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的政治不好玩

認為民間能通過自我建設形成良好的氛圍促進體制自我改革，是徹頭徹尾的幻覺。

最近中國的這一波抓捕，讓一些原本被認為是安全的人也入了獄，也讓人感受到了新極權的寒意。在此背景之下，許多人開始重新解讀遊戲規則，核心就是缺乏安全感，最近看到的兩篇文章《作家徐曉被捕知識界陷不確定季節》和《做個正常人》都提到不確定性和界限的模糊，即極權之下安全感的缺乏。

其實極權遊戲規則的不確定性從多個角度都能看到，不但持民間立場的不會有安全感，體制內的也難有安全感。體制內沒有安全感不是因為堅持什麼，僅僅是因為規則的不確定，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犯黃永勝晚年與人聊天說，他當年猜到一點毛澤東要搞林彪，人問你既然猜到為什麼不跟，黃答曰：這是能靠猜的嗎。高崗殷鑒在前，不敢瞎猜才是正常的。極權規則的這種不確定性，造就了歷史上經典的政治笑話，即前蘇聯三個囚犯自我介紹，一個因支持州委書記入獄，一個因反對州委書記入獄，還有一個就是州委書記本人。極權之下並非迎合就有好下場，只有李敖這樣的人才敢妄稱碰到文革他能當姚文元，相比之下，黃永勝的不敢瞎猜才算是有感而發的老成、經驗之談，其實即使姚文元本人又何嘗不是瘐斃收場。極權的這種特性造成了從體制內倒下的人的不平衡心態，這些人會質問為什麼是我而不是別人，但是也造成了倖存者謹慎與上級保持一致，對維護權力的統一顯然是得大於失的。

對於已經是組織內的人，清除異己也是有必要的，而且是不是異己也不由你自己說了算。而對於持民間立場不與體制保持一致者，遊戲規則其實要確定的多，那就是這些人都是異己。《做個正常人》一文把和體制保持一致的行為與站在民間立場的行為相比較，並提出溫和與激進的分別沒有意義，如果它說的溫和與激進都是指站在民間立場的行為，顯然這是兩個層面的問題。與體制保持一致固然未必安全，但是持民間立場一定是異己，只不過打擊的範圍有所選擇而已。所謂溫和的行為前幾年能夠上電視、上封面，而今則要坐牢，並非性質有什麼變化，僅僅是極權根據內外形勢所做的調整而已。中國加入WTO和申奧期間都有一段寬鬆期，然而隨之而來的還是打壓。毛主席有云：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政策的一時調整實在不值得百思不得其解。當然從是否的坐牢的標準看，持民間立場的還是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然而可以確定的是，持民間立場者一定不會影響到體制，認為民間能通過自我建設形成良好的氛圍促進體制自我改革，是徹頭徹尾的幻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