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岸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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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的神話：能源說客們如何蒙蔽了我們（二）（ZT）

作者：何岸泉於 2012-8-22 00:2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反核系列|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關鍵詞：能源, 的, 如何, 說客

（二）

第一個神話：

核能是安全的

2006 年夏天的這個中午，在瑞典東海岸發生的一切，讓人們重新記起曾給民用核能留下數十載噩夢的那兩次事故：1979年3 月美國哈里斯堡核電站事故和1986 年4 月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

不可理解的設計缺失，安裝錯誤的重要部件，不負責任的維護手段，特別是對高靈敏技術近乎幼稚的信任——這一切對我們都不陌生：不僅僅是哈里斯堡和切爾諾貝利，還有英格蘭的塞拉菲爾德核燃料再處理工廠、日本的文殊增殖反應堆、日本的東海村核燃料再處理廠、匈牙利保可什的一個核電站乏燃料儲存池，以及德國易北河上的布隆斯比特（Brunsbüttel）和克呂梅爾（Krümmel）核電站。只要有人工作

的地方，就無可避免地會有錯誤發生。我們可以稱自己是幸運的，因為並不是每次在事後被歸類為「無法解釋」的錯誤鏈都會導致像1986 年發生在烏克蘭及其周邊國家那樣的災難。比如，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以北100 公里，福什馬克1 區核能發電站，它僅僅造成22分鐘的恐慌，但是，人們對於反應堆操作人員臨場應對能力以及瓦滕福（Vattenfall）公司的可靠性都產生了嚴重懷疑。自那時起，歐洲北部國家的國有核能企業集團在其他方面也遭受一些難以擺脫的質疑，比如德國的布隆斯比特和克呂梅爾。

自此，福什馬克成為了自切爾諾貝利災難以來歐洲核反應堆「最嚴重事故」的代名詞。國內外專家嘗試回現那一天事故發生的全過程時，得出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情況可能會更糟糕，並且這種更糟的情況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被遺忘的風險

在許多工業化國家，核能倡導者明顯樂於看到圍繞核能所進行的「非意識形態化」爭論。由於受氣候變化和石化能源日益短缺的影響，這些核能倡導者的態度已經演變為「更加鎮靜，更加理性」。除非大選迫在眉睫，否則核能電力生產的支持者很樂於見到這種緊張局勢的緩和。幾十年來，圍繞核能的政治性與社會性，輿論的爭論焦點已經從核能最基本的安全問題轉移到了其對經濟、氣候保護、資源保護及能源供應保障等問題上來。在公眾看來，核能電力從使用角度上講只是眾多電力技術之一，與選擇天然氣電廠還是煤炭電廠一樣，毫無差異。

因此，核裂變技術日益融入到經濟學家所界定的由經濟活力、能源供應保障和環境影響組成的政治能源三角爭論之中。事實上，避免事故的發生和相關的保障措施不是核能發展的目標，因而核能的支持者也很少關注。相反，他們對目前的狀況感到相當滿意。儘管質疑聲如潮來襲，但核能的支持者在掩飾核能技術引發災難的未知性方面卻做得越來越成功，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轉移公眾對核能最根本的安全問題的注意力。這種「進步」並非巧合，而是主要核能國家運營商和製造商多年以來鍥而不捨、刻意追求的戰略成果。

雖然一次成功的視線轉移行為可以暫時緩和公眾質疑，但巨大災難的發生概率卻絲毫不能減少公眾對核能安全的質疑，因為這種質疑是非常必要的。核事故災難所引發的最終危害（比如：事故超過了安全系統的最大預期程度）以及無法完全排除核事故發生的可能性的事實，始終是引發圍繞核能的根本爭論的主因。總的來說，反對核能利用的爭論，是建立於核能客觀存在的危險性之上的。這種危險性的輕重，也是核能在區域、國家和國際層面上是否被公眾接受的依據。自從哈里斯堡事故，以及更嚴重的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后，核能產業希望通過核反應堆「零事故」的事故防範保障承諾，贏回公眾對此技術的信任與支持。早在三十年前，核電站的建造者就做出過類似的承諾，他們聲稱「核電站有其固有的安全性」。由於使用了一種所謂的「被動安全系統」，根本不用擔心繫統崩潰導致核反應堆核心熔毀或者類似的嚴重事故發生，美國人將這種反應堆稱為是未來的「步行距離反應堆」。當時，一位美國核反應堆建造商的首席經理慷慨陳詞道：「即使情況再糟，你仍然可以回家、吃午飯、打個盹，然後再回來，無須絲毫的恐慌和擔憂」（Miller，1991）。這種自誇持續至今，一直未變，仍然是一張寫給未來的空頭支票。早在1986 年，技術歷史學家約阿希姆·哈德考(Joachim Radkau)就質疑這種「零事故」反應堆只是在危機時期信口開河、無理炒作的一個白日夢而已，永遠都不可能成為現實（Radkau，1986）。但這也是這種炒作何以能延續至今的原因。

