權力，或只有通過選舉或革命才能逼其放棄權力。但這種選舉可能產生混亂甚至暴力。中國政治前景堪憂。

延伸閱讀：

1，胥志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不相容  

2，胥志義：精英與領導             

3，胥志義，人權保障是改革的突破口  

4，胥志義：「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否一定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