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岸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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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生命，是基本的倫理道德

作者：何岸泉於 2013-4-2 23:53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網路文摘|通用分類:網路文摘|已有5評論

「善是保存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的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這是必然的、普遍的、絕對的倫理原理。」

「施韋澤反覆從人類道德進步的角度闡明有限倫理髮展為無限倫理的意義。他認為，人類同情範圍的擴大是人類道德進步的一個基本標誌。未開化的人的同情範圍限於氏族之內（何岸泉註：今天的中國人只把同情範圍限定在親朋好友之內，所以，按照施的定義，今天中國人，仍舊屬於未開化人），奴隸制把人分為自由民和奴隸。」

編者按：敬畏生命，也是一種倫理道德。

有一個人，一位德國人，他創造了一種學問，叫做「敬畏生命倫理學」。他不但創造了這門敬畏生命的學問，他也以他自己的行為和生命，印證了敬畏生命倫理學的偉大。

他，就是20世紀西方倫理學家，阿爾貝特·施韋澤（Albert Schweitzer）。

在 20世紀的歐洲，阿貝特施韋澤位家喻曉的人物，他於1875年生於德國的阿爾薩斯，青年時代才多藝，不僅是神學博士和哲學博士，而且是一位享有盛的管風琴演奏家和巴赫音樂的研究。三十八歲時取得醫生執照，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到洲去，到那未開化的黑暗大陸──非洲去。隨後，攜妻子起前往非洲的蘭巴雷內（現在屬於加彭），在那裡，他創建了自己的診所，務為當地居民治病，六十如一日，歷盡艱辛，直到與世長辭。

阿貝特· 施韋澤在其獨特的、豐富的、漫長的人生歲月中，不僅傑出地實踐了人道義，而且多次回顧了自己的生平和思想，並在宗教、哲學、音樂等領域中，以文學家的風格和思想的深度發表了大量論著，晚年更是發出了多次反對核戰的呼籲，留下大量寶貴的文獻。

在 20世紀的偉人中，施韋是一個值得重視的人物：他不僅是一個行動的人道主義者，而且是一個獨特的思想家。作為世聞名的偉人，他體現了古希臘個人全面發展的理想和基督教博愛精神的完美結合。作為印度思想和中國思想的究者，他又是綜合東西方文化的出代表。愛因斯坦這樣評價他：在20世紀西方世界，施韋澤是唯一能與甘相比的具有國際性道德影響的人物。1952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維基百科是這樣介紹他的：艾伯特·史懷哲（德語：Albert Schweitzer，1875年1月14日－1965年9月4日），德國阿爾薩斯的通才，擁有神學、音樂、哲學及醫學四個博士學位。他生於當時德國阿爾薩斯-洛林凱瑟斯堡，半年後舉家遷往昆斯巴哈定居。當地位於法國與德國的邊境，所以在孩童時期能運用德法兩個語言。因為他在西非加彭創立蘭巴雷內醫院，所以在1953年獲得1952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

以下轉貼《對生命的敬畏:阿爾貝特·施韋澤自述》一書的中文譯者陳澤環的【陳澤環：施韋澤的敬畏生命倫理學述評——《敬畏生命》中文增訂版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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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澤環：施韋澤的敬畏生命倫理學述評——《敬畏生命》中文增訂版導言

在 20世紀的西方倫理學家中，阿爾貝特·施韋澤（Albert Schweitzer）①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人物：他不僅是一個行動的人道主義者，而且是一個獨特的思想家。作為舉世聞名的偉人，施韋澤體現了古希臘個人全面發展的理想和基督教博愛精神的完美結合。作為印度思想和中國思想的研究者，他又是綜合東西方文化的傑出代表。偉大的科學家阿爾貝特·愛因斯坦說過，在 20世紀西方世界，施韋澤是唯一能與甘地相比的具有國際性道德影響的人物。因此，本文試圖通過初步述評施韋澤的倫理學，為研究這位重要人物提供些資料和看法。

