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志願

張國黨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六日

　　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後，我在北京愛國學生的感動下，憤怒地書寫了題為《旗幟鮮明地反對新權威主義，誓死捍衛黨的十三路線--告全國愛國民主同胞書》的討鄧檄文，並向全國寄發。文中嚴厲地譴責和聲討鄧小平屠殺愛國學生的暴行，並強烈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之後，我就成了宜昌市最大的重點清查對象。在停職審查期間，我又寫了題為《旗鮮明地反對新權威主義，誓死捍衛黨的十三大路線--兼論趙紫陽思想》的思想彙報，還寫了《我為什麼不認錯？》、《再說我為什麼不認錯》、《三說我為什麼不認錯》等文章。1997年3月8日，我又寫了《關於時局的聲明》，並向全國寄發。文中堅決要求為「六·四」事件平反，強烈要求在趙紫陽先生的主持下，為「六·四」事件死難者舉行隆重、莊嚴、盛大、肅穆的國家葬禮，讓烈士的靈魂安息。1997年12月25日，我又寫了《給中共中央的公開信》，信中堅決要求為「六·四」事件平反，並要求在趙紫陽先生的領導下進行全面徹底的政治經濟改革，繁榮經濟，以減少失業。國企普遍長期嚴重虧損，黨的總書記江澤民和長期擔任總理的李鵬難道就沒有責任嗎？據此，我強烈要求中共中央撤銷江澤民和李鵬的職務。
　　十年過去了，「六·四」事件死難者的冤魂還不能安息。無數愛國學子在監獄內耽誤學業，耽誤青春，無數愛國志士在勞改營內受苦受難。1.83億人失業，這些失業者不可能富裕，許多下崗失業工人的生活非常艱難，所有這些使我非常痛苦，非常難過，這是我決心奮鬥的原因。
　　十年來，我受了一些磨難。這些磨難使我得到了鍛煉。我已經成熟。孟子日：「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十年的磨難使我能承擔天下的大任。
　　目前，失業率高達27.78%，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呆帳、壞帳高達2萬億元之巨，國有銀行實際上已處在破產的邊緣。
　　經濟蕭條嚴重，政府啟動經濟的政策未見成效。一旦啟動經濟的政策產生成效，不久就會引發通貨膨脹，一旦通貨膨脹，就會引發居民擠提銀行存款的風潮，從而引發金融危機。
　　江澤民大搞「三講"運動。搞鄧小平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禁梏中上層領導人的思想。但學術界已經突破禁梏，思想已很活躍。國學熱越來越熱。馬克思主義已受到公開的批判，有人公開宣布：「馬克思主義是偽科學。」自由主義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熱點。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會、基督教會）在迅猛傳播和發展。佛教的發展也很迅速。各種宗教和半宗教（如法輪功）都在迅猛地發展。中國民主黨已經成立，社會民眾已經日趨向右轉。這樣，官方的左與民間的右已經形成巨大反差。這種巨大反差會導致政治危機。
　　總之，中國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領導全國人民克服危機並開創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是一個偉大的使命，這個偉大使命已經落在趙紫陽、鮑彤和我們的肩上。「要吃糧，找紫陽，張國堂支持趙紫陽；要富強，念耀邦，繼承遺志有我張國堂」這句話將傳遍中國。這就是中國人民的希望。
　　有朋友對我說：「譚嗣同的路很難走。」我對他說：「我走的不是譚嗣同的路，而是葉利欽的路。"他又說：「你沒有資格走葉利欽的路。」我說：「中國的葉利欽必出自民間，因為中國與蘇聯不同，中國有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他說：「我沒有理由反駁你。」
　　作為一個政治家，僅有智慧和地位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顆仁愛之心。子日：「仁者必有勇」。在1989年，仁者必然要站出來反對鄧小平地的暴行。而他一旦站出來，就不可能再當官。因此，中國的葉利欽必出自民間。
　　趙紫陽、鮑彤等高級共產黨人雖然是仁者，但他們都老了。在共產黨內，沒有五十歲以下的著名政治家。而魏京生、王丹等民主人士卻是全國知名。而現在當權的共產黨人不會接受魏京生和王丹。這樣，領導中國人民實現和平演變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到長期支持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張國堂的肩上。中國的和平演變只能由胡耀邦和趙紫陽的繼承人來領導。我十年來努力奮鬥的目的，就是爭取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最高繼承權。我們知道，只有支持胡耀邦和趙紫陽，才有權繼承胡耀邦和趙紫陽。
　　與葉利欽相比，葉利欽站出來是56歲，我站出來時是32歲，葉利欽站出來時，在人們的反對聲中，他病了。我受到的打擊肯定比葉利欽大，而我卻象沒事一樣。這表明，我的心理素質比葉利欽的好。我的學問和思想也遠在葉利欽之上。
