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血饅頭」
二十五年前,在北京發生了一場大屠殺,世人稱之為「天安門大屠殺」。一代人的時間已經過去,有人試圖把一九八九年的歷史事件變為「非事件」,把一切歷史記錄扔進奧威爾描述的「記憶焚化洞」里,讓從未開眼的人們永遠無從建立歷史記憶,或者讓有過記憶的人重塑記憶,接受黨國對歷史和現實的控制。這種漂白歷史、實施腦控的「美麗新世界」獲得了部分人的認同,以致北京一位署名高雨莘(Helen Gao)的記者在《紐約時報》撰文「忘記天安門」,聲稱:「中國領導人已經從天安門吸取了教訓,把政治從我們的生活中剔除。」她還寫道:「年輕中國人拚命工作,拚命購物。我們不回望。」
不可否認,即便曾親眼目睹或身心投入那場運動,有許多人自願選擇了忘卻。君不見二十五年前,北京屠城送給留美的近十萬留學生每人一張綠卡;今天,不到十分之一的人,甚至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會在「六四」這一天走到公共空間,表達他們的哀思和感恩。有人把代表生命和希望的綠色去掉,從實際的粉紅卡中看到了年輕民主鬥士的鮮血,因此叫永久居留卡為「血卡」。如果想想這十萬人在二十五年間在美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我們甚至可以說,不到千分之一的得利者會為他們的幸福公開感恩。更有甚者,一些人搖身一變成為美國人,馬上折回中國撈名撈利,加入到吃「人血饅頭」的盛宴。
有良知的人依然在抗爭堅守
但是,更多的有良知和正義感的華人是永遠不會忘記一九八九年大屠殺的。其中的緣由多種多樣。或是和我一樣,作為八九一代,我參與了中國現代史上最為壯觀的民主運動,被上海市委認定為上海學運「黑手」,而學生們把我們幾個年輕教師譽為「復旦七君子」。儘管失敗,我為我的選擇而自豪。同時,我的學生參與了絕食,後來我的學生、上海高自聯副主席文江平自殺身亡,我的學生、上海外灘絕食現場總指揮陳雅君失蹤后至今不見蹤影。我的另一位學生、上海高自聯主席姚勇戰(又名張才)至今流亡海外,無法歸國,而他的父親姚文田又因在香港出版有關中國政治的書籍(包括我的《政治維納斯》)而月前被大陸惡判,古稀老人還在遭受牢獄之災。我們還有未完成的事業,所以我們還要戰鬥下去。
或者像天安門母親,她們失去了愛子和愛女,而且亡者和未亡人都還背負著污名,令前者靈魂無法安息,後者良心不得平衡。所以她們還執著抗爭堅守。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看到了「六四」后出生的新一代加入到了還原歷史真相、追思民主烈士的各項活動中。儘管由於二十五年來最嚴厲的高壓,我們無法清楚地知道大陸境內的紀念情況,但在香港、台灣和美國的校園燭光晚會上,我們都看到了成千上萬的青春面龐。
屠殺的常態化、非戲劇化
為什麼此時此刻紀念八九歷史事件,絕不是小事一樁,它與每一位中國人、甚至每一位地球村居民都休戚相關?因為,天安門屠殺是一個致命的政治病毒。對它的容忍、接受和漠視只會讓這個致命的病毒傳染擴散,最終導致極度的邪惡統領政治,吞噬一切權利、公正和道義。
首先,天安門屠殺這一表述需要調整。因為我們看到,一九八九年屠殺首先在三月的西藏拉薩開始,然後軍事戒嚴運用到了五月的北京,北京「六四屠城」是中共獸性瘋狂的高潮,爾後在成都、長沙等地也開始了屠殺行動。在以後的幾個月里,從太原到上海、從瀋陽到廣州、從西安到合肥、杭州、中共又開始了全國性的抓捕行動,無數的民主運動參與者被捕、被關、被失蹤、被槍決。他們不僅有學生,還有大量的市民、工人、農民工和農民。
其次,我們要認清,一九八九年屠殺不是為了「穩定」和「發展」不得已而為之的最後暴力,是標誌著屠殺成為經濟發展和政治治理的一個常規手段。在建政六十多年的時間裡,中共為了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屠殺,後來演繹為政治失誤的濫殺和派系鬥爭的自戕殘殺,到了一九八九年演變為政治治理工具的屠殺,再到後來發展到常規行政的屠殺。屠殺的常態化、非戲劇化,生殺予奪大權的分散化帶來了二○○五年廣東汕尾開槍、二○○八年在西藏、二○○九年和當下在新疆的再次濫施暴力,也讓世人看到了廣東烏坎的薛錦波被當地公安毆打致死;浙江樂清的錢雲會被壓死在鏟車下,湖南邵陽的李旺陽「被自殺」,等等。
習近平全盤接受六四負資產
最後,我們看到,面對鄧小平留下的八九屠殺有毒政治資產,習近平沒有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進行剝離。習近平並非像江澤民和胡錦濤那樣是它的直接繼承人,但習近平連華國鋒結束和否定文革的勇氣和智慧都沒有,他通過「六四」以來最嚴厲的抓捕關押和抵制對「六四」問題的問責,把八九屠殺變成了他自己的政治包袱,直接成為鄧小平有毒資產的繼承人。對暴力治理的全面接受讓習近平獲得了天安門屠殺的所有權。
對暴力的崇拜和對人民的殺戮成為「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貫穿一氣的內在邏輯。它造成的中共自體中毒表現在「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已成為當今習近平政權的權力學:他用唯物論、無神論、大漢族主義、反憲政、極權主義等極端主義來奴役人民,構造他的「中共夢」,試圖建立中共千年帝國。然後,他用國家恐怖主義來行政統治,把中國置於永久的緊急狀態,肆意剝奪人權和侵害自由。這些逆歷史發展而動、反普適價值的做法,讓中國八方受敵、內外交困,刺激各方反抗:台灣開始了「反服貿」、香港興起了「抵制蝗蟲」運動,新疆東突獨立勢力異常活躍,達賴喇嘛提出的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中間道路」卻受到漠視和詆毀,中共的所作所為正在分裂中國,把她帶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中國政治病毒源於共產黨,爆發於鄧小平的八九屠城,流行於習近平全面接受一九八九年屠殺政治的有毒資產。中共暴力政治傳染病早已超越一九八九年天安門的時間和空間,正在四處瀰漫威脅每一個中國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紀念「六四」,要終結政治殺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