　　一 .敬畏生命倫理學的產生和發展

　　施韋澤1875年生於當時屬於德國的阿爾薩斯。青年時代，他就是一個著名的管風琴演奏家和巴赫研究家，同時又是哲學博士（1899）和神學博士（1900），在歐洲有著比較好的生活條件和遠大的事業前景。但是，為了實現自己直接為人類服務的志願，施韋澤從30歲起開始學醫。在獲得醫學博士學位（1913）之後，前往非洲加彭地區（當時為法國殖民地剛果），建立了自己的叢林診所，義務為當地居民治病達半個世紀之久，直至逝世，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施韋澤的高度道德影響力不僅來自他的人道主義實踐，而且也由於他創立的敬畏生命倫理學：「善是保存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的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這是必然的、普遍的、絕對的倫理原理。」②這段論述概括了施韋澤倫理學的基本思想。當然，為了準確、深入地理解其含義，首先有必要考察施韋澤倫理學的產生和發展過程。

　　像德國文化史中的許多重要人物一樣，施韋澤也出生於一個新教牧師家庭，自幼就受到父親為社區和人類服務的基督教虔誠的深刻影響。③在《我的青少年時代》（1924）和《我的生平和思想》（1931年）中，施韋澤談到了家鄉人們和各種動物所遭受的痛苦在他內心引起的感受，認為思考不殺生和不折磨動物的命令是他幼年最重要的經歷之一。青年時代，對幸福權利的思考成了他內心生活中的大事。施韋澤反覆告誡自己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已有的幸福生活，要多想想世界上受苦的人們，直接為他們做些事情。直到晚年，施韋澤還這麼說：「在許多人受制於壓迫的不自由命運的時代，我能作為一個自由人有所作為，在從事體力勞動的同時，還有從事精神領域活動的可能性，這深深激勵著我。」（第138頁）這一切說明，施韋澤自幼就具有的特殊道德敏感，是他今後崇高道德行為和深刻倫理思考的起點。

　　施韋澤在19世紀末形成自己的思想。當時歐洲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迅猛發展，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各派思想家都在尋找新的出路。在價值取向上，施韋澤贊成托爾斯泰的真正人道和質樸虔誠，反對尼采「超人」的主人道德所產生的危險作用。對於如何評價歐洲19世紀的發展問題，施韋澤反對流行的實證主義思潮的「進步」信念，強調文化的本質不是物質成就，而是倫理。由於現在西方社會的物質文明過分地超過了精神文化的發展，因此西方文化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施韋澤更確信自己關於西方文化衰落的判斷，並努力探索一種深刻的、有活力的倫理文化。在他的主要哲學著作《文化哲學》（1923）中闡明的敬畏生命觀念，就是這種探索的結論。

　　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浩劫，特別是核武器的製造和使用，使施韋澤把他的道德活動和思考的重點從個人行善轉到有關當代人類命運的最重大問題：戰爭與和平。在《當今世界的和平問題》（1954）等文中，施韋澤指出掌握了核武器的現代人類已經成為超人，但由於非人道的思想，人類作為超人卻成為非人，面臨著毀滅的危險。因此，不能放棄反對戰爭的任何嘗試，尤其是以倫理為根據的嘗試，這是爭取和開創一個沒有戰爭的時代的關鍵。施韋澤堅信，個人或各民族的信念，決定著戰爭的有無、核武器的存毀。從而，人道信念在當代具有世界史的意義。人道信念存在於所有人的心中，敬畏生命則是點燃它的火種。正是基於敬畏生命倫理的內在必然性，施韋澤晚年成為保衛世界和平、反對核戰爭的鬥士，獲得了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在內的許多榮譽。

　　總之，以同情心和責任感為主要內容的道德敏感，對近代西方物質主義文化的批判，反對核武器對生命的威脅，這三種因素是理解施韋澤倫理學產生和發展的關鍵，同時也表明了它的基本社會內容。施韋澤的心理特徵使他在20世紀西方倫理學家中獨樹一幟，成為言論和行動統一的典範，具有特殊的道德感染力。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主義等現象，使施韋澤的倫理學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儘管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不能只限於物質主義，但這一批判不僅對於揭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而且對於在新世紀建設我國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啟發意義。改變人的非人道信念是世界和平的最重要保證，這麼說確實有些理想化；但和平與人道信念畢竟是實現和平的必要前提。因此，對於世界和平問題的強烈關注，使施韋澤的倫理學獲得了廣泛的社會歷史意義。