與此同時，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10個核能生產國對「第四代」核能反應堆採取中立的態度。在遙遠的未來，「第四代」核能反應堆將會取代現有的或者正在籌建中的核能反應堆。下一代反應堆還在興建階段，雖然配備有新型的安全系統，但是不再像之前那樣宣稱自身「絕對的安全」。而且，這些核反應堆會更經濟實惠，更難被軍事濫用，因此，較易為大眾所接受。第一個這樣的反應堆預期可以在2030 年左右開始供應能源。這只是官方說法。私下裡，即使是高調的核能支持者，例如法國能源供應商Électricité（EDF）前主席弗朗索瓦·羅塞里（FrançoisRoussely），也沒有指望下一代核電站可以在2040 年或2045 年之前開始進行商業運營（Schneider ，2004 年）。

由於第四代核能反應堆也無法做出「絕對安全」的承諾，核能工業也悄悄的掩藏了過去所做出的保證。但是，核反應堆日常運作的相對安全是必須要保證的。具體而言，「安全核能」不過是政治新聞領域裡的非專業人士們所津津樂道的：「我們的反應堆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除此也再無其他。這種論調在德國尤其流行，儘管從來沒有任何經得起長期驗證的證據能夠支持這種說法。而且，那些基於20 世紀50 年代和60 年代的知識和技術進行設計、在60 年代和70 年代開始建造的核電站能夠滿足今天的安全級別要求，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法國、瑞典、美國、日本和韓國的核能支持者也對他們的核反應堆做出同樣的表態，只要沒人站出來表示質疑，這些核能支持者們就會繼續這樣標榜下去。事實也是如此，所有國家的核集團都認為他們的核電站達到了國際標準，至少他們在公開場合都是這樣對外宣稱的。由於過去15 年或20 年來軍備製造技術的發展，甚至在東歐，越來越多的言論認為蘇聯建造的反應堆達到了西方的安全標準，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經實現了超越。順便說一下，涉及核能的措辭使用，無需在官方達成共識，因為在全球範圍內幾乎都是一致的——「毫無擔心的必要」。

其實，在很多國家對核電站的關注已經淡化，尤其是對其新一代的政治領導人來說，像哈里斯堡或切爾諾貝利事故已經不再算是一個重要事件。因此，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果在核問題面前保持一種絕對放心的態度，人類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險些發生的災難性事故，如瑞典的福什馬克事故，在公眾熱議數周后，就只剩專家在事後進行討論了。這對於國際核能安全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

德國反應堆的安全水平相對較高，即使這些反應堆是由核能支持者建造實現的，但其安全水平較高的原因仍要歸功於前西德反核能運動的力度——高度敏感的民眾對核能發電站安全性提出質疑，並且要求對其進行持續性的監測。如果這種解釋成立，那麼，正是這些尖銳問題以及大批「批判性的專家型公眾」的存在，才促使這些核電站成為了有史以來故障與事故防預措施最齊備的核電生產企業。時至今日，他們仍然發揮著這樣的作用。遺憾的是，反過來恐怕也是成立的：當公眾注意力減弱，或者在集權體制下公眾呼聲不被注意的情況下，核能的安全性也就會相應的下降。

切爾諾貝利和哈里斯堡災難發生后，那些想繼續使用核能的人們，如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和德國自由民主黨（FDP)1,最終也必須面對一個問題：他們是否想讓核能一直這樣使用下去，直到某一次事故的發生徹底推翻使用核能的可能性。有一點是肯定的：假如2006 年7 月25 日在瑞典福什馬克出現故障的交流轉換器是四個而非兩個，被認為擁有最高技術的國家——瑞典已經是淪為災難現場，那麼在歐洲或美國就將不會再有人談論什麼「核能的復興」，以及延長老化反應堆的使用壽命這樣的話題了。如果這種情況真的發生，不僅僅北歐和西歐數以百萬計的人民要深受其苦，擁有130 個核反應堆的歐洲大陸也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進行物質和精神社會的重建，同時也要面對由此導致的經濟崩潰。而這樣的經濟崩潰所造成的影響，將會遠遠超過目前金融和銀行的危機。對所有核能在其電力供應中占重要比例的國家，將不得不面對一定規模的電力短缺，雖然迄今為止停電的規模在歐盟的絕大多數國家還無法預知，但這種狀況極有可能會持續數十年。同時，許多化石燃料發電站不得不晝夜不息地運作，以緩解由於公眾的極度擔憂而關閉核電站所導致的電力短缺，這樣又會增加環境污染的壓力。好在這一情景沒有在福什馬克發生，感謝上帝！

