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人意識是一種荒謬的觀念,它為政治報復和人類的仇恨情緒打開了一扇泄洪之門。一個人,從周圍的人群中挑選出某些特定的對象,用帶刺的皮鞭抽打他的脊背,用灼熱的鐵鉻頭反覆烙他的身體,或者掐住他的脖子令其窒息,用子彈打爆他的腦袋,然後將其丟進焚屍爐,總之,為了殺死其同類時刻緊繃頭腦中的某根弦,這裡面包含了某些冷酷而又殘忍的東西。
在這個冷血的世界上,那些被界定為「敵人」的人,必須時刻面對來自同類的侵犯、騷擾,乃至拷打,以及在酷刑與拷打之下發出痛苦的呻吟和低哮之聲。除此之外,他還必須時刻面對來自死亡的威脅。作為被社會所棄絕的一個多餘之物,他的存在與否都變得毫無意義。
這種意識,將人們帶入到一種處境。它在每個人的臉上都貼上一個標籤,這是一個由正義的審判官、證人和卑污的被告,施暴者與反抗者,沉默的觀眾、趾高氣揚的勝利者,破壞分子、告密者、劊子手和死者共同組成的世界,一個黑白分明、兩極對立的世界,其中充斥著極端、偏執、猜忌和莫名的仇恨。顯然,這樣一個世界不再是供人們自由棲居的生活場所,在那裡,人們像受驚的兔子一樣時刻警惕周圍發生的一切,他們總是懷著戒備和惡意的眼光去揣摩他人的心理,並隨時準備在必要時出賣任何人來保護自己。
革命總是會伴隨這樣一種情境,並且,這種矛盾一旦被確定下來,就是一種你死我活、有你無我的鬥爭關係,其中沒有任何對話或妥協的餘地,或者供人喘息的空間。它與無數破裂的家庭、妻離子散、斷頭台、血肉橫飛和不分青紅皂白的秘密處決如影相隨,最終,以一方的完全勝利、另一方的死亡悲劇而告終。
這是一種生活方式,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會適應它,即便這種革命自認為它所標榜的原則有多麼美好而又充滿正義。獵殺他人、在他人的腦袋上狠狠地踩踏幾腳,渲泄自己內心的仇恨,亦或相反,自己的頭顱在他人腳下作徒勞無益的掙扎,在他人的追逐嬉戲中遭到逮捕、獵殺,如此不堪的場面對於雙方來說都是極不體面的,既不人道又沒有任何美學上的價值。
這裡面隱含了一些道德主義的東西,他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應當處在同一水平面上,在這一領域並不存在普遍性與特殊性之分,一個人否定他人的生命及其價值,同時也是在挑戰生命現象這一觀念本身。真正持久的和平以及正義的實現永遠都不可能紮根在屠殺和虐待生命的心理學基礎之上。在此意義上,即使是一個罪大惡極的人,他的生命權利也是不能被輕易剝奪的,除非簽署這一死刑命令的人以及那些行刑者們在實施這一想法之前,就已經考慮好了用自己的生命作為對這一極端人類行為的補償。
相形之下,革命者的世界意味著完全不同的東西。在那裡,「敵人」的存在不僅是革命精神賴以運轉的原動力,同時也是革命者自身存在的價值所在。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種族,一旦被貼上「敵人」的標籤,就意味著他們從此失去做人的正常權利,成為某種毫無價值的社會寄生蟲,因此,他們遲早會從社會的肌體中被清除乾淨。而對於革命者來說,這份工作恰恰賦予他們的生活以全部意義。「階級鬥爭」正是這一思維的產物,那些資本家、土地主、舊世界里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同路人、自由主義者、宗教異端份子,成千上萬地從人群中被識辯出來,像待宰的牲口一樣,遭到系統的羞辱、玩弄、鞭打和獵殺。伴隨這一歷史進程,「人權」這一觀念被以「進步」之名行進的抽象歷史觀所取代。
1989年以及更晚一點,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歷史性時刻。「蘇東劇變」還原了事實的真相,將革命的無上榮光從充滿啟示錄般意義的聖壇上拉回到殘酷的現實世界之中,同時也揭開了社會主義的神秘面紗。在革命的意識形態鼓噪之下,它策動那些被仇恨和憤怒所充滿的人們向其周圍的鄰居們宣戰,從而挑起了一場荒誕的人與人之間的內部戰爭。這場戰爭除了給人類行為打上獸的印記,在所有人的頭腦中套上一根恐怖的鎖鏈,由此營造出一種脆弱的、用帶刺鐵絲網圍困起來的虛假和平氛圍之外,沒有任何值得稱道的東西。至於那些圍繞社會主義所發明的關於真理的語言,僅僅是革命的鼓吹手以及那些狂熱卻又置身於被催眠狀態的精神錯亂者們的一派胡言亂語而已。
今天的共產黨人被他們自身過時的思想意識所捆綁,並沒有從他們的前輩們那裡汲取到什麼新的東西,他們或許很難理解一個淺顯的道理:依靠踐踏和虢奪他人生命得來的安全感既不真實,也不可能持久。在篡奪權力的過程中,這種殺戮行為似乎還可以借未來美好的名義為自己的所作所為作辯解,但眾所周知,改進社會的努力,永遠也不可能通過迷信暴力、製造屠殺的殘酷現實來完成。
事實上,他們的前輩們留給其政治承繼者最深刻的啟示是:「革命」會成為一個不斷自我實現的預言,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揮之不去的夢魘——最終,除了「敵人」的意識可以永存於世,沒有什麼東西是在他們的世界中可以真正流傳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