　　二.敬畏生命倫理學的理論內涵

　　在闡述敬畏生命倫理學的理論內涵之前，有必要簡明扼要地說明一下施韋澤的哲學觀念和方法。施韋澤認為：「哲學的最終使命是成為普遍理性的引導者和監護者。」④在他看來，哲學應該研究關於個人、社會、民族、人類和文化等基本問題，提供樂觀主義和倫理的文化信念，而不應只成為關於科學和自身知識的堆積。就方法而言，施韋澤採取了笛卡兒式的反思自我意識的方法：「人的意識的根本狀態是：『我是要求生存的生命，我在要求生存的生命之中』。有思想的人體驗到必須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樣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體驗到其他生命。」（第9頁）當然，作為反思的基點，笛卡兒的「我思」由這裡的「生命」所取代。

　　從而，施韋澤把「敬畏生命」作為其倫理學的核心範疇，其中「生命」一詞與通常「生物」的含義相同，指包括人、動物和植物在內的一切生命現象。「敬畏」一詞在德語中具有「崇敬」和「畏懼」的雙重意義，表達對生命的一種虔敬態度。因此，敬畏生命作為一種心理特徵和行為方式，是施韋澤最基本和最深刻的道德要求。作為一種倫理學的論證方式，它不同於近代歐洲以認識論為基礎的倫理學傳統，創立了倫理學的生命本體論：施韋澤既把生命當作一種自然現象，又把生命當作一種道德現象，從生命的道德意義出發考察包括人在內的一切生命及其相互關係，並由此提出其倫理學的一系列基本原則。

　　施韋澤認為，自然作為一個自發過程不懂得敬畏生命，它最有意義地產生著生命，又毫無意義地毀滅著它們。但是，自然作為生命在人那裡達到了自覺。人一方面受制於利己主義的生存競爭，另一方面則能對生命施加各種影響。人所有德性的根據在於：「只有人能夠認識到敬畏生命，能夠認識到休戚與共，能夠擺脫其餘生物苦陷其中的無知」。（第20頁）敬畏生命的人能夠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拯救其他生命。把這種奉獻給生命的行為當作自己最大的幸福。

　　對施韋澤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是：敬畏生命不僅要求敬畏人的生命，而且要求敬畏動物和植物的生命。他不滿足於歐洲哲學否定善待動物和善待人類是絕對相同的倫理要求的傳統，強調要「把愛的原則擴展到一切動物」，（第76頁）以實現倫理學的革命。這就是說：「敬畏生命的倫理否認高級的和低級、富有價值和缺少價值的生命之間的區分」。（第131頁）因為，「作為這種區分的結果是這樣的看法，似乎有毫無價值的生命，傷害和毀滅它沒有什麼關係。而對什麼是毫無價值的生命的理解，在不同情況下可以是各種昆蟲和原始部族。」（第132頁）

　　當然，生活中的人儘管認為一切生命都是神聖的，但還是無法避免為了保存這一生命而犧牲其他生命的必然性。例如，人類為了生存，必然要把一些動植物作為食物。那麼，該怎麼辦呢？對此，施韋澤回答道：「敬畏生命的人，只是出於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才傷害和毀滅生命，但從來不會由於疏忽而傷害和毀滅生命」。（第133 頁）他意識到自己這種行為的主觀和隨意性質，並承擔起對這些被犧牲的生命的責任。這種責任首先是一種心理敏感，同時也要求相應的行動。它的實質是：人應該儘可能擺脫以其他生命為代價保存自己的必然性。而為這種極其複雜的倫理制定規範，正是當代哲學—倫理學的使命。

　　為此，施韋澤提出了敬畏生命倫理學的兩個基本原則：肯定世界和人生、倫理。所謂肯定世界和人生，是一種對待社會生活的樂觀主義態度，類似中國儒家傳統的積極「入世」精神。它要求個人承擔起對一切生命的責任，為實現人的最高價值而努力。所謂倫理是一種客觀的、普遍的道德準則，它要求敬畏我自身和我之外的生命意志。這裡的關鍵在於，生命是倫理的基礎，倫理比無私更高；無論為己為人，都不能成為傷害和毀滅生命的理由。至於這兩個原則的關係，其中倫理更重要；通過敬畏生命，這兩個原則成為一個整體，成為實現倫理文化理想的動力。

　　可以說，正是這兩個原則使施韋澤的倫理學具有獨特的積極的社會作用。如果比較一下它與叔本華、尼采和薩特哲學的關係，這一點就更為明顯。施韋澤和叔本華都認為生活中充滿了痛苦，但與叔本華悲觀主義的滅絕生命意志不同，他的樂觀主義的生命意志要求實現所有生命的最高價值。尼采也肯定世界和人生，但施韋澤反對他的強力意志和主人道德，要求解答生命意志的奉獻之迷。施韋澤認為個人決定在道德生活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使我們想到薩特。但不同於薩特把個人自由選擇絕對化，施韋澤確立了個人選擇的普遍規範。