　　上帝給了我仁愛之心、堅強的意志、過人的智慧和膽量，是要我完成偉大的使命。
　　我的任務是教育全國的共產黨人，喚醒共產黨人的良知。《三字經》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我相信大多數共產黨人都能恢復其善良的本性。我要把儒家學說傳授給每一個共產黨人，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傳給每一個共產黨人，把自由主義的學理傳授給每一個共產黨人。
　　我號召全國所有共產黨人都應當向顧准學習，走顧準的路，對照五十年來的實踐所產生的惡果，反省自己的信念，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提出大膽的質疑。要象顧准一樣，從共產主義轉向自由主義。
　　大型政論電視劇《河殤》所宣揚的「藍色文明」，其實就是主張走自由主義道路。趙紫陽完全同意《河殤》的思想，我要求中央電視台再次放演電視劇《河殤》。
　　耶穌基督說：「有耳的，就應當聽」。子日：「朝聞道，夕死可矣」。耶穌基督說「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
　　我們應該相信中國天主教吳若望先生撰著的《要理問答六端》。上帝是存在的，人的靈魂是不滅的。每個人死後，其靈魂必受上帝的審判，凡為義的，上帝使他上天堂。本性善良而作過惡的人，上帝使他到煉獄，煉掉了他的罪，再使他上天堂。凡大奸大惡之人，上帝必使他下地獄，用不滅的永火燒他。凡作過惡而肯悔改的，上帝必寬恕他的罪，使他上天堂。
　　凡在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中作過惡的共產黨人，以及迫害持不同政見者的共產黨人，應當到教堂，向神甫懺悔自己的罪，祈禱上帝寬恕自己的罪。上帝是明察的、公義的、嚴厲的，同時也是寬大的。只要真心悔改，上帝必恕他的罪。
　　每個共產黨人必須牢記：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之後的三年大飢荒、餓死了數千萬中國人。十年文革，革死了二千萬人，整了上億人，損失8000億元。所有這些都給人民巨大災難和痛苦。每一個共產黨人必須看到，全國有1.83億人失業。國有企業普遍長期嚴重虧損，就證明社會主義公有制已經失敗。1949年以來的實踐證明，黨的總路線失敗了、人民公社失敗了、大躍進失敗了、文化大革命失敗了、階級鬥爭的理論失敗了，人民民主專政失敗了，計劃經濟失敗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失敗了，所有這些失敗就證明，社會主義已經失敗。
　　社會主義失敗之後，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只有自由主義的道路。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道路。改革開放的二十年，就是逐步放棄社會主義道路，逐步走向自由主義道路的二十年，自由主義是中國的前途和希望。這就是上帝的意志，社會運動的規律。領導中國人民和平地走上自由主義的道路，就是上帝交給我的偉大使命，也是我的志願。
　　截止1997年，外商直接投資已超過國有資本（國有經營性凈資產），個體，私營企業從業人員已達6796萬人。中國走自由主義道路的條件在經濟上已經成熟。
　　海外華人約有5700萬人，他們擁有大量資本，其總額不下1萬億美元。中國一旦走上自由主義道路，海外華人資本就會大量流入大陸，同時也會阻止國內資本外流。因為有許多私營企業主怕「共產」而把其資本轉移到國外，從1989年到1995年期間，有1000億美元的長期資本流到外國。海外華人資本流入和阻止國內資本外流，就可以大量地減少失業。
　　社會主義經濟是一個貪污和浪費的經濟。1949年到1989年，全國投資2萬億元，結果浪費1.3萬億元。浪費投資65%。1989年之後，政府投資浪費仍然嚴重。由於物耗高能耗高，每年浪費2000億元；由於不良產品損失，每年浪費2000億元；每年工程倒塌造成的損失達1000億元。每年公款吃喝2000億元。公車耗資每年3000至4000億元。改革開放20年來，權力資本形成給少數人帶來的好處不下於30萬億元。國際收支統計每年一二百億美元的「誤差遺漏」，表示出我國已經有數千億美元的財富外流。如此嚴重的貪污和浪費，是造成大量失業的主要原因。
　　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制度以及儒家學說和基督教義是根治腐敗的最有效的良藥，也是消除浪費現象的最有效的辦法。
　　為了「六·四」事件死難者的冤魂早日安息，為了被關押的民運人士早日恢復自由，為了失業者早日找到職業，為了社會的永久和平，為了捍衛個人自由，為了徹底否定「消滅私有制」的理論和實踐，為了確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為了恢復和發展私有制並使之永世長存，為了否定「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強盜邏輯，為了確立「選票裡面出政權」的現代邏輯，為了和平地結束一黨專政，為了建立民主自由的代議制共和政體，我必須冒險奮鬥。
　　也許我不夠謙遜，在目前形勢下，所需要的是當仁不讓。子日：「當仁，不讓吾師」
