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來的延安一代

抗日前後投入延安的知識青年一代，是中共打天下取勝的基幹隊伍，也是建國以來的領導階層，他們經過文革和六四的分化，出現一批有反省力的老黨員，被稱為「兩頭真」，他們像年輕時追求真理一樣否定了中共暴力革命。

十年前，延安一代「兩頭真」領軍人物李慎之先生，於國慶之夜撰下傳世之文《風雨蒼黃五十年》，對為之終身奮鬥的赤色革命勇吐心聲：「五十年的經歷使我不得不認同二千前年伯夷、叔齊的話：『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全人類的歷史都證明了人類的進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戰爭或革命很少能帶來真正的進步。」中共當年聞之猛烈搖頭、如今怕不得不暗暗點頭了。歲月飛逝，又一個十年過去，作為中共勝利的基幹隊伍延安一代知識份子，雖然整體凋零，但他們中的仍有不少健在，仍在中國民主化的艱難跋涉中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包括對革命深入反思。

中共勝利的基幹隊伍：延安一代

「延安一代」指抗戰前後進入中共陣營的知青，一個抗大就出走十萬（包括各地分校），「延安一代」總數估計當在三十萬以上。長徵結束，西路軍失敗，南方抵陝紅軍僅二萬餘，若無延安一代的大量注血，中共不可能在抗戰結束后具備與國民黨爭鋒逐鹿之能力。從隊伍構成上，僅有山上隊伍的「槍杆子」，缺乏來自亭子間的「筆杆子」，也無法走向全國勝利。

二○○一年，李慎之說：「今年七十歲到九七歲這個年齡段的知識份子（當時都叫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批人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骨幹。中國共產黨所以能打敗國民黨，建立新中國，贏得相當民心，取得若干成就，這一年齡段的人的功勞是主要的。」抗戰第一年，八路軍就從三萬餘擴至廿五萬；抗戰結束前，中共黨員百二十萬，軍隊近百萬，國軍亦不過二百餘萬，國共初具對抗實力了。

知識份子的走向預示著社會未來。抗戰初期，國共都意識到誰搶到知識份子，誰就搶到天下。一九四三年，國民黨一百幾十萬黨員，學生黨員僅約三萬，顯然未能搶過共產黨。

延安一代被稱為黃金一代

隨著中共軍政勝利，延安一代高調進城，「延安出身」成為進入新政權上流社會的入門券。文化界、思想界沒有這一出身的昔日主角均退縮邊緣，延安一代一統天下。五五年首批學部委員六十一人，主體即為延安知識份子，尤以延安中央研究院為核心。延安模式規範了幾代人的思想，捏塑了幾代人的價值觀，也是文革之所以得以掀起的社會基礎，最著名的文革要角（如江青、張春橋）均出自延安一代。八十年代，中共將延安時期視為「黃金時代」，呼延安一代為「黃金一代」。

抗戰時期，延安一代中的精英陸續進入中共核心，參贊軍機，成為中共黨軍要角秘書，躋身梯隊。五十年代是延安一代人生幸福度的最高峰值，「延安老幹部」的優越感，頗有少年得志的自滿。文革前，延安精英們大多升至省廳級。他們工作積極，整日忙碌，積極批評別人，認真檢討自己，活得好辛苦，一個個熱情高漲，挾革命以遨遊，抱政治而長終。反右、文革，他們接受革命「淬火」，被打倒，被批判，但未開始集體反思；文革后，延安一代從地方到中央全面接班。八十年代初最為艱難的改革初期，他們與紅軍一代中的開明派合力拱翻保守派，鄧小平的改革思路主要依靠延安一代予以實施完善。隨著改革深入，他們發現改革的最大阻力不是別的，恰恰是他們數十年深信不疑的那些馬列原則。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隨著「中國往何處去」的焦點日益凸顯，尤其六四后，大多「一二九」學運出身的延安一代實在難以認同對學運的彈壓，延安一代出現無可避免的分化。六四后中顧委本擬開除四人黨籍，均為延安一代——李銳、李昌、于光遠、杜潤生。受打壓的延安一代還有李慎之、任仲夷、梁湘、胡績偉、王若水等。這一現象表明延安一代已在思想上政治上與大革命一代、紅軍一代產生原則性分歧，無論價值理念還是政治判斷均產生明顯代溝。在中下層，大多數延安老幹部震慄於六四槍聲，開始思考肇因。他們不再埋頭拉車，開始抬頭看路。中央文件對他們思想的約束力明顯大不如前。離心力的產生，加劇了起於七十年代末的「三信危機」——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危機、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信任危機、對共產主義未來的信心危機。海外也出現被驅逐或「投奔自由世界」的延安人：許家屯、許良英、劉賓雁、王若望、戈揚、於浩成……

文革中，延安一代也出現過大分化，如江青、葉群、張春橋、喬冠華、王力、關鋒、馬天水等，遭到延安一代的集體唾棄，但多局限於形而下道德範疇的好人壞人，六四后大分化卻是形而上層面對「主義」產生重大分歧。從理論層面到實踐層面的質疑，形成一九九二年回應「南巡指示」不可或缺的社會基礎。

九十年代出現「兩頭真」

進入一九九○年代，延安一代分化加劇，出現一批思想上日益脫離官方主流的「兩頭真」（年輕時與年老時對國家人民命運的真誠關懷）人物，如趙紫陽、李慎之、李銳、李普、胡績偉、廖蓋隆、杜導正、王若水、曾彥修、牧惠、穆廣仁、安志文、彭迪、宗鳳鳴、何家棟、何……對於這批到達「兩頭真」車站的延安人來說，實屬極其痛苦的「意外」，或曰不願面對的「意外」。他們當然清楚這一「意外」所裹含的歷史內涵與人生苦澀。因為，他們此時已清晰認識到：造成暴烈土改、慘酷鎮反、悖謬反右、人禍大飢餓、瘋狂文革、經濟崩潰，最根本的致因乃是自己全力提倡的赤色學說，這是比毛澤東更強大的「歷史因素」，也是更隱蔽更實質的禍根。