　　以上對敬畏生命倫理學理論內涵的初步概括和分析表明，敬畏生命就是要揚棄生命意志的自我分裂，實現生命意志的休戚與共。生命意志的休戚與共在實踐上體現為人為生命進行的一切救助活動，包括慈善行為、保護動植物、反對戰爭和核武器、保護環境等等；在理論上則具有樂觀主義和倫理相結合、個人選擇與普遍規範相結合等特點。然而，最能說明敬畏生命倫理學理論內涵實質的是這樣一個命題：「人越是敬畏自然的生命，也就越敬畏精神的生命」。（131頁）

　　這就是說，施韋澤的倫理學作為一種道德信念，從綜合了人和自然的生命範疇出發，提出了道德的生命本體論原則，揚棄了道德生活中人和自然的區分和對立，促使人們重新思考對人類、對動植物、對整個自然的關係。人連對動物、植物的生命都要敬畏，難道能不敬畏人的生命嗎？這樣，敬畏生命的倫理學就不僅擴展了人類的道德責任和活動的領域，深化和強化了人的道德意識，而且由於強調積極入世的原則和創立者本人的身體力行，成為20世紀具有特殊道德感召力的倫理學說之一，促使人們在當今世界中實現更高的文化理想：「實現進步和創造有益於個人和人類的物質、精神、倫理的更高發展的各種價值」。（第10頁）

　　三.敬畏生命倫理學的歷史地位

　　如果說，以同情心和責任感為主要內容的道德敏感，對近代西方物質主義的文化批判，反對核武器對生命的威脅，是敬畏生命倫理學產生和發展的基本線索，表達了它的社會內容；揚棄生命意志的自我分裂，實現生命意志的休戚與共是它的理論內涵；那麼，從有限倫理到無限倫理的發展，揚棄以主體（人）和客體（自然）的區分為基礎的近代歐洲倫理學，創立強調人和自然統一的現代新倫理學，則確定了敬畏生命倫理學在倫理學史中的地位。以下，結合敬畏生命倫理學的思想淵源和形式特徵對此作些分析。

　　從思想淵源的角度來看，敬畏生命倫理學繼承了歐洲哲學—倫理學的人道主義傳統，但也在相當程度上得益於基督教和中國古代哲學。施韋澤作為一個開放的神學家，認為基督教的本質是愛，這種愛體現在耶穌的形象中。人通過敬畏生命，就能夠與耶穌、上帝、無限成為一個整體。在這一意義上：「敬畏生命的世界觀具有宗教的特性，承認和實行它的人具有根本的虔誠」。（第134頁）

　　此外，施韋澤系統地研究過印度和中國的思想。他讚賞印度思想家的不殺生和非暴力思想，但不贊成他們否定世界、人生（出世）的態度和種姓觀念。比較起來，施韋澤對中國古代哲學的評價更高。孔孟老莊的人道思想、和平信念、對動物的同情，儒家的「入世」態度，莊子對機械文明的批判等等，都容納在施韋澤的思想中。 1945年5月，當他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消息時，施韋澤從書架上拿下了心愛的《老子》，與東方先哲產生了深深的共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第31章）由此可見，敬畏生命的倫理學不僅繼承了歐洲思想的優秀傳統，而且也是東西方倫理的融合。顯然，了解這一點對於把握敬畏生命倫理學的歷史地位是很重要的。

　　敬畏生命作為最基本的範疇，決定了施韋澤倫理學的非認識論性質和動機論特徵。在現實生活中，保存和促進生命的發展絕非易事，人為此的努力往往微不足道，這畢竟是誰也不能無視的事實。從而，施韋澤認為：「倫理不能從對世界的真實認識那裡得到什麼。知識的進步在於對事實規律日益精確的認識，它使我們得以利用宇宙中的能量。但它同時又迫使我們不斷放棄能夠理解事實意義的希望」。（第90頁）倫理是獨立的、「自律的」，既不能依靠科學，也不需要想象有一個神在統治，它是樂觀主義的意志和希望。因此，施韋澤強調，敬畏生命倫理的關鍵在於行動的意願，它可以把有關行動效果的問題擱置一邊。「對世界來說，重要的是這一事實本身：由於已經變得倫理的人，充滿敬畏生命和奉獻給生命的意志出現在世界中」。（第25頁）