　　人有善願，天必助之，我們要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自由和人道的現代化國家，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上帝在我們一邊，與我們同在，上帝必保佑我們成功。
　　凡幫追隨我們的，沒有官職的必將獲得官職，沒有工作的必將獲得工作。凡幫助我們的，有官職的必將保有官職，有工作的必將保有工作。凡迫害我們的，有官職的必將失去官職，有公職的必將失去公職。
　　我不是一個人在孤立奮鬥，我們的人很多，自由主義思潮已經成為知識界的主流，必將形成不可阻擋的社會潮流，我們必將取得全面的勝利。我們不組織罷工，也不組織示威遊行。我們只致力於縣級人大代表的選舉。我們以言論爭取人心，以選舉獲得政權。在現代社會裡，選票一定要壓倒槍杆子，選票一定要指揮槍杆子。只要我們在全國各縣各區的縣級人大中獲得了多數，我們就能在全國人大中獲得多數，只要我們在全國人大中獲得了多數，我們就獲得了整個政權。
　　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榮譽是軍人的生命。軍人只有服從民選的政治領袖，才能獲得榮譽。參加1989年「六·四」鎮壓的軍人並沒有獲得榮譽，因此，他們內心並不願意干這些有損軍人榮譽的傻事，他們只不過是盡服從的天職而已。只要我們能在選舉中獲得勝利，我相信中國軍人能服從我們的指揮。
　　走別人走過了的路，並比別人更快的速度走，總可以趕上並超過別人。如果拒絕走別人走過了的路，堅持只走自己的路，就可能誤入歧途，陷入沼澤、趨於絕境。這是大多數人的經驗常識。
　　美國人是人，中國人也是人，人與人的本性是一樣的。自由主義的美國能搞好，自由主義的中國也一定能搞好。台灣人是中國人。大陸人也是中國人，自由主義的台灣能搞好，自由主義的大陸也一定能搞好。
　　混亂處，願我們帶來和平；錯誤處，願我們帶來真理；有疑慮處，願我們帶來信心；絕望處，願我們帶來希望。
　　我們要向「紫薇格格」和「還珠格格」學習，用寬恕的大智慧、大胸襟、大氣魄來實現全民族的和解，也就是要化戾氣為祥和。這就是我們對待江澤民、李鵬等非人道主義者們的基本精神。我們要以孔子的仁愛精神和基督精神來愛他們、饒恕他們。
　　中國共產黨在78年的革命鬥爭中，同無數中國人結下了許多血海冤讎。共產黨殺的人太多，整的人太多，餓死的人太多，恨共產黨的人自然也多。只有趙紫陽、鮑彤和我才能把共產黨人從人民仇恨的海洋中解脫出來。耶穌基督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我的志願就是化解那些受害者與共產黨人之間的仇恨，實現中華民族和解。中國人再也不能彼此鬥爭，彼此仇恨了。要徹底否定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全體中國人只有團結起來，中華民族才能與其他強大民族平等競爭，並在競爭中取得成功。
　　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種禍國殃民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難道還要堅持嗎？毛澤東的一生就是靠動員和領導窮人造反起家的。中國現在的窮人也很多，有1.83億人失業，如果現在再出一個毛澤東或洪秀全，中國還有平安嗎？
　　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儒家學說、耶穌基督的福音和源於英美的自由主義的學說，是維護社會和平的理論。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卻是破壞社會和平的歪理邪說。
　　今天的領導人應該明白，共產黨人已經不再是被統治的社會下層的窮人，而是社會上層的領導階層。古今中外歷史上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理論，今天也可以為自己服務，而以前使自己起家的理論，現在可能會為害自己。在1.83億人失業的情況下，失業者造反是最大的危險。想一想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就應該明白這一點。我奉勸今天的共產黨人徹底否定鼓動窮人（或被統治階級）造反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學習過馬克思主義和了解共產黨史的人都知道，煽動人與人之間的仇恨，挑動階級鬥爭，教唆工人農民等下層窮人造反，進行暴力革命，用武力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用政權消滅私有制，建設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留給中國人的記憶主要是恐怖和貧窮，許多人至今還因為恐懼而不敢如實地評價毛澤東。
