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成敗皆因制度陷阱

從去年開始，中國的「成功人士」成批倒下。其中有曾經貴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周永康，還有中央軍委副主席。彷彿精英衰敗曲只有這些主角還不夠熱鬧，媒體明星芮成鋼最近「被檢方帶走」，為這場戲劇增添了一些娛樂性。

這些人沒進去之前，都是「黨國柱石」，千萬人艷羨的「頂級成功人士」。人們看笑話之餘，卻很少去思考，這些人的成敗皆因中國的政治體制。其興，是藉助於體制之弊，即政治保護關係的潛規則；其敗，則因他們賴以立足的政治保護關係被摧毀。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何」。

在中國政治長跑中勝出有多難？

最近一年的反腐，先後有30多位省部級官員落馬。中紀委巡視組2013年的8個巡視點處理的12759人中，有68名廳局級官員。因為有本文開頭那幾位的顯赫位置做比照，省部、廳局級官員已不算大官。但在中國公務員上升通道中，這些人的成功已經是萬里挑一了。

按照財經網《中國官員升遷圖：從科員到省部級》（6/6/2013），2012年參加公務員考試的人123萬，招募比例1.45%，也就是平均68個人中只有1個人被錄取。進入公門后，從科員到縣處級幹部的升遷比例為4.4%；縣處級幹部到正廳局級升遷比例為0.01%；正廳局級到省部級升遷比例為0.025%。算下來，689萬公務員，3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98個中央部門，從普通公務員上升到這些部門黨政一把手的幾率是1/5萬。

由於鄧小平定下的選拔標準除了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之外，還得有基層工作經驗。紅二代雖然有起跑與提拔快這優勢，但最終跑至省部級的也不是很多。平民子弟朝中無人，一切從零開始，所有的「貴人」，得在工作中遇到；所有的關係，得從仕宦生涯中結納。今年中國關於「一號專案」（澎湃設此專欄）的報道，讓北財新、南東早（澎湃即其變身）獨領風騷。財新系列的報道向來有獨家之秘，著重於貪官的「今生」；南東早（澎湃）沒有這種獨家之秘，只好另闢蹊徑，挖掘「前世」，即官員們成功前的往事、前傳，如《周濱之父周元根往事》、《李東生前傳：一腳中南海一腳四合院》、《少年余剛：當首長秘書後老師求見遭拒》，三篇採訪記述的基本上是這三位寒門出身的官員青少年時期勵志向上，終於鯉躍龍門，考上大學再入仕途的勵志故事——那時候，中國的高等教育還未產業化，招生有限，考大學實是「千軍萬馬擠獨木橋」，大學生不似今天這般廉價。

被媒體省略的關鍵：政治保護主義

中國是官本位文化。凡屬在省城甚至中央官至處長者，其成功故事必定在其本鄉本土成為勉勵鄉土少年的佳話。上述三人的故事應該算是中國平民千年夢想的實踐：耕讀之家，兒郎勵志，金榜題名，服務朝廷。這些寒門出身之人沒有父輩資源可資利用，每上一個台階，都依靠自己打拚。但是，在中國官場打拚，自有官場的潛規則，這就是必須尋求政治保護者，並與其形成一種利益共享、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政治保護關係。

在政治學研究中，西方學者經常使用「保護主義」這一術語來解釋發展中國家政治現代化過程中一些特有的政治現象。這種保護主義關係指在地位、財富和勢力上不平等的個人或團體之間為了利益交換而形成的非正式聯盟關係，主要存在於規模較小的社群或者地域中。在這一社群或區域里，地位較高的人（即「保護人」）利用其權勢及其掌握的資源保護並且施惠於地位較低的人（即「被保護人」），而後者以追隨、服務或者上貢作為回報。

在中國，「保護主義」的社會關係網路一直與正式的政治經濟制度並存，二者功能的互補，其實一直是中國政治制度的「特色」。前現代有科舉制，因此門生座主、同年進士及同鄉是重要關係；現代中國則有所不同，中國的現狀表明，「保護主義」政治關係不僅僅與傳統社會的人際關係有關，而且與現存的政治制度有關。它奠基於黨政部門及其官員掌握權力、而本屬於「天賦人權」範圍的公民的許多基本政治經濟權利被壓制的制度環境里。在這樣的環境里，民眾不僅無法通過制度化管道得到與資源分配相關的機會，基本權利更是經常遭到公權的侵犯。為了在這樣的環境里生存與發展，許多人不得建立和發展「保護主義」的社會關係，從而通過正常制度外的管道得到別人無法獲得的機會與資源。

自從中國的經濟改革開啟了「權貴私有化」這條化公共財為私有財的通道以來，掌握資源的政府部門就形成了一條條食物鏈。中國官場的「保護主義」關係網路不僅服務於權貴及官僚利益集團成員之間的相互交易，而且也延伸到商界和其他社會群體（包括黑社會組織）之中，成為人們通過官商勾結（包括「官黑」勾結）致富的關鍵紐帶。換言之，改革開放以來，這種「保護主義政治」沿著兩個方向伸展，其一是保護主義政治關係幾乎全面覆蓋了黨政部門，其二是官商關係日益「保護主義」化。沿著這兩個方向伸展的保護主義並非各自孤立，而是互相影響。尤其是在近年基層政權黑社會化過程中，這種互相影響非常明顯：在鄧小平時代，官商（包括官黑）勾結的利益集團還剛開始成形；到了江澤民時代，這些利益集團的勢力進一步坐大，在黨政部門內已形成一層又一層盤根錯節的利益保護關係，凡有利於這些利益集團的法律政策執行起來非常通暢，而任何不利於這些利益集團的法律政策則形同虛設。這種利益集團影響國家政策的情況我曾概括為利益集團「俘獲國家」（Capture State）。

潛規則與明規則共構「制度陷阱」

無論是周永康的秘書五人組、川幫石油幫部屬，還是徐才厚那成為少將等軍中高官的四大秘書，都是在他們入了「公門」之後，得其上司賞識，納入門庭，在政治體制之內結成了「施惠—受惠—回報」這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政治保護關係。劉漢與周濱的關係則是官商關係保護主義化的產物。這種關係的產生，是中國政治制度設計的缺陷所致，即明規則與潛規則共同構成的「制度陷阱」。在官員升遷中，明規則只是桌面上的擺設；潛規則，即買官賣官形成的利益輸送機制，在起實際作用。

這些寒門出身的精英們共同跌倒在腐敗受賄上並不希奇，因為這種政治保護關係的存在本來就是為了更好地瓜分資源。這種根深蒂固的制度性腐敗，最近卻被中紀委某官員說成是受西方腐敗文化的影響，這實在有點太過「謙讓」了。首先，官場腐敗在中國有著悠久的傳統，有人曾考證過今天的腐敗名目與清朝的異同及傳承關係。比如，端午、中秋、春節、上司家藉婚喪喜慶收禮，基本源自清代官場慣例；取暖費源自清代的炭敬，降溫費源自冰敬等等。至於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本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在《周濱之父周元根往事》與《少年余剛》兩文中，都記有親戚鄉親們希望受到二人照顧而不得，因此產生怨念的細節。這種希望因鄉土親戚關係受照顧的心思，其實就是腐敗文化的心理基礎。

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會形成一種內部瓜分資源的政治保護關係。這些通過辛苦打拚終成人上人的寒門出身的官員，其成功受益於政治保護關係，其失敗也源於政治保護關係。可以說，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不僅嚴重剝奪本國人民的基本權利，也成了官員們害民最後害己的根源。