　　顯然，敬畏生命倫理學的生命本體論、宗教性質、對東西方倫理融合等特徵，使它在現代西方倫理學中具有獨特地位；但施韋澤認為，使自己的倫理學同其他倫理學區別開來的關鍵在於：敬畏生命倫理學的完整性。只涉及人對人行為的倫理學是不完整的。由於「倫理就其全部本質而言是無限的，它使我們承擔起無限的責任和義務」，（第76頁）因此，「只有當人認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聖的時候，他才是倫理的」。（第9頁）這裡，我們涉及到了敬畏生命倫理學在倫理學史中地位問題的關鍵。

　　施韋澤反覆從人類道德進步的角度闡明有限倫理髮展為無限倫理的意義。他認為，人類同情範圍的擴大是人類道德進步的一個基本標誌。未開化的人的同情範圍限於氏族之內，奴隸制把人分為自由民和奴隸。現代人雖然承認了博愛原則，但至今仍遠遠沒有克服由於種族、宗教和國家等原因引起的疏遠性。克服這種疏遠性正是當代人義不容辭的義務。然而，現代完整的倫理不僅要求克服整個人類之間所存在的疏遠性；而且還要求把同情的範圍擴展到一切生物，這是衡量當代人類道德水平的試金石。必須承認，賦予對一切生命的態度以如此高度的道德意義，這在歐洲倫理學史上確實是史無前例的。儘管弗蘭西斯科·馮·阿西斯（1182—1226）已經指出人與動物建立兄弟關係是來自天國的福音，但由笛卡兒、邊沁、康德所代表的近代歐洲哲學—倫理學傳統，總是認為同情動物的行為是與理性倫理無關的多愁善感，因此可以說，敬畏生命倫理學邁出的這一步是決定性的。敬畏一切生命，保護動植物，保護環境，保持生態平衡等等，在20世紀中後期的西方逐漸成為一種具有廣泛影響的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敬畏生命作為這一思潮的一種開創性學說，施韋澤作為這一運動的典範性傑出代表，成為西方和人類道德進步的一個里程碑。

　　從西方哲學—倫理學發展邏輯的角度來看，講敬畏生命倫理學是西方和人類道德進步的一個里程碑的實質在於：它是對近代歐洲「人為自然立法」的主體性倫理學傳統的超越，是20世紀西方敏感的思想家對近代工業化過程的深入反思，體現了東西方思想在現代文明基礎上的融合趨勢。施韋澤認為，近代歐洲存在著兩種哲學傳統：斯賓諾莎、18世紀的理性主義者和歌德的自然哲學傳統；以德國的偉大思辨哲學體系為代表的傳統。讓自然與世界屈服於人的思想的思辨哲學雖然輝煌一時，但如過眼雲煙；而質樸、簡潔的自然哲學則持續存在，敬畏生命倫理學就是其繼承和發展。顯然，施韋澤這種主張發展人和自然更豐富、更和諧關係的思想，已日益引起眾多思想家的共鳴。

　　施韋澤及其倫理學在當今世界具有廣泛的影響。作為一種建設性的、強調個體服務社會、人類的倫理精神，作為一種主張把包括人和一切其他生物在內的生命都看作是神聖的道德觀念，毫無疑問，也將對新世紀我國人民的精神生活產生有益的影響。因此，介紹和研究施韋澤的生平和思想，也是我們哲學—倫理學工作者一項義不容辭的責任。

　　註：　　① Albert Schweitzer在1992年至1996年的《敬畏生命》中譯本中被譯為阿爾貝特·史懷澤，現根據我國學界比較通行的譯名，改譯為阿爾貝特·施韋澤。

　　② 《敬畏生命》，【法】阿爾貝特·施韋澤著，陳澤環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9頁。以下引此書只注頁碼。
　　③ 參閱【法】讓—保羅·薩特著《薩特自述》，蘇斌等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頁。薩特回憶他的外公查爾斯·施韋澤：「在家人團聚時，他總是說：『路易斯最虔誠，奧古斯特最富有，而我則最聰明』」。這裡的路易斯就是薩特外公的弟弟，阿爾貝特·施韋澤的父親。
　　④ 《阿爾貝特·施韋澤選集》第2卷第30頁，德國柏林聯盟出版社德文版，1971年。

　　（本文原載《敬畏生命》，【法】阿爾貝特·施韋澤著，陳澤環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