　　希特勒主義煽動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相互仇殺，而馬克思主義則煽動同一個民族內部的同胞相互仇殺。1949年之前，信馬列者被殺2000多萬人，而不信馬列的人又被殺了多少？這些被殺者不論是否信馬列，都是中國人。我們在電影《大決戰》中看到的那種戰爭場面，真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那些戰死者不都是中國人嗎？1949年之後，共產黨人又自相仇殺。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不都是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的嗎？大躍進之後的三年大飢荒，餓死了數千萬人，全國大多數人挨餓，餓得浮腫。十年文革，革死了二千多萬人，整了上億人，損失80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所有這些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才是禍國殃民的歪理邪說。
　　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要搞清楚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誰是無產階級。今天的共產黨人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因為共產黨人在事實上管理著國有資產。那麼誰是無產階級？1.83億失業者才是無產階級。如果由他們來專政，誰會成為專政的對象？
　　劉少奇、鄧小平都認為自己不是資產階級。在文革中，卻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江青等「四人幫」自認為自己是無產階級，毛澤東死後，他們也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人自己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難道不可悲嗎？
　　我們的原則是忠恕待人，愛人如己，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人之心恕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們不想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也不想江澤民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因此，我們主張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
　　中國的私有企業和企業家是中國人民的希望。他們為許多工人提供工作（即飯碗）。因此，中國人民以後永遠也不會允許共產黨把他們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我勸共產黨還是不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免得自己成為專政的對象。
　　假如共產黨再消滅私有制，整個國民經濟就會崩潰。私有企業主和私有企業的從業人員都不會容忍一個以消滅私有製為宗旨的共產黨。如果共產黨不再消滅私有制，那麼共產黨就不再是共產黨了，既然共產黨不再是共產黨，那麼就沒有必要再叫共產黨。因此，我建議共產黨改換名稱。假如共產黨不放棄消滅私有制的宗旨，那麼在五年之內，中國共產黨會成為非法組織而被取締。因為中國人民不會允許任何政黨消滅私有制。
　　中國社會存在三大頑症：一、國企普遍長期嚴重虧損；二、國家黨政機構臃腫，冗員過多；三、部分黨政官員腐敗無能並怠工。這三大頑症是中國社會的癌症，是惡性腫瘤。現在是癌症中期，正在向癌症晚期轉化。要治癒這三大頑症，就需要動大手術。而醫生自己給自己動大手術，是很難成功的。也就是說，共產黨自己很難克服上述三大頑症。因此，象蘇聯和東歐那樣的劇變，在中國是不可避免的。
　　蘇東那樣的和平演變是全國人民之福，更是共產黨人之福。現在在俄羅斯及獨聯體各國當權的，仍然是前共產黨人。主動求變，大多數共產黨人的利益不會受變革的影響，對抗變革，就會使自己身敗名裂，甚至身家性命不保。如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皈依孔夫子，皈依耶穌基督或皈依佛教，皈依自由主義，是共產黨人的正確選擇。
　　什麼是科學？科學只討論感覺經驗之內的問題，並接受感覺經驗的檢驗。科學嚴格遵循形式邏輯。科學不討論感覺經驗之外的問題。神是否存在，人的靈魂是否存在，科學並不研究這些問題。科學理論並沒有證明神存在，也沒有證明神不存在，以科學的名義宣傳有神論是錯誤的，以科學的名義宣傳無神論也是錯誤的。
　　唯物主義是哲學，所討論的問題基本上不是感覺經驗之內的問題。因此，唯物主義不是科學，混淆哲學與科學的區別，是錯誤的。
　　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鬥爭哲學。事實上也是如此。唯物論、無神論教人天不怕、地不怕，鼓動人們大膽地造反。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破壞社會和平。
　　基督教教義教人正確地處理人與上帝的關係和人與人的關係。歷史證明，耶穌基督的福音有利於人與人的和睦和社會和平。
　　儒家學說是教人自立於社會的學說。歷史證明，《四書》的教義有利於人與人的和睦和社會和平。
