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共的第五個現代化

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為全面深化改革確定的總目標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海外媒體立即進行總結，將習提出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加在「四個現代化」後面，變成「第五個現代化」，並認為「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是21世紀世界主要國家政治變革的重要特徵，這也是當前中國變革的方向。

但這家媒體沒有去翻尋第五個現代化始作俑者，而這正是大陸媒體不提第五個現代化的原因所在。1978年，魏京生在北京西單民主牆簽名的大字報將民主列為第五個現代化目標，大字報呼籲中國共產黨將民主加入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四個現代化成為第五個現代化，第五個現代化也因此被稱為中國人權運動的歷史路標之一，而魏京生們因民主人權要求，長期遭受黨國政府迫害，併流亡海外。

稍加比較，我們會發現，中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魏京生們提出的「現代化」即政治民主化，還是有相當大的距離，或者說不在同一層面上，魏提出的民主化，即憲政民主自由人權核心價值，是站在民的立場上提出的，而中共提出的現代化，強調的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管理。

對社會或百姓進行有效的管理與治理，馬上使我們想到了無所不在的攝像頭監控設備，還有周永康時代發明的網格化管理，以及新近北京媒體報道的，小區大媽對小區上千居民的明問暗訪，並用小本本登記的方式，警方現在不僅荷槍實彈，而且北京警方已裝備激光透視眼，可洞察百米外的車內。對社會與百姓的監控，已無所不用其極了，使每一個市民都被置於公權力監督之下。但，誰去監督公權力呢？媒體人不能私自批評黨政，也不能跨區域跨行業批評，人大代表是有關部門內定的，司法是在黨委領導之下，那麼只有靠中紀委巡視了。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不是意味著對國民管治用現代化技術手段，加上文革時代的全民動員方式？

反普世價值反西方價值反憲政民主，正在中國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一場風暴。價值理念上不與國際接軌，但卻要實現第五個現代化即政治現代化，最終結果只會是用現代的技術，對百姓進行封建化管理，儘管百姓可以相對自由流動，但一切全在政府掌控之中，而對網路上發出的聲音，也進行無微不至的敏感詞刪除或賬戶封殺，再加上網際網路防火牆，基本就可以實現國家對信息的有效管控，國家可以藉助現代技術管治百姓，但百姓無法藉助現代技術，實現信息自由化，更別談政治民主化了。

自上而下的單面管治，我們稱之為一點零版的統治，即統而治之，集權或極權，都有統治的價值，它主要通過號令天下、令行禁止，但在經濟日漸自由化的今天，任何強大的統治都無法達到這樣的政效，我們看到，在幹部教育整風過程中，習親自到河北省、蘭考縣，甚至直接到村莊村委會，與幹部群眾直接對面交流，習要通過一個試點，讓全國效仿，以正全國黨風政風。習應該想想，毛澤東那樣的個人影響力都無法做到，他現在這樣的境況，更是望塵莫及。即便他在取消勞改惡政這件事情上體現了新政良心，但取消了一個惡政，馬上就會有其它惡劣的方式彌補，地方政府與警方會通過法律培訓班、黑監獄、精神病院等方式，使正常維權者無法上訪或通過法律方式實現正義。

習無法以所謂的親民方式、整風方式達到令行禁止，中紀委也不可能清查海量的腐敗分子，那麼，新政必然還要採取過去統治者的老路子，就是強權下壓，穩定壓倒一切，任何地方領導都要保證各地穩定，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雙重承包，出了問題就不僅問責，還會對其進行經濟與政治審查，這樣的強權下壓模式，是極權治下的最簡單的管治方式，我把一方權力給了你，你就得替我掙錢（發展經濟），你就得替我穩定（穩定壓倒人權）。

這種壓力結果呢，當然最終是由百姓承擔，地方要發展經濟，必然要強力開發，必然要與百姓爭利，通過強拆強征，使地方政府利益最大化，而為了維護穩定，也必然窮盡一切手段，使地方政府自己製造的不穩定不見諸媒體，不讓中央政府看到。

對媒體的控制也一樣，各個網站要保證不出現領導們不喜歡的敏感帖子，一旦出現就會處理相關網站，取消其某些項目權利，使網站與編輯蒙受經濟損失，甚至被除名。結果呢，網站只有通過大量刪貼、封號、設置敏感詞過濾，使網路信息自由嚴重受損，網站信譽與經濟利益也大受影響。

習李新政，如此這般，還是被套進了極權統治的老路子上去了。習的集權如果不能解套，不轉型到二點零版的政治治理方式中，那麼，集權到極權，只有通過強權使自己的新政成為暴政，暴政激化各種社會矛盾，就會出現大量暴民，暴力事件就頻繁發生，和平時代就會如同動蕩的亂世。自上而下的單面維穩模式、中紀委一己力量治官模式，都在傾國力與政力而為之，均接近臨界點，如果不向真正的現代政治文明轉型，結果必然是大崩盤。

司法獨立、發達的公民社會、民選的人大代表、自由的媒體與開放的網路、中共的合法化與正常化等等，習要實現第五個現代化，必須尊重普世價值理念向這些方式轉型，這些方式與目標不能達到，政治不可能現代化，只會文革化、封建化甚至法西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