警惕日常運行中潛在的問題

無可否認，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得益於一般科技的發展，核能技術也取得了一些進展。自世界上大多數商業運行核反應堆建成以來，在信息和通訊技術領域出現了革命性的發展，這使得核電站的控制和檢測更加透明，核電站的日常運行也更加可靠。那些今天仍在運行的老式核反應堆，當它們在籌劃設計階段時，計算機還只能使用打孔卡來保存和處理數據。現代操作系統正在或已經安裝在許多老化的反應堆內。對核反應堆常規日常操作的物理原理和其他複雜過程的貼切理解，甚至可以用計算機模擬和實驗來實現對核反應堆故障的研究，這些都標誌著更高的核反應堆安全水平。今天，反應堆運營商可以利用計算機模擬預演發生事故時所有複雜的情景，這些在20 年或者30 年前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因而在當時核事故的情景也是完全未知的。安全技術人員還可以利用先驗概率分析和更精確的測試控制系統來提高核反應堆的安全性。目前，即使是在舊反應堆上，也正在逐步配備這些系統。反應堆運營商還聲稱已經從哈里斯堡、切爾諾貝利以及發生在日本的嚴重事故中吸取了經驗教訓。他們認為，世界核電運營者協會（WANO）現在已經在整理事故信息並確保相關的數據能夠迅速傳遞到協會成員手中。到2010 年，世界各地的反應堆運營商將能獲得大概13 年的反應堆運作經驗。

但是，這絕不是對一個核電站運行「新安全性」的保證。1986 年以來沒有發生過核反應堆堆芯熔毀事故，並不意味著未來就不會發生。福什馬克只是最近一次最響亮的警告；隨後，在德國布隆斯比特和克呂梅爾的反應堆事故再次發出了警告，結果是這些反應堆在數年之內完全中斷了電力供應。世界上大約四分之三的反應堆和發生災難時的切爾諾貝利反應堆相同。從概率的角度來說，今天或者100 年內都可能會有嚴重的事故發生。因此，13年的反應堆經營經驗並不能改變這種概率事件的發生。1978 年，當核能源工業面對首次發生於哈里斯堡商業反應堆的核心熔毀事故時，反核抗議者在德國散發傳單，對核技術人員關於核安全浮誇的承諾嗤之以鼻：「百年一遇的概率——現在才過去多久啊！」

對於在全球範圍內推動延長反應堆預期使用壽命的舉措，核電站運營管理人員認為「單單從安全性能方面考慮，這完全是合理的」（2005 年8 月12 日，法蘭克福評論報）。沃爾特（WalterHohlefelder），作為德國原子能論壇議會遊說團體主席及核能運營商意昂集團的前主席，嚴肅地宣稱，延長反應堆使用壽命的戰略是「使電力供應更加安全」（柏林日報， 2005 年8 月9 日）。關於這種論調最令人震驚的是，公共部門不再對這些觀點進行質疑和挑戰，尤其是那些支持核能的政客。因為這的確是個很大膽的主張：核電廠與汽車和飛機相反——它越陳舊，安全係數反而越高。多麼可哀，這種主張不僅無視常識，而且也違背了物理定律。

全球核反應堆正在集體「老化」。其實，在這個簡單的非專業術語裡面包含著很多內容——材料技術和冶金學——它不僅涵蓋了單純的損耗，同時也包括極其複雜的金屬零件內部和外表的變化。這種核結構微觀領域的衰退過程通過安全監測系統很難及時精準的探測到，也很難預測由此導致的後果，尤其是在高溫、高壓、高腐蝕環境中，以及在核裂變的中子持續轟擊部件結構的情況下。最近幾十年，腐蝕、輻射損傷、以及核心部件焊接點表面，甚至內部的疲勞皸裂等事故不斷發生。通過監測系統，或電站檢修期間的常規檢查可以及時發現這些問題，通常都是可以避免各種重大事故的發生。然而，嚴重的損壞能否每次都會被及時發現，也只能碰運氣。

在很多國家，由於能源市場自由化和放鬆管制力度的副作用，導致這種情況進一步惡化。對每一個在核電站反應堆工作的工作人員來說，市場自由化意味著更加嚴格的「成本意識」——其直接後果是：裁員，削減定期安全檢查的次數，更短的時間期限，以及由此造成的在檢查和更換燃料時更大的時間壓力。很明顯，所有這些都不會提高核反應堆的安全性。