　　在中世紀，天主教與君主制相結合。17世紀的英國革命之後，西方否定了君主制，但並沒有否定耶穌基督的福音。科學的發展也沒有否定耶穌的福音。在中國的辛亥革命之前，儒家學說與皇帝制相結合。我們現在必須否定皇帝制，但沒有必要否定《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科學也不能否定《四書》。
　　對照《四書》與《舊新約全書》（即《對經》）可知，儒家學說的基本精神與耶穌基督的福音的基本精神是基本相同的。
　　自由主義在歐、美諸國及中國台灣都取得了偉大的成功，那麼自由主義能否適用於中國？只要中國人與外國人都同樣是人，中國人與外國人有相同的本性，那麼自由主義就能適用於中國。
　　我們相信，明晰的私有產權制度和平等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和靈魂。新聞自由、組織政黨的自由（即結社自由）和平等競爭是代議制共和政體的基礎和靈魂。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設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和建設多黨制基礎上的代議制共和政體。
　　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保護私有財產。政府徵稅收費罰款都必須由人民或人民選舉的議會（或人大）的同意，必須取締未經人大批准的各項收費和罰款，以減輕企業的負擔。這是鼓勵私人投資，繁榮經濟的重大舉措。人大代表應當保護私有財產，必須禁止同級行政機關未經人大批准的各種收費和罰款。必須明確的是，國務院、省政府等行政機關無權批准任何收費項目，只有人大（或議會）才有權批准徵稅、收費和罰款。如果現任的人大代表不保護私有財產，下次選舉時，選民就不要選他，要選舉保護私有財產的人當人大代表。
　　社會是由個人所組成的。個人有活力，社會就有活力；個人沒有活力，社會就沒有活力。相信個人的努力能實現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進步，這是我們的基本信條。
　　什麼是鄧小平理論？概括地說就是「貓論」、「模論」、「摸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四個堅持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三個有利於」等。
　　劉吉先生把鄧小平理論歸納為兩個基本點和反左右教條主義：一是為人民服務；二是實事求是，既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也反對資本主義的教條主義。鄧小平理論的本質就是無經典、無教條、無信仰。
　　鄧小平領導人民摸著石頭過河，現在到了河當中，他不允許人民回到原岸，也不允許人民向對岸游去。
　　必須指出，實事求是是正確的。單靠實事求是不能治理國家。因為不同的人面對同一事實會求出不同的「是」來。而實踐標準是事後標準，不是事前標準。按此治國必然導致爭論不休。一個爭論不休的社會不可能欣欣向榮，不可能有效率，也不可能安定團結。
　　托克維爾說，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共同的教條性信仰，就不會欣欣向榮，甚至不可能存在。戊戌變法之前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子曰詩云的社會。1978年之前的中國是一個言必稱馬列和讀最高指示的社會。當今的社會是一個無經典、無教條、無信仰的社會。這樣的社會，不論什麼問題，都難有統一的意見。現在有一本書叫做《言論中國》，300多位理論家，幾乎一個人就有一種理論，誰也說服不了誰。現在鄧小平的權威也不高，江澤民更無權威。當今的中國社會正在向無權威、無政府狀態發展。因此，當今中國最大的政治任務是立經典、立教條、立信仰，重建中國社會共同的教條性信仰，在此基礎上重建道義權威。俗話說：「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如果沒有共同的教條性信仰，什麼是有理，什麼是無理就沒有標準，於是就只有爭論不休。這樣的社會不可能有效率。
　　我建議全國人民努力學習如下書籍：
　　宋·朱熹的《四書集注》、《舊新約全書》、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阿奎那政治著作選》、[英]洛克的《政府論》、[法]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美]漢密爾頓、傑伊、麥迪遜的《聯邦黨人文集》、[法]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英]約翰·密爾的《論自由》和《論代議制政府》、[英]霍布豪斯的《自由主義》、[美]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張國堂的《中國的福音》（待出版）等。
　　上述著作，是全人類全部智慧的結晶，是經過歷史檢驗了的真理。在未來的中國社會裡，不讀上述書籍的人不可能當官。讀書的目的是明理，只有熟讀上述書籍，才能作一個明理的人。
　　必須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古今中外都沒有成功的先例，在理論上沒有充分的論證。鄧小平理論仍然是空中樓閣，仍然是不切實際的空想。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可兼容，在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或資本主義）之外，沒有第三條道路，這就是蘇聯與東歐發生劇變的根本原因。