有一些很簡單的對比：三十年代，機關學校一說到「蔣委員長」就得並腳立正，華西大學的胡績偉曾以此在課堂上捉弄那位最講究「立正」的教官。然而，委員長不過一個立正的動作，幾秒鐘而已；「偉大領袖」則要戴像揮書、唱歌背語錄、鞠躬請罪、無限忠於，萬壽無疆、一日三次，遠比「委員長」麻煩費時。怎麼革了這麼大一場命，最後竟是「胡漢三又回來了？！」送走一位「立正」的委員長，迎來一位得「請罪」的毛主席，算哪門子事兒？！這是出現「兩頭真」的歷史必然。因而「兩頭真」成為推動中共政改的當代東林。

「兩頭真」的出現，含意重大。因為，老年的第二次「真情燃燒」是帶有經驗沉澱的人生總結，不像當年青年革命將極其複雜的社會問題統統歸結為政治黑暗所致，似乎改朝換代一切社會弊端都迎刃而解。此時的「兩頭真」對革命進行徹底反思，認識到革命並非萬能，革命可能要闖大禍，這是一個世紀國際共運最沉重的「人文遺產」。

演出結束髮現走錯了路

如今，左右兩翼的延安一代的聲音還很強烈，畢竟都是九旬左右的老人了，演出基本結束，大幕即將垂閉。他們回首人生，不能不為自己與自己的奮鬥終身的「主義」算算賬。左翼的魏巍、馬賓等人，由於一仍舊腔，甚至要為「五人幫」平反，堅持已為實踐證謬的馬列原教旨。身後跟從者寡稀，日益成為延安一代健在者中的非主流，已無法與「兩頭真」對抗。

二○○八年，李銳先生說了二段大大超過《風雨蒼黃五十年》的最後總結：

毛澤東們選擇的「俄國人的路」，幫助中共黨人經過共產革命，取得了執政地位，但是終究沒有「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豈止是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簡直就是同人類文明背道而馳，遲滯了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進程……運動不已，生靈塗炭，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上億人受到牽連，上演了一幕幕愈演愈烈的人間悲劇，使得國家、民族和社會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甚而至於發生「六四風波」，動用軍隊彈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導致了中國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場悲劇，所有這些，反思起來，都要從上個世紀「走俄國人的路」追根溯源。

無論是蘇俄革命的經驗，還是蘇聯的專制制度，無論是列寧主義，還是斯大林主義，都是對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等人類普世價值的背離。十月革命七十四周年後，蘇共下台、蘇聯解體。事實證明，背離人類普世價值自由、民主、科學和法治，脫離人類文明依靠科學知識即智慧發展的規律，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態都只能為自己敲響喪鐘。這個結果，是中共早期創始人始料不及的。套用一句名言的句式：中國人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從一個錯誤的地方，移植了一個錯誤的樣板。

早一年，十六歲赴延安的何方先生也說：

應該說，我們的路就根本上走錯了。我們建設的不但不是具有無比優越性的社會主義，而且連我們一直在批判的資本主義都不如。因為資本主義總還是在發展，而且發展得很快，我們卻在後退，相對說來也退得很快。……五五年中國經濟佔全球份額的百分之四點七，八○年下降到百分之二點五。……二○○五年也僅佔全世界總量的百分之四點一。這就是說，我們後來這二十多年的快速發展，還沒補夠頭二、三十年落後造成的差距，實在有點對不起祖先和後代。從這裡也引出來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年來，我們究竟建設的是什麼社會呢？

李慎之晚年迭發高論：「社會主義無非是爭取平等，資本主義無非是保障自由。自由和平等都是人類基本的價值追求。但是如果剝奪了自由，連追求平等的自由也沒有了，所以自由先於平等。」明確表述了追求自由先於平等，得先進入資本主義，然後才有可能進入社會主義，真是完全背叛了國際共運的原始教旨——埋葬資本主義是進入社會主義的前提。

無論左右兩翼，延安一代都明白：三十年改革開放，國家經濟起飛並非依靠「延安藥方」，恰恰相反，正是放棄「延安藥方」，改弦更張另起爐灶，才使國家得以掙脫左繩左箍，才得以遵循近在眼前的初級常識。

面對「兩頭真」否定之否定的自評成績單，後人將如何評說呢？千山萬水、雪山草地、頭顱熱血、改天換地，最後竟……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一位革命者頓足捶胸？價值取向上終一生而歷二世，如此截然相反的大落差，石猶碎散，人何以堪！真是玩笑開大了，實在太大了。後人除了再發潼關長嘆，除了從頭收拾舊山河，從數代革命者的滴血經驗中揀拾理性之結晶，還能怎樣呢？

身系重望垂暮身

如今，「兩頭真」隊伍不僅在悄然擴容，而且薪盡火傳，身後跟上來解放一代、文革一代，終究是真神就有跟從者，是真理就有後來人。只是，垂暮之年的延安一代仍身系重望，成為海內外士林對中共改革托望之重心。以目前國情，他們由歷史形成的地位聲望，尚無人可替可代，還得指望他們發大聲、放頭炮，真是難為這些延安老人了。

延安一代六十年（僅指與中共建政同步時段），「兩頭真」以徹底反思之態評述這段尚帶體溫的歷史，當然大大有利於推進當代中國的發展。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第一要素即取決於對當代經驗的利用速率。「兩頭真」能夠自裁其謬、自檢其誤，實在是為延安一代掙回最後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