初步結論：世界上核電站在2007 年的平均使用壽命為24 年，如果反應堆運營商們成功的實現了核電站使用壽命延長至40 歲、60 年甚至是80 年，那麼這一平均壽命可能會在未來被無限延長。發生嚴重事故的風險也會因此而大大增加。即使是所謂的第三代新反應堆的建設，也不會對減小風險起太大的作用。因為在未來的幾十年內，新型反應堆仍然只會佔世界核電站整體中的一小部分。此外，這些反應堆發生嚴重事故的風險也不能被低估。例如歐洲壓水反應堆（EPR），自20 世紀80年代末就已開始籌劃，直到2005 年，才在芬蘭開始樣機建設。即便如此，在評論家來看，它無非仍是對法國和德國目前所使用的加壓反應堆進行部分改良的結果。其思路是，核反應堆堆芯熔解的後果可以由一套複雜的捕獲融化的反應堆堆芯的系統——堆芯捕手——所控制。除去其它方面的影響不計，這種設計思路將大大增加整個核電站的運營成本。因此，在開發階段，反應堆的效率必須被設計的足夠高，才能使這種反應推控制技術無論是核能技術本身還是核能技術利用方面都具有經濟競爭力。

即使在核反應堆運營商內部，關於增長操作經驗、延長反應堆使用壽命是否能夠減少嚴重事故的發生這一觀點，仍然沒有達成共識。此外，考慮到大量不斷在全球引起轟動的嚴重失誤狀況的發生，這種觀點其實就是迴避事實。

以下是已經發生的存在潛在災難性事故的事件記錄（按時間先後，非完全統計）：

d法國壓水反應堆Civeaux 一號，散熱系統水管爆裂，在隔離泄漏、情況穩定下來以前，主要冷卻迴路每小時損失30 立方米的冷卻水（1998 年）；

d英國塞拉菲爾德再處理工廠與日本東京電力公司（Tepco）核電站的安全數據篡改事件（1999/2002）；

d法國Cattenom3 號核反應堆出現了以前從未發生過的核燃料元件損壞事件（2001）；

d德國布隆斯比特反應堆壓力塔附近的沸水反應堆管道發生嚴重的氫氣爆炸；

d美國戴維斯- 貝瑟（Davis-Besse）反應堆容器出現大規模腐蝕，且長年未被發現。在全面運行時，只有很薄的反應堆鍋爐鋼襯防止了災難性的泄漏事故發生（2002 年）；

d匈牙利Paks 核電站中和池中的30個高輻射燃料元件急速過熱，為防止在未受保護的核反應堆區域內發生原子爆炸，在試圖用冷水將其從1200 攝氏度冷卻下來時，這些元件像瓷器一樣裂成了碎片。（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2006）；

d日本柏崎核反應堆遭受強烈的地震破壞，導致變壓器起火，放射性液體泄漏，最終被關閉多年（2007）；

d德國克呂梅爾核電站變壓器起火，最初在切換室內形成煙霧，隨後引起的反應堆系統關閉又造成了的一系列嚴重故障。在核電廠關閉幾乎整整兩年後，重新投入運作后沒幾天內又發生一起變壓器的短路事故，導致油料泄漏和反應器迅速關閉。慶幸的是，這一次變壓器沒有著火（2007/2009）。

在此期間，由於這些明顯無法迴避的事件，使核反應堆運營商在核安全問題上，比核復興的支持者有了更多的關注和認識。核反應堆故障和事故造成的危害和損失，將不僅僅是累加起來達數十億美金之多的經濟損失。

對核電站負責人來說，人類本身的特性可能會帶來嚴重後果，讓他們不得不擔心：人們對日常生活中潛在的危險缺乏警惕性——單調乏味、年復一年的重複勞動使他們無法對潛在的危險性始終保持高度警惕。2003 年，在柏林舉行的WANO 會議上，有發言者直言提到「你們對核反應堆運營商的疏忽大意與自我滿足的觀念怎么看」的話題。與會的所有專家中，只有一位瑞典與會人員警示道：「疏忽大意與自我滿足都會威脅到核能產業的生存」。（Nucleonicsweek，2003 年8 月6 日）。WANO 前日本主席，Hajimu Maeda，指出源於核能產業內部的「一種可怕的疾病」。這種「疾病」始於積極性的喪失、自我滿足以及由於能源市場開放導致成本壓縮的壓力所引發的「對維護安全標準的疏忽」。我們必須要接受並正視它的存在。否則，總有一天「嚴重事故[…] [ 將]毀掉整個核能產業」（Nucleonics Week，2003 年8 月6 日）。三年後，在福什馬克事故發生期間，瑞典國營公司Vattenfall 核反應堆中新的管理疏忽不斷暴露出來，證明這種擔憂確實很有預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