　　關於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否兼容的問題，把中國人民分為三派：
　　第一派認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可兼容，他們主張四個堅持，反對市場經濟，反對私有經濟的發展，他們是原教旨馬克思主義，被劉吉稱為左的教條主義，他們可能以鄧力群為代表。
　　第二派認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可以兼容。這是當前中國的當權派，他們以鄧小平理論為旗幟，以江澤民為代表。
　　這一派目前有分裂的跡象。其中一派認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只能探索並改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他們只作一些唱高調的空喊，並無實質的行動；在意識形態上，強調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大搞「三講」運動。這一派以李鵬為代表，江澤民傾向這一派。
　　另一派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公平+市場效率。公有制並非社會主義不可少的特徵。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他們主張按黨的十三大報告進行公開性的民主改革，主張對權力進行制約和監督。在意識形態上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這一派以朱熔基為代表。
　　第三派認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可兼容。社會主義已經失敗，必須以儒家學說和基督教義正人心、安人心、定人心，以自由主義的學理指導中國的政治經濟改革。這一派以張國堂為代表，趙紫陽傾向這一派。
　　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面臨兩條道路：一條是自由主義，另一條是社會主義。1949年在中國大陸選擇了社會主義進行試驗，試驗的結果是：社會主義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也不符合人性。自由主義並沒有在中國大陸付諸實踐。實踐標準並不能否定自由主義。1949年中國大陸放棄自由主義是由於共產黨領導農民在軍事上的勝利，並不因為自由主義在實踐中的失敗。自由主義在歐美和中國台灣的成功證明，自由主義是真理。五十年來，社會主義給大多數農民帶來的只是貧窮和飢餓。目前，工人的大量下崗失業，使工人對社會主義失去信心，中國的工人農民已經能夠接受自由主義。
　　鄧小平理論是社會主義向自由主義和平地過渡的理論。按鄧小平理論不可能建成穩定的社會。因為主張鄧小平理論的人們必然發生意見分歧，以前發生過胡耀幫、趙紫陽與李鵬、陳雲的不可調和的意見分歧。鄧小平在理論上採納胡趙，在人事上支持陳李江，現在又發生了李鵬江澤民與朱熔基的分歧，這種分歧的發展趨勢也是不可調和的。
　　再過三年，江澤民、李鵬、李瑞環、朱熔基、尉健行都年過七十，都要退休，黨內爭奪接班人的權力鬥爭已經展開。鬥爭的激烈會超過以前的任何時期。
　　在這種形勢下，自由主義者必須與朱熔基合作。朱熔基要戰勝江澤民、李鵬，安排自己的支持者接班，他也必須與自由主義者合作，自由主義者在與朱熔基合作的過程中，要把支持胡耀邦、趙紫陽、朱熔基等共產黨人改造成自由主義者。
　　自由主義是中國的前途和希望。
　　隨著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王震等老人的去世，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左派已經失去了對中國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影響力，與江澤民同時退休的還有遲浩田、于永波、張萬年等一大批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參軍的老軍人，還有一大批中央委員和人大常委會的委員等。隨著這一大批老人的退休，鄧小平理論的政治影響力也會激劇下降，隨著文革後上大學的知識精英掌握軍級及軍級以下軍隊的指揮權、省部級以下的黨政的領導權，自由主義的政治影響力會激劇地上升。在五年之內，我的主張將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而成為中國的指導思想。這是不可阻擋的大趨勢。

　　作者張國堂是宜昌市煤氣輸配公司職工
　　 電話：8581508 6241772

2005年5月15日說明：我現在在廣州市打工。電話：020-37210715（宅） 2006年2月13日說明：我於2005年9月11日由於廣州公安部門的壓力而被迫離開廣州，現在在宜昌市生活。電話